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是制约农户获取贷款的因素之一，联保贷款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本文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在选择联保贷款小组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分析农户在联保贷款中的信任选择趋向，为完善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联保贷款，信任选择，因子分析
    一、引言
    农户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是制约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了各种创新。为进一步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业务的管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农户服务，200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原《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联保贷款管理指导意见》，希望通过相互熟悉的农户组成担保小组，以一种联合信用担保的形式，解决向农户发放贷款时缺乏抵押品以及农信社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联保小组是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的，他们在选择组成联保小组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表现出了什么样的信任选择趋向？信任选择趋向如何影响了联保小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本文在实地调查资料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度出影响农户选择联保小组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中的信任选择趋向，对理解农户的信任趋向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参考。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农户基本经济行为特征是农户选择经济信任的基础。关于农户经济行为的假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有，T.W.Schultz（1979）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户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农户追求的也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农户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S.Popkin（1979）指出小农的农场完全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刻画，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或者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的原则去行事。以上两者的观点都认为农户为“理性小农”，理论界把其概括为“舒尔茨—波普金命题”。J.Scott（1976）通过细致的案例分析指出，小农经济坚守的第一原则是“安全”，具有强烈生存趋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害也不会冒风险去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农民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的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道义小农”理论。黄宗智（1990）在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特征不能简单的用理性小农或者道义小农来划分，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比如光宗耀祖的理想和对家族面子的追求。
    经济主体的合作必须也必然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信任是“对于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他人能力的信赖；二是对他人履行义务和责任的信赖。Luhmann （1979）认为信任与资讯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信任的必要性在于时间限制导致的资讯不足，在资讯收集达到某种程度以后，进一步搜集资讯将因代价太高而几近无法搜集资讯，此时就需要投注于信任。他还将信任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人与人交往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另一类是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制和约束为基础的制度信任；而韦伯将信任区分为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和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遍信任。McAllister （1995）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将信任分为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和认知信任（Congnition Trust）两种维度，认为认知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可信性与可靠性的信念，这是根据经验进行理性判断的结果，依据一定的理由相信对方的能力、正直、诚实、公正和可靠等个人特征；而情感信任则是基于相互的关心与照顾，反映信任双方之间特定的情感联系。Mayer等（1995）将品质信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方会基于另一方做事情的能力而产生的基于能力的信任；第二种是由于另一方具有关心信任者福利的友善态度而产生的基于善意的信任；第三种是因为被信任者认同并遵守一些信任者所认可的原则而产生的基于正直的信任。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经济学逻辑是依靠交际圈内的熟人关系解决在经济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农村社会的经济包括经济合作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彼此熟悉的信任基础之上的。
    联保贷款制度实施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对联保贷款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进行了研究。赵岩青、何广文（2007）考察了联保贷款的有效性，研究表明：联保小组的形成、借贷双方重复博弈机制的形成、信用社对于风险的甄别与控制、法律能否有效发挥惩罚作用等前提条件在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并不能够得到满足，加之农业经营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才导致农户联保贷款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江能、邹平等（2008）通过构建联保贷款与传统贷款还款模型，对联保贷款与传统贷款还款率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联保机制对提高贷款还款率既有优点也有缺陷。当社会惩罚有效时，联保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有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否则，联保贷款内生的责任推委机制对借款人还款行为存在负激励。李爱喜（2009）以浙江省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相关数据，在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等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农户金融合作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从总体来讲影响农户金融合作行为的因素很复杂；尽管农户对农村信用社的认同感比较高，但是入股意愿并不强，因此，这种认同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伪信任”。从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农村合作金融是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信任是保证其稳定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联保贷款作为合作金融的一种形式，其运行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同样也很大程度上受到联保成员之间信任趋向和信任程度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是通过实地调查所得。我们首先依托山东农业大学SRT计划（五户联保贷款情况的调查分析）由研究小组先对寿光和泰安两个地方的农户联保贷款进行了初步的抽样调查，通过入户访谈，大体掌握了他们在选择联保小组成员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地域主要是山东省内，调查方式是采用随机的选择联保小组的方法，调查的对象是已经加入了联保贷款小组的农户。期间共发放调查问卷370份，有效回收292份，其中剔除了一些存在明显失真的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8.9%。在所受访者中，男性占了89.4%，女性受访者占10.6%；年龄分布大体为，25岁及以下占15.4%，25-35岁占20.9%，35—45岁占36.2%，45—55岁占17.8%，55岁及以上占9.7%。中国农村家庭中占有决策地位的基本是以男性青壮年为主，受访对象的性别和年龄分布特征保证了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根据有关文献的研究结果，结合初步调查的情况，锁定了农户在选择联保贷款小组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①关注其家庭年收入，②关注其家庭住房情况，③关注其有无值钱的农机设备，④关注与其平时的关系，⑤对其家庭情况比较了解，⑥对外关系比较广泛，⑦周围的口碑是否好，⑧一直讲信用说话算数，⑨跟自己的关系近不近，⑩办事稳重有能力。将以上十个变量分别标记为A1～A10，对每个陈述问题的回答分为“非常不关注”到“非常关注”五个等级，参照里克特五点量表的方法将回答分别计分为1-5.在获得样本数据后利用主成份因子分析对十个变量进行分析，从而测度影响农户选择联保小组的主要因素。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292个样本的10个变量的里克特分值的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发现，在十个变量中A4、A5、A7、A8、A9五个变量的均值较大，标准差较小，说明农户在选择联保小组时所考虑的因素中，这五个因素是大家集中考虑的主要因素。

