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与才学的和谐统一
——记我国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杨瑞龙教授
原载于：生产力研究.2004(7) 陈海威
一流学府的魅力在于有一批一流的学者，而一流学者的魅力在于他们具备一流的学者品格。第一次见到我的导师是在博士生考试的报名期间，在一间不太大的办公室里，端坐着一位长相清秀、看上去很年轻的学者，怎么看都不敢相信这就是闻名京城的杨瑞龙教授。在惴惴地打了招呼之后，他示意我坐下，谦和的态度让我忐忑的心情迅速冰释。他举止儒雅，风采卓然；他温和而又睿智的目光——那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内在人格魅力的自然放射。
杨瑞龙，1957年5月生，江苏昆山市人。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丹麦奥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访问进修。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还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杨瑞龙就是经济系出名的才子。在他导师李乾亨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他就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还与导师合作，出版了一本专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俨然成为当时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要知道，即使是在今天，一篇《经济研究》的论文也足于撬开绝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大门，更何况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更是屈指可数。这一信号传递的不仅是学术水平，更多折射的是学术潜力和能力的象征。
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在那一刻起就得到了锤炼和同行前辈认可的机会。当然，如果不继续攻读博士而转做他行的话，在日后风起云涌的经济学界就可能少了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而多了一位在其他行业或岗位有所成就的人物。但是如同其他选择读博士的同仁一样，杨瑞龙对于自己理性的选择充满信心，他知道这把集毕生心血铸就的利剑应该挥向何处。
到中国人民大学跟随著名经济学家胡乃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对于杨瑞龙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执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牛耳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在延安建立的陕北公学。从“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南方迈人京城名校，年轻的杨瑞龙如鱼得水。胡乃武教授对于自己的爱徒的品行、能力和学术潜力是确信的，他满怀希望地为杨瑞龙力争了一个保送名额，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给予悉心指导和呵护。名师出高徒。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说过：“一流的学生不是教师在课堂里面教出来的。而是一流大师所创造的学术氛围熏陶出来的。”遇到胡乃武和李乾亨两位名师，的确是杨瑞龙人生的一大幸事；而在名师云集的人民大学读书，经常能够得到众多老师的指点，这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莘莘学子在各自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杨瑞龙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设计了双层股份制模式，那就是通过在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设置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实现资产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的分离、国有股的收益权与控股权的分离、出资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安排的四个层次的权利安排，以及盘国有资产委员会和控股公司之间设置准股票市场、在控股公司与股份公司之间设置股票市场，解决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的问题，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一构想后来作为《要报》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当时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吸收了上述国有资产多级委托代理经营的思想，提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并在深圳和上海试验，在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推广到全国。后来我国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改革思路与双层股份制模式非常相似。
杨瑞龙没有满足于学术研究的“小成”，他一直在思索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应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这个根本性的问题。1990年，杨瑞龙得到了公派出国留学进修的机会。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他来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跟随蒂斯坦尔教授学习经济学。在蒂教授的指导下，杨瑞龙的学术风格发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是跨越学术门槛、得以在日后攀登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的又一关键。用杨瑞龙自己的话说，这一变化是“一个从重‘观点’的浮躁文风到重‘考据’的求实文风的转变过程”，他明白了经济学研究应“遵循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强调学术观点的提出必须有根有据”，而不是单纯地提观点、发表“我怎么认为”这么简单。可以说，杨瑞龙是清醒的，他较早洞悉了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惯性、国内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这是以后他在国内经济学界的顶级杂志发表有见解、有影响力、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的主观前提。
在这之后，在学术主流化、规范化的道路上，杨瑞龙不断开拓前进，在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果。至今他已出版了多本学术专著(5本)，在有影响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百余篇论文，其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12篇论文。
写于1994年、发表于1995年初的《经济研究》上的论文《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在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剖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率先系统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该文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所面临的难题难以在国有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这种难题表现为政企不分的内生性与国有产权的不可转让性。当国有产权实行多级委托代理经营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就会出现代理问题，即经理人利用所有者的授权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由于国有股的投票权是廉价的，如果放弃监管，固然有可能增强企业的活力，但很难抑制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加强监管，就会强化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国有企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外部性的场合、报酬递增产业等非竞争性领域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替代的。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它的优势主要不在于参与市场竞争，而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因此，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即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适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企业适直选择旨有国控筷式，大型竞争性匡有企业适宜改造成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竞争性中小国有企业宜完全放开。在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采纳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分类改革战略。该论文后来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杨瑞龙被认为是我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一篇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与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另外三篇论文《论制度供给》(1993年第8期)、《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1994年第5期)、《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2000年第3期)、以及收录在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期中的《中间扩散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一起，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假说。首先他提出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认为我国在改革之初，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型的行政系统内自上而下地规划和实施制度创新，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因此，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这种制度变迁方式在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中将面临一系列难题。但是，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同时成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官员实际上扮演着“政治企业家”的角色，他们具有强烈的利用行政代理来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化和企业行为的市场化，使地方政府既有可能也有必要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推进市场化进程，追求本地的经济发展。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证明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因此，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该系列成果被认为处于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
