美元霸权地位一时难撼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 李晓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认为“美元体制”是难以持续的。这也是强烈主张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们的主要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客观地分析并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需要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是要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陷或弊端；二是相应地，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改革或调整该体系的缺欠，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认同该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可持续的，所需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各种努力包括推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来防范、减少它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倘若我们强调的是改革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甚至是破旧迎新，就必须思考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是否有完美的国际货币体系？第二，美元真的衰落了吗？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或调整往往伴随着霸权更替，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前提，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现阶段美国霸权衰落或被更替的可能性？第四，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此次危机过后，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支撑者，东亚各经济体能否迅速摆脱对它的依赖？

　　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利益而无矛盾的国际货币体制。自1960年代起，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一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但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这些都说明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美国“金融霸权”尚难动摇
　　现代经济学对国际分工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工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关系，而对国际范围内金融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国际分工的发展变化重视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新型的分工形态。以美国为代表，它基于金融业发展的比较优势，成为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 “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制造业发达的“贸易国家”。因此，“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在本质上是金融业与制造业长期分工发展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是内生决定的，短期内依靠改变国际货币规则或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同样地，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霸权”，也会有其他国家成为具有金融市场比较优势的国家，全球经济失衡与美元霸权或美元的主导地位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的变化决定了“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失衡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霸权衰落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或美元霸权的本质与以往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胀率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维系美元资金的还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财富，更实现了美元(国)对全世界的“绑架”，使那些向美国输出商品、资源的国家成为美元(国)的“人质”——它们必须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
　　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东亚难以摆脱对美国依赖
　　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七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因此，东亚地区在短期内摆脱对 “美元体制”的依赖是困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通过维持出口顺差格局带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与动力比危机前更为强烈。经验证明，出口增长一直是东亚经济体恢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不论危机中或危机后美国国内储蓄率和消费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市场依旧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可以说，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这是“美元体制”存在并得以运行的基础，其解决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仅仅依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秩序调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
　　尽管全世界认识到了改革不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但从目前来看，全球金融秩序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甚至比预想的还要悲观。一方面，美元霸权或美国的“金融霸权”在短期内是无法撼动的，危机过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运转能力依然会很强，东亚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故将继续对该体系保持支撑；另一方面，当前无法看到其他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虽然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重要的利益诉求，但进展可能会十分缓慢，而且，尽管逐步发挥本币的国际作用已成为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的政策方向，但从欧元的成长及其近期暴露的一系列制度性问题来看，它们的崛起必定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甚至还会出现重大的反复或波折。总之，“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作者简介：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长策智库研究员。
　　通胀减债诱惑难挡
　　中信证券债券销售交易部执行总经理 杨辉
　　马丁·沃尔夫曾从美国和债权人两个角度非常详细的讨论了全球失衡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债权人愿意提供融资，失衡可以持续下去，但是赤字的爆发性增长是不会永远持续的。当外部赤字积累起来时，美元将贬值；投资者也会索取更高的回报要求。一旦外国政府开始削减资金数量时，将是一个残酷的“硬着陆”，美国利率的飙升和美国汇率的贬值。
　　那么如何调整这种失衡的局面呢？一种渠道是依靠较高的出口无法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对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可能性不大。
　　此外，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全球范围内进行实际汇率调整，以及资金吸收(或支出)占GDP比例的变化；而实际汇率的大幅变动必然引起名义汇率的变动，因此这就意味着要么货币贬值国家出现通缩，要么货币升值国家出现通胀，或者两者同时出现。
　　因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要实现贸易平衡，无论是通过实现再工业化、推动出口还是通过汇率调整，贬值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经济失衡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发达经济体的庞大的财政赤字问题。理论上讲，解决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问题有六种可能的办法：其一是财政赤字压缩；第二是违约，有各种的形式，例如改变偿付条件；第三是通胀；第四是靠其他人的救援；第五是降低公共债务的利率；第六是依靠经济增长。
　　在上述办法中，经济增长和降低利率不是政策选择，财政收缩要求社会协调和政治一致，政治系统能够采取行动压缩支出或者加税。违约几乎是最后的选择。而通胀手段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债务中有大量以本币计价的债务，这是通胀激励的问题；二是有较为灵活，受政治干预少的中央银行，这是通胀能力的问题。这两者兼备的国家基本上只有美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一再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上升几年，长期利率就会上升，而美国的债务负担就会进一步急剧上升，到那时 “用通胀摆脱债务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根据相关测算，如果美国通胀年率达到6%，只要经过四年，美国的国债余额/GDP比就可以下降20%。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本币贬值、制造通胀是美国解决经济失衡尤其是债务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手段。除了从上述角度分析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美国与其他债权国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美国而言，美国负债是以美元来衡量，而美国的金融资产主要是以其他国家货币计价的资产尤其是以股权的形式存在；对于债权国则恰恰相反，负债是本币，而资产是美元。同时，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负债主要是以债权形式存在的，而这些资产的收益率比较低，同时主要是以可能遭受贬值的美元计价。这就意味着货币错配的情况下，美元贬值对本国和债权国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对美国特别有利。根据沃尔夫的研究，1989年到2006年年底，美国用于减少经常账户赤字的累计净资本流入达到5.308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净外部负债头寸仅增加了2.151万亿美元，实际抵消了3.157万亿美元。这一巨大差异部分是由汇率的变动，造成了2000亿美元的增项，不过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资产与美国负债之间的有利相对价格变动，即美国海外资产的价格表现要好于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资产的价格表现。美国学者豪斯曼和施图尔辛格指出“国家的金融头寸所产生的收益是衡量其资产真实价值的好指标，一旦资产能被正确估值，美国就是一个净债权者，而不是一个净债务者”。余永定教授也认为，如果美元充分贬值，美国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它的债务负担。
　　如果说上述分析是美元贬值和制造通胀的内在因素，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即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政府对美元的信任问题。在各国对美元安全性普遍质疑、债权国对美国提供融资支持的动力减弱的情况下，内因与外因共同发挥作用，通过货币贬值、制造通胀就成为美国可能采取的重要的再平衡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