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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一个疑问：在一个行业中，是否会出现过度竞争？按照微观经济学，即使完全竞争下，一个行业中理性厂商的决策也会导致行业的调整，直到长期均衡，长期均衡才是有效率的，但在达到长期均衡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行业过剩之类？教科书没告诉俺。

国内很多文章都说某个行业过剩，过渡竞争，其实是没有考虑到对长期均衡的趋近，把竞争过程说成是过度。

既然在平均成本曲线上，长期均衡是短期均衡的包络线，那么在从数学上讲，在无限微分下，就不存在浪费了。所以，应该是没有过剩一说。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至于现实情况，那么就复杂了。江小涓以家电行业作为一个实证分析，结论是：必要的重复建设（浪费/过剩）是需要的，因为只有重复、替代才有竞争，才有中国家电业顽强的竞争力。理论上，只要竞争是自由的，非行政垄断的，而且退出没有政府阻碍（有退出成本），那么适度的过度竞争就是合理的。目前的问题是，很多行业的退出是有成本的，这成本是政府施加的（如解决下岗职工问题），使得真正的退出、亏损的外部性没有完全内部化，类似于软预算约束。所以，这种过度竞争比之于自由条件下的过度竞争可能危害更甚。所以，我也拿不准是否应该批评“过度竞争”。

关于政府最佳范围问题。

哈特、施莱佛和维什尼（1991）在这篇论文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何时政府应该“make”（in-house provision/自己提供服务），何时又该“buy”（government contacting/外包服务）？如果由私人提供，成本可能更低，但是质量可能更糟。如何在其中权衡取舍？

哈特等人采取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假设政治家可以将一项公共服务交给公共官员生产，也可以外包给私人生产。在完全契约（complete/comprehensive contract）下，两种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是一样的。技术地说，就是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即便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为了理解政治家的选择差异，我们必须从不完全契约和剩余控制权入手。

在文中，如以往一样，哈特等人仍然以质量的不可缔约性（uncontractability）表征契约的不完全性（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当质量是不可明确的时，人们普遍担心私人服务会以降低质量来减少成本，私人学校、私人医院和私人监狱都存在这种公众担心。那么，在何种情况下私人服务的质量会更高、成本会更低呢？

传统观点从竞争的角度来解释私人服务的有效性，哈特等人反驳了这种观点，因为公共机构和团队之间也可以有竞争，而私人机构也可能是垄断的。哈特等人的分析也不同于假定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或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而是认为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之间最根本的差别是剩余控制权的分配问题。

论文的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假设无论是官员还是私人机构都可以花费一定的时间，降低一项公共服务的成本或者提高其质量。但是这两种创新是不可缔约的，存在权衡取舍关系，而且需要使用所有者的资产。官员和私人的差别是，官员没有剩余控制权，因此任何创新的举动必须征得政府同意，创新的收益必须与政府分享，而且官员是替代的；私人有剩余控制权，可以自主创新但需要和政府再谈判更高的价格，因此私人有更多的激励去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但是私人过于降低成本而忽略提高质量的逆向效应。文章认为，降低成本对于提高质量的逆向效应越大，就越是倾向于由官员提供，同时这与政府给予官员的激励强度和政府对于质量的要求有关。如果考虑到事后竞争，那么就更倾向于私人提供。如果考虑到官员的腐败问题，情况就更加复杂。

（中间略去几百字）

这篇文章的问题在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本身，主要是剩余控制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差异问题。文章假设，私人提供者具有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因此能够获得降低成本的全部好处，（纳什谈判解下）能够获得提高质量的一半好处。而公共提供者（典狱官）只能按照一个比例（反映不可替代性）来分享降低成本和改进质量的好处。但是，事实上，一旦公共提供者（典狱官）与政府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契约，他对于具体事务同样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表现在供应商的选择，付款方式，产品品种、质量和价格的确定。政府负责采购的官员享有广泛的权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与委托人政府的廉洁与否关系不大。因此，文章对公共提供者（典狱官）的行为的假定过于牵强。一旦放开这个假设，那么结论可能就是两种采购方式无差异。

......

