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为谁签新广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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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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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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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0,5246,50404608x122010100800207,00.html


中国十一长假期间，全球汇战方酣，美国府会逼升人民币动作不断，亚洲与巴西等领先复苏国家则忙着围堵热钱大军。劝和不劝离的国际机构如IMF（国际货币基金）呼吁中国扩大汇率弹性，IIF（国际金融协会）则主张速速研拟新版广场协定。对于前者，中国从不排拒，只是不愿照着美国剧本演；对于后者，核心问题是：为谁签新广场协定？为了美国，还是为了全球汇市稳定？如果答案是美国，则断无可能，否则各国央行又何必辛苦打这场货币干预战？



　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全然为了美国利益而签署的历史性协议。成因在于美国自70年代中期起的十余年间，在经济上采取扩张策略，在财政上力行减税哲学（以里根时期的供给面经济学为代表），虽然造就一时的经济繁荣，却也制造出贸易赤字与预算赤字双高危机。



　为了亡羊补牢，里根政府在1985年强逼G5（美、英、德、法、日）于纽约签署广场协定，政策性引导美元贬值，以利削减贸易赤字。在G5连手干预下，美元兑德国马克、日圆真的大贬，美国双赤字却依然居高不下，终致由最大债权国沦为最大债务国。柯林顿在93年上台后，对贸易顺差超高的日本重施故技，一度将日圆逼升到1美元兑80日圆，对照广场协定签署前的261日圆，不到十年间，美元兑日圆贬值近7成。结果是日本经济被折腾成气息奄奄，美国的高贸易赤字还是未获解决。



　从1985年迄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冷战结束亦逾20年，经济列强的议事结构也从G5、G7（G5+义、加）、G8（G7+俄罗斯），演变到当今的G20。美国表面上维持超级强权的尊严，发语权与影响力却逐年弱化，偏偏老狗玩不出新把戏，又见不得人家好。此次更意图借热钱杀「人」，矛头对准人民币，还拉亚洲货币陪葬。



　为何亚洲与新兴国家央行要阻升本国货币？这就好比企业明明经营好好的，却遭遇敌意并购，搅得股价波动，股东不安，这时候经营者岂能两手一摊，任人宰割？先不论这波全球金融风暴是美国闯的祸，亚洲与新兴国家靠着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危机「生聚教训」，在此次风暴中与美国脱钩而领先复苏，各国央行阻升币值，企求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又何罪之有？这难道不也是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Fed）追求的施政目标？



　从汇率反映基本面，以及市场机制的角度观之，亚洲与巴西等新兴国家货币升值容或大势所趋。但尊重市场机制不等于纵容贪婪，否则金融悲剧只会不断重演，这是各国从历次危机中得到的宝贵经验。说到底，没有生聚教训的正是美国自己，景气好时「消费全世界」，享受中国制产品的低通膨益处；景气不好时则无止尽地印钞票，占尽「债多别人愁」的便宜。有些戴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光环的大师还反过来指责，亚洲储蓄率过高才是全球金融风暴的远因、近因兼导火线，简直是夏虫不可语冰。



　相较之下，欧巴马政府高举出口救经济，就没那么不可理喻，但如果是以宽松货币制造热钱及压低美元汇价为手段，以他国经济发展为祭品，则又另当别论。因此，巴西财长率先喊出国际汇率战开打，继之提高债券税，并非主动挑启战端，而是被迫应战。



　邻国巴西犹且强硬若此，经济实力已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中国，更不可能示弱。美中存在超额贸易逆差是事实，原因之一在「美国品牌、台湾接单、中国制造」的全球分工体系，原因之二在美国对中国出口设限众多，原因之三才是汇率。

　原因之一的解方，在终端产品回归美国本土生产，这样贸易顺差自然会回流，但代价是生产成本垫高，价格竞争力降低，还有刺激通膨之虞；跨国企业利之所趋，也不可能走回头路。原因之二，解铃还需系铃的美国府会，如果持续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国，管制高科技设备出口至中国，将无法快速缩小彼此的贸易鸿沟。



　至于汇率大刀，历史教训显示，一刀双刃，砍下去两败俱伤。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别说中国自身受不了，亚洲经济也还没强到能承受币值竞升的高空落石；亚洲与新兴国家的经济荣景若因激烈汇战而幻灭，热钱堆砌的金、债、房三泡沫也将化为乌有，届时美国产品就算再具竞争力，也会苦无出路。此外，美欧自忖通膨无虞、日本受困于通缩，竞相推动新一波货币宽松，阻碍了亚洲与新兴国家对抗通膨的步伐。然而现在无通膨，并不表示通膨已绝迹，万一原物料飙涨诱发停滞性通膨，弱势美元对美国绝对弊多于利。



　更有甚者，倘若美国不能证明自己是比中国更值得信任的伙伴，执意在汇率上苦苦相逼，极可能弄巧反拙，将亚洲国家推向中国怀抱，加速区域经贸整合进程。



　本周末IMF与世银年会，将是观察美国动向的最佳场合。如果美方不肯妥协，那么新兴国家也已然摆好「东风吹，战鼓擂」的不畏战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