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理性最大化-均衡"是新古典范式的内核,言其一必称它二者.

个人主义是经典物理学中质点的隐喻,均衡是牛顿第一定律的经济学类比,理性最大化是个人主义与均衡的充分条件.

对理性的批判早已有之,最具影响力是还是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概念,这成为诺思、威廉姆森等制度变迁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最大化假设最具挑战性的替代是“满意假说”。给定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隐含了最大化的潜在假设，这在奠定了数学中拉氏公式或者库恩—塔克定量求最优解时前提条件（形式化模型泛滥），所有个体的最优即是社会的最大，因为个人主义认为社会现象都是个人行为的结果，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应该从个体出发，给予解释。从个体的理性最大化得出局部均衡，再沿着个人主义路线得出一般均衡，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图式。隐喻就是自由市场符合资源配置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其中包含了社会经济政策立场），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到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都是同样的自由市场思想。

这都是纯理论的模型化假设，这在理论学习，特别是逻辑主线明显的理论研究中要明确。然而现实中的人，还是马克思、老制度学派、历史学派的提法更恰当，“人是社会的人，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变化的原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伦理、本能、习俗等非理性的因素对决策的影响相当之大，有人认为人类80%的决策是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本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些替代性的理论与假说，但是不免陷入了这三位一体假说陷阱场，只有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仍在坚持另一种理论内核“制度-历史-演化”，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讨论这种问题也有意思

从边际革命爆发至今，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走上了庸俗的道路，这部分是由于人们摒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方面决定价值—— 劳动价值论；而确立了供求双方共同决定价格，价值由劳动量衡量变为由人们的主观意识——即购买最后一单位商品愿意花费的货币量来决定的观点，进而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一起构成了微观经济学万丈高楼的第二层根基。

在理性人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尝试着用数学来衡量一些东西，数学的使用是伟大而有建设意义的，它使得经学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马歇尔（我觉得他在这方面作了很多事）所说，相比于那些精密的自然科学，经济学中的数学运用显得粗糙而简陋；但和其他的伟人创造的（社会）科学相比，它又是多么地完美。（西西，大概是这么说的）

然而时至今日，西方的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已发展至臻完美，需要做的只是修修补补（我在另一个帖子中留意到这个观点也被很多中国的同学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既然经济学已经没有什么好发展的了)，西方也包括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开始比技巧，比玩数学玩模型，数学的使用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数学有巨大的作用，因而也成就了现今的经济学。但数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现实中有很多东西模型解释不好。我想说，数学只是经济学一件华丽的外衣，失去了理论的内涵，他只是一个空壳。当我们回头看看，真正的大家已经不太执著于数学的使用，同样能把道理说得很清楚甚至更清楚。

当初，在数学被引入到经济研究的时候，经济学家只是想更好地说明问题，使表述更严谨准确。但当更先进的科技更爆炸的信息带我们走入一个更加扑朔迷离的世界时，我们发现需要更坚实更普遍的理论基础来支撑我们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包括理性人假设在内的一些基本理论，他们真的能解释所有问题吗？为什么还有人要批驳它呢？

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经过了数次争论最后仍能愈加稳固说明了这一点，而更多的批判或争论已是前人做过节解释的了，只是很多人不了解吧。

说了很多，有点不知所云，好像跑题了。

希望大家继续发言，让我们知道和了解得更多。避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

我想，没有跑题。数学的引入和加强正是由于理性假设的广泛接受（所谓正统）。这可能和这个学科的发展轨迹有关。想在数学上有所表达，必须以已知的规范为前提，这样反过来就促进了对符号系统和假设命题的认可。把经济学的发展和物理学的发展进行类比是大家都认为很有趣的事情，爱因斯坦扩充牛顿力学的最初机会来自牛顿体系的数学漏洞吗？ 不，是对假设命题的反思——超出牛顿体系之外。但是，就像后来看到的，在数学形式上，二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而且达到了语言解释上的继承。

不过，经济学还是关注人与社会的，物理学关注人与社会吗？是否迟早分道扬镳？冯诺依曼似乎没这么想过。我们对二者的类比是到一定阶段后就要修正，还是最初就不应该进行这样的类比？（太多的形式上的相似迷惑了我们？）

20世纪属于物理学。

21世纪属于经济学。

作为一个经历了几百年智慧积累的学科，经济学中理性的假设应该是决定性的，不可颠覆。作为一个仅仅发展了几百年的学科，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值得大家考虑呢！凡事帕累托就很狭隘了，而且无聊……

楼主的问题有意思，尽管并不新鲜。

随着讨论的深入,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最初的初衷了.