在《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1987年第1期)、《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1期)、《相机治理与国有企业监控》(《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以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论著中，杨瑞龙与他的博士生周业安等合作，借鉴现代企业理论，对“资本雇佣劳动逻辑”、“股东至上主义”、“工资侵蚀利润”、“内部人控制”等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满足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效率含义，并阐述了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模式。他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遵循“利盈相关者合作”逻辑，从“单边治理”过渡 。“共同治理”，即通过企业内的正式制度安排来确保每个产权主体具有平等地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同时又依靠相互监督的机制来制衡各产权主体的行为；通过适当的投票机制和利益约束机制来稳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并达到产权主体行为统一于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这一共同目标之上。同时应重新设计企业的相机治理机制，就是要通过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改变现实利益格局，确保在非正常经营状态下，有一套合适的制度安排，确保控制权的顺利让渡，实现对企业决策者的有效约束，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模式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杨瑞龙教授也在非均衡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宏观经济学应以一定的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然而，在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领域，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占统治单位，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流行的则是凯恩斯宏观失业均衡模型。微观上的均衡分析与宏观上的非均衡分析使得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处于割裂状态。因此，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难题。杨瑞龙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学术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互脱节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系统地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该书在比较不同体制下的宏观非均衡状态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宏观非均衡态及其微观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了市场非均衡下的经济主体行为规则、价格调整、数量调整以及宏观效应，从微观角度透视导致宏观非均衡 原因，进而探索一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基本思路。这是一本被认为是在国内研究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经典性学术著作，先后重印三次，被引用率高，在经济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古往今来，能够在各自学科领域有所创新取得成就的人都是勤奋踏实、不逐虚名、努力开拓而不拘泥的人，他们不仅在学问上独树一帜，在人品上也成为学生们效仿的对象。杨瑞龙就是这样。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很快成为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并且他也得以成为国内被引用率和被转载率最高的1O位经济学学者之一。经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杨瑞龙分别在1998年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论文总被引排序中列于全国前十位中，其中《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理论含义》一文分别在1998年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被引论文排序中列于前十位中。经CSSCI对2000年的论文引用情况的统计，杨瑞龙在2000年的论文被引总次数为78次，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排名第四名；在2000年经济学科的论文被引次数72次，国内排名并列第二名。其中《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理论含义》一文在2000年被引用29次。列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次数的第四名。根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2001年的53G0种学术类核心与专业特色期刊，在收入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论文数量，杨瑞龙在樊纲之后列第二名；杨瑞龙的论文被引用365次，在张维迎、林毅夫、樊纲之后排列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第四名。杨瑞龙被《中国市场》评为“影响中国市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还被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等授予十大中华经济英才“最具影响奖”。
掌声响起，鲜花和荣誉接踵而至。杨瑞龙教授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各种奖项。例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独著，《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第一章(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独著，《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获企业改革十年“改革方案设计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第一作者，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获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副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获北京市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代企业产
权制度》(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主编，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
杨瑞龙积极探索教育研究和教学改革问题，曾先后三次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北京市“百人工程”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等称号。
面对这些奖项和荣誉，杨瑞龙教授依然信守他自勉格言“热爱教育事业，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保持严谨的学风，努力攀登科研高峰”。他有大师的气度和风采，没有大师的架子，总是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任劳任怨地工作。特别是杨瑞龙教授自2001年底担任经济学院院长以来，工作更是繁忙。在建设一流的经济学院与做强经济学科方面，杨瑞龙教授尽心尽职，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工作中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要求大家做到的，首先自己先做到，团结院领导班子一班人，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在他的领导下，近年来，经济学院认真吸收国内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推进教学内容与方式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出版了适应新形势的经济学系列教材；实行“本硕连读”和“硕博连读”及博士论文的匿名评审制度；重视课件建设，把现代技术引入教学过程；开展“双语教学”和学生论文竞赛，为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实践机会；不断完善各个层次教学培养方案等，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在最近举行的“国家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的评估中被评为优秀。
经济学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杨瑞龙付出了很多心血。他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特别是着力培养中青年骨干；他发动大家不断完善考核办法，优化激励机制，调动老师的教学与科研的积极性；他经常引导教师为学科建设献计献策，组织申报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在论著发表数及课题承担数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目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经济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他还积极推进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学术交流，目前已与英国的杜伦大学、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等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学科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
近年来，他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等课程，为博士生开设学术前沿讲座，教学内容与方式深受学生的广泛好评。他不仅每年都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而且在每年进行的教学评估中都为优秀；他承担了硕±生与博士生的指导工作，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例如他带的开门弟子周业安发表了一系列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论文，在经济学界已小有名声，已被人大破格聘为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指导的博士生杨其静的博士论文《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荣获“200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对于人民大学的同学来说，杨老师不仅是亦师亦友，更是慈祥的长者，而把这三种身份融合于一身，自然能让人感觉如沐春风。沉浸在学养深厚的人格风采之中，让人回味。让人难忘。
我在南京大学就耳闻杨瑞龙老师的名声，并追随他来到人民大学。“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人民大学能够感受象杨老师这样的大家风范，耳濡目染他的谦虚谨慎和为人师表，享受名师的教诲，领略学者的风采，对我们来说由衷地感到来人大读书真是“不虚此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2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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