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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表示，中国要崛起，不应是“低人权”的“中国模式”崛起，而应是争取有更高人权的中国国民崛起。 秦晖所作《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文章。文章首先认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即横向比较而言，属于“低人权”，但是，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低，而中国以低的人权却拥有着高的增长率，故称“中国模式”为“低人权优势”。 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文章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坚挺的GDP增长率，这种“低人权优势”即是近些年被西方经济学家广为称赞的“中国模式”，包括大力肯定这一点的奈斯比特（J.H.Naisbitt）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一书。 文章指出，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文章进而举例说在中国视为友好国家的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华人处境凄惨。比如印尼排华、红色高棉捕杀华人等。与之相反的倒是，中国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编者注：指美国），却对华人最开放、最友善，比如，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 文章因而指出，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中国“崛起”了，结果把那些中国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华人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中国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华人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中国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因此，中国崛起，不应是上述的“低人权优势”中国模式崛起，不要说中国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中国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 文章呼吁，中国应该争取国民崛起，中国应该改变，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如果中国在自由与福利两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秦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公共知识分子。致力于研究转型期的中国改革。秦晖言：中国是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还是从权家通赢走向赢家通吃，陷入“ 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平”循环的怪圈，就看我们此时的选择了。 文章全文两万余字，附后：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什么是“中国模式”？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 --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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