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大致从７０年代开始，目前这一理论的发展正方兴未艾，处于当前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鉴于此，１９９６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教授，以表彰他们对西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的贡献。

    西方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从本质上说，西方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博奕论研究的问题是决策各方的行为发生相互影响时各自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所能达到的均衡，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决策各方的行为发生相互影响时存在着非对称信息。在这里，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比方说，银行贷款时，借款人的有些信息如真实偿债能力只有他自己知道，而银行不知道，因而有些贷款收不回来，形成银行的呆帐。反过来，银行今年的贷款发放方案只有自己知道，而借款人不知道。在双方商谈时，这些信息都要影响双方的贷款利益。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信息即指这种影响双方利益的信息，而不是讲各种可能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按内容可以分两类。一类是双方知识的不对称，指一方不知道另一方诸如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这是外生的、先定的，不是双方当事人行为造成的。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知识（隐藏信息）。比如一个公司在雇佣工人的时候，每个工人能力的高低，雇主并不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设计一种机制，能获得要用的信息，或令对方自行给出有用的信息，从而达到一种最好的契约安排。第二类不对称信息是指在签订合同时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无法管理、约束，这是内生的，取决于另一方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行动。比如在签订合同后，雇员是努力工作还是偷懒，雇主不能自由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一种激励机制，使雇员采取正确的行动。比如用什么样的工资制度或福利制度，使雇员努力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会在两种情况下遇到不对称信息的问题。按不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在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而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两大基本研究课题。比如，选择一个企业经理，如果事先董事会不清楚经理的能力，而经理自己清楚，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事先双方都知道经理的能力，但签约后不清楚经理的努力程度，则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隐藏行动）；或者事先都不知道经理的能力，但签约后经理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而董事会不清楚，则也是道德风险问题（隐藏信息），因为经理离任有可能带走客户。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西方信息经济学认为，减免的办法就是建立起激励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例如，在可能发生道德风险的情况中，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知道代理人的类型，但签订合同后不能观察到代理人的行动，这时委托人就需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奖励机制，诱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而在出现逆向选择时，委托人在签订合同时不知道代理人的类型，不知道代理人的私人信息，他就必须通过一种“信号传递”机制来改进这一情况，即让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想办法将信息传递给没有信息的一方；或者，后者诱使前者披露其私人信息。

    西方信息经济学对研究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和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类似的不对称信息也存在于税制改革、信贷保险市场、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体制中，那么在这种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如何建立和运用激励和监督机制、信息传递机制，西方信息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