    表1 里克特量值的描述性统计

    （二）因子分析
    1. KMO和Bartlett‘s test检验。KMO检验统计量主要用于比较变量间的简单相关程度和偏相关程度，当KMO的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强，这时候变量做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而KMO的值越接近于0，意味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弱，这时候变量做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差。一般认为KMO值接近0.8，则做因子分析效果是较好的。Bartlett’s test是对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统计学检验的方法之一，用于评价因子分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调查数据的KMO值为0.76接近0.8，Bartlett‘s test的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0，综合两项指标说明从问卷各因子组成项目的效果和样本的充足性来看都适合做因子分析。
    2. 共同因子的提取。本研究采用主成份分析法来提取共同因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了4个因子。为了更好地对因子进行分类和分析，本研究采用方差最大法将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因子系数向0和1两极分化，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3. 因子分析。（1）从第一共同因子中我们发现A4、A5、A9变量的因子载荷较大，可见“关注与其平时的关系”、“对其家庭情况比较了解”、“跟自己的关系近不近”是农户在选择加入联保小组考虑的因素。这三个变量都是农户联保小组成员获取其他成员有关信息的有效渠道，农村中平常关系较好的农户之间联系较为密切，无论血缘关系还是邻里朋友关系，与那些自己平时交往较多的农户结成联保小组可以及时获取对方的信息，有效解决了小组成员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可以把第一个因素定义为“信息因素”。
    （2）从第二共同因子中我们发现A1、A2、A3变量的因子载荷较大，这三个变量相对应的分别是“关注其家庭收入”、“关注其家庭住房情况”、“关注其有无值钱的农机设备”。在农村家庭住房情况是反映和衡量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重要标志，而有无值钱的农机设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的家庭经济实力。农户在选择联保小组成员时通过考虑对方的这三方面的情况来衡量其经济实力和抗风险的能力，以便寻求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从我们调查中发现这样的小组更稳定。因此，可以把第二个因素定义为“经济实力因素”。
    （3）从第三个共同因子中我们发现A7、A8变量的因子载荷较大，“周围的口碑是否好”、“一直讲信用说话算数”也是农户在组建联保小组时考虑的因素。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群体中没有文字性的信用记录，一个人的信用是通过周围人群来评价，通过口头来传播记录的。农户在选择联保小组成员时，要考虑这个人在周围的口碑和其以往是否讲信用，通过这个渠道来考核对方的历史信用问题，从而选择那些具有较好历史信用的人员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以降低自己负连带责任的风险。因此可以把第三个因素定义为“信用因素”。
    （4）从第四个共同因子中我们发现A6、A10变量的因子载荷较大，农户在选择联保小组时将“对外关系比较广泛”、“办事稳重有能力”也作为考虑因素。“对外关系广泛”和“办事稳重有能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家庭的负责人具有较好的个人素质。被调查人员普遍认为与对外关系广泛办事稳重的人合作，不但不用担心其贷款还不上，而且这样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门路给自己带来便利。因此可以把第四个因素定义为“个人能力因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农户组建联保小组中的信任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农户在选择加入联保小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信息因素、经济实力因素、信用因素和个人能力因素。农户在联保贷款中表现出来的信任趋向表明：农民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首先注意的是信息获得问题，对于与自己关系较近，能及时准确了解到对方信息的农户才是其合作对象的首选；其次才是考虑对方的家庭经济实力以及以往的信用和个人能力问题。
    农民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表现出了较强的“信息因素”倾向。因此，在组建联保小组时应该充分发挥农户自我甄别的功能，农户的自我判断和建立其上的选择往往更有效。为提高联保贷款小组的效率，保证联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在推广联保贷款时应遵从公开透明的原则，建立通畅的信息渠道帮助农户甄别和选择合作对象。具体建议措施如下：
    一是建立农户联保贷款的预登记制度，通过预登记制度，便于有加入联保贷款小组意向的农户搜集合作对象的各种信息，通过该制度帮助农户甄别和选择联保合作对象，提高组建联保小组的效率。预登记制度的建立同时，也便于农村金融机构及时了解客户贷款需求，做好贷款计划安排。
    二是建立联保贷款农户的经济信息库，通过信息库向农户通报的方式，不但有利于联保小组成员动态了解本小组成员的基本经济信息状况，便于联保小组成员的互相监督，而且有利于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及时发现联保贷款中的风险，以便及时化解和处置风险，减少不良贷款出现的概率。
    三是在建立信息库完善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应该放松对组建联保小组条件的限制，在保持3-5户为一联保体的同时给予农户更大的选择自由，充分利用农户之间比较熟悉，获取信息通畅的条件实现联保贷款的互相监督，最大限度的降低违约风险，降低农户贷款的管理成本。
    参考文献：
    [1]Popkin S. 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2]McAllister，Daniel J.Affect and Cognition 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7（1）24-59.
    [3]Luhmann，Niklas. Trust and power.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1979.
    [4]黄珺. 信任与农户合作需求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
    [5]李爱喜。 农户金融合作行为与影响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8）。
    [6]杜立群，曹彬。农村信贷市场联保贷款效应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
    [7]赵岩青，何广文。农户联保贷款有效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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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唐红娟。农户联保贷款的运行机制及其实践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6）。
    [10]金俊峰，付伟。对农户小额贷款多户联保模式的分析[J]. 农村金融研究，2008，（7）。

作者：徐汝峰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