很同意楼上rova的见解,“21世纪属于经济学"。不但如此，我还想说，21世纪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中国的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飞速进步，在邓小平看来是摸着石头过河或者说是歪打正着。那么其中到底有什么内在必然性，以及如何解释这种飞跃式的经济进步，都是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感兴趣的问题。能够说清楚中国发展的深层内容，一定能得诺奖。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

然而中国的过去还不是国内外经济学关注中国经济的唯一原因，这种关注还来自于对中国未来的希望。中国的进步有多快？有人说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里，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方面要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来源于对被低估的人民币重新评估）。中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意味着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就更有代表性，更值得研究。那么作为身处中国的经济学者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这是我们这些立志把经济学作为事业的年轻人希望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做什么呢？我想研究中国经济，构建中国的经济学，必须对理论上最根本的要素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极有必要的，同时也是一些人在起跑时就被忽略的。

中国的经济学界（其实往往是学界的外部），总是有种极端的倾向。从曾经地对西方经济学的一概批判，到今天对它的一概接受，甚至出现了以能批判马克思经济学为荣的怪现象。我想，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学术环境（当然人大在这方面做得不错）。西经和马政经有不同的目的，要解决的东西不同，自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时候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每个环节，从而做到慎思慎取，不以讹传讹。至少是不盲目地拿来。

高鸿业先生的教材好就好在这里，我想全国也只有人大能这么做吧。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我想问一下未来的修修补补将是那些方面？新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大家是否认为这些新兴的流派对新古典的学说有颠覆性的作用？

此外，大家心中的中国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哪怕是一个轮廓。我还是觉的中国的经济学的重点不是去寻找新的理论，而是在于重构中国现有的制度以适应那些成型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里有个观点：社会的进步是在新的制度下交易费用降低的结果。如何重构中国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才是所谓的中国经济学的任务。

workhard师兄说得对,现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应和研究方法是不会被颠覆的.

而我这个帖子也想表达同样的意思。

理性人的假设是经济学万丈高楼的根基，我们要讨论它、理解它、把它弄个底儿朝天、要把它说清楚，就是想得出“这个假设有价值有可行性并且是站得住脚的”这一结论。进而，作为在这一假设条件下直接得出的等价命题或结论也必定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不能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淮南为桔淮北为枳，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条件不同。

条件不同就不能也不应一概而论。这是因为条件不同前提自然也不一样了，在西方觉得理所当然的条件在中国却显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甚至有些理所不然。是忽视了这种差异导致了这种桔生淮北为枳的现状。

那么到底是什么差异呢？我想，通过一番讨论，应该有所意识：差异不在于理性人假设这一点上，这种假设具有普遍说服力——进而我们同样应该承认以这一假设为支撑的新古典范式。我们所说的真正差异在于更高层的假设上面。

我们现在说的构建中国的经济学，不是彻底的否认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在更好的理论提出之前），它是对的，因为它解决了它要解决的问题。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讲，我们应该承认这种伟大的成就，这是理应具有的科学的态度。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中国所有的问题，所以在西方是绝对真理的东西拿到中国也就难称真理。

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经济学家解决他们所处环境下遇到问题时所给出的的研究方法甚至结论，但这是为了我们能解决我们所处环境下遇到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是非人物张五常说，经济学千变万化，但只有一招一试，一招是理性人假设，一试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经济学虽远非如此简单，但这却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因此，即使是构建中国的经济体系，也应从此入手。

前提摆在那里，我们也应围绕着前提进行学习和研究。“道可道，非常道”，既然没有常道，就需要我们围绕基本前提不断地校正和放弃以前适用、现在不太适用或者在外国适用、在中国不适用的理论，这既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待科学应具有的态度。

所谓中国的经济学，也必然是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为立足点，构造出的适应中国土壤的理论体系。其中必然会借鉴现有的理论，西方特殊条件下的理论最终将和这些在限制条件下修正了的理论一起，成为以后的人们进行研究的对象。

我们与其他希望投身经济学和正在投身经济学的学者将要或正在做的工作，应视为“经济学的体系”添枝加叶，而不应是“为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

任何理论都是经济学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作出的合乎逻辑的说明，而不是真理本身，这是我的观点。

这本来是在考研考博留学里发的帖子，后来版主觉得放在微观里可能比较合适，希望大家讨论。

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