今天再回头来看楼顶的案例，突然又发现哈特等人的分析框架竟然用不上。因为哈特等人分析的是公共服务（监狱、医院）的私有化问题。而案例是产业政策的范围问题，产业政策显然不是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实施，除非它不实施。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但是可以委托给私人进行——此时才用得上哈特等人的分析框架。

绕了一圈，似乎又“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1 16:40:08编辑过]

今天饿了，要去吃饭，无法全面回答，只是简单说明个人观点：一，政府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它有强制力，所以按一般企业去分析会有很大偏差；二，长期看没有过剩不等于短期也没有吧，要知道，长期是一种趋势，短期才是现实。就像长期来讲，由于竞争的原因，各行业应该会有同一平均利润率，但（即使是美国这长几百年市场经济的国家）短期来讲，任何时刻哪个国家也不可能达到各行业利润一致的地步吧；三，过度竞争无防（只要没有强制力的干预）

我想说说国家所谓“过剩”的初衷吧，大家认为国家认为“过剩”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可以衡量么，企业间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所谓过度竞争的问题（如果说有，那只能说是这样的竞争给国有企业带来了伤害，政府看不下去了）。一个企业在进行生产决策的时候，他是自负盈亏的，即使考虑银行贷款的问题（其实国家不让银行贷给某些企业的款项，是不是行政违法？我不知道），它们会对自己负责的。银行也应该最自己负责。我想国家的出发点是社会效率？？社会效率我看他们也拿不准，因此最后的结论就成了当竞争过分损害了国有企业利益的时候，也就是政府出面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政府的“过度竞争”

当我们要分析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时，需要认识到中国的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省级政府与地市县一级政府的利益也完全不一样。甚至各级政府中的不同部门利益有经常有冲突。显然，在进行中国经济问题分析时不能简单地把政府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加以考虑。

铝在原来由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统一运作时，是长期短缺的资源之一，铝业公司也是极为盈利的部门。这也是为什么有色总公司把大量亏损的企业和矿山公司下放给地方政府时，但却把制铝企业整编到铝业总公司。

由于制铝企业能赚钱，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建立自己的制铝企业。一旦开了口子，允许地方政府投资建厂——通常情况下审批部门（发改委的官员们）是乐于同意的，他们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准租，这主要取决于有色公司的谈判力——，地方政府在投资设产时通常会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和经营亏损（有色金属业是高度风险性行业），他们更多地考虑了投资可能解决干部安排和当地就业问题，于是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不可避免。

过度竞争的益处与否，取决于不同的行业。像制铝这样大量消耗资源的行业，需要限制有色总公司的独家垄断，但过度竞争从总体上对我国是极为不利的。

铝业面临的困难，最后由政府出面协调本身又进入了另一个更坏的局面。这降低了企业之间可能进行的联合与兼并，以及限制了企业经理们面对困境的能力。没有具备能力的经理和“企业家”，市场经济的培育也就不可能了。

什么叫过度竞争?经济学中有所谓的过度竞争的说法没有？铝行业确实是高能耗企业，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亏损，就关门倒闭了。也就不会继续浪费了。

问题是，如果认为的订出一个行业的容量（例如这个行业应当拥有的产能），那么对于后来者呢？他们就无法在获准进入这个行业，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位者的优越心理，一旦出现竞争局面，就上政府报告是过度竞争了，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总体分配。这是极为荒谬的。这同计划经济的区别也就是微观主体自己决定生产量了（事实上我看他们也决定不了），政府人为的限制了该行业的产能规模，本身就是一种行政垄断干预。

应当允许后来者的进入，这样会对在位者造成竞争压力，促进其改进生产技术、节约成本、提高运作效率。而不能认为外在的给出一个所谓的最佳标准，这个标准是定不出来的。通过竞争能实现这个效率。在实现之前，决策者自己都不会明白最有生产能在哪里。

所以，总结来说。过度竞争的说法是个骗局。这本身妨碍了在位企业效率的提升。

所谓的过度竞争，可以从长期的市场供求关系加以分析。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的生产成本低于市场价格，这个行业就处于过度竞争状态。如果只从短期分析，是无法理解过度竞争现象的。

我国之所以存在过度竞争，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行为的结果，既使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依然进行生产，甚至增加新的投资。

楼上的错误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考虑长期，二是没有考虑中国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当然，在新古典范式内是不可能存在过度竞争现象的。但是，当应用理论研究具体问题时，本本主义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和有问题的结论。

在我看来，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归们正是犯了这种本本主义。

看看这哥们儿写得也还挺辛苦的，在杭州找企业调查很不容易的，而且这方面的理论文献的确比较少，大侠们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