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从字眼来讲，是形容经济活动中雇佣关系的一个名词。四九年后中国由于某些认识上的原因，老板这称呼有段时间完全从中国的“现代”用词中消失。取之而来是的厂长经理等。因为觉得这个称谓是带有剥削与被剥削的贬义词。
        78年后，国家开始经济改革，尤其到了1992年年边的“春天的故事”“扩散”到全国后，老板这称谓一下子走入人们的心中。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创业，下海，想成为老板。所谓的剥削与被剥削之意识被完全忽略。自由的经济意识也许由于被压制太久，所以老板这称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各行各业都老板满天飞，在经济领域里，雇佣关系的存在，“老板”这个称谓是自然也应该重新被启用。它的存在与被使用，是经济走向正轨的结果。因此，这个领域里的老板越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的创业意识越高。
       但在中国，许多东西都喜欢极端化，经济领域里的“老板”慢慢的走向外延的扩张。从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所有领域，比如说在学术领域里，由于导师对学生指导过程中的关系出现了异化。研究生们感觉读书就是在导师的指导下“打工”，而非做学问，因为就有了学生就私下称导师为“老板”，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生动”的解释传授知识的方式。
      做为公务员，在社会主义中完全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毛语），应该都是人们的公仆，但在现实中这三六九等的地位与等级问题，并非能用所谓的“宪·章”去约束。因此，在公开的场合，称之为首长，但私底下，被下级也称之为“老板”。这种称谓表面看起来虽有调侃之意，但内核却表现为，下级是对上级负责的，不对政权的根本支撑力量——公民负责。公权之间的上下级被人无意或有意的异化为经济利益上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这两天的网络新闻中说军队禁止下级对上级称谓为“老板”。看到这一新闻更让人莫名的恐慌，军队难道也变成了经济利益关系体？

      极端的事情在中国都不算极端，社会生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中国特色的本质。“老板”本是单纯的经济关系里的一个称呼，但在中国，任何东西都有被市场化的可能，甚至人的道德都可以用金钱去衡量了。这样，“老板”的内涵与外延不断的被中国特色化，从经济领域到学术领域，从学术领域到公权领域，从公权领域到暴力机构的军事集团都可以用“老板”这词去描述任何关系。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技术与制度创新，以技术创新为例，它需要以下做为支撑，第一，要有市场，但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有市场的创新可以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但这种创新不一定能支撑社会的长远发展。因为许多创新最初不是为了市场而创新的，简单来讲，在科技领域中，激光的原理的发现以及使用，最初并没有多少的市场观念。但最终却在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与发展。由此看来，原创性的东西不能完全以市场为标准，所以完全用“老板”的关系去定义创新关系可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果纯粹的市场不能维持创新长久存在，那么我们可以寻求第二个支撑点的，那就是纯粹的开放的学术生存的自由环境。这种存在不是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的，而应该是以个人意志为起点，也许现代科技的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这样的支持不一定能带来原创的出现。毕竟国家是暴力机构，它以实现政治目的为起点的。所以在学术环境中，“老板”的称谓很难体现宽松的学术环境。“老板”“雇佣”学生做学问？那么学生的意识必需跟老板走，要以老板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那么学生创新的思维只能被限制，时间只能被无端的占用。这时创新何谈容易出现。记得有一个困扰数学界五十多年的数学难题在三年前被一个美国数学家解决了，但这个成果的背后是这个数学家十年就只做这件事，十年期间也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如果他有一个经济利益关系的“老板”存在，会让他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在自己的爱好之中吗？今年的物理学诺奖授予两位原本是俄罗斯人的科学家，这两人是师生关系，因为感觉在俄罗斯不好做学问，跑到英国去了，完成的东西很简单，就是用胶带一层一层的去剥开石墨烯（这里没有完全精确的去表达，请谅解），他们认为做学问很开心，视为游戏。学术环境的宽松，学术争论的正常化是创新的基本要义与要求，但我们的一个“备选院士”玩学问没玩好，怪那个专门揭发造假的“方爷”，搞得他很烦的时候，这“备选院士”变成了“真正的怨士”，最后变成了做起了黑道生意的“老板”，雇了几个人用武力解决这问题，这样的学术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纯粹的自由的学术空间是第二个支撑点，就存在第三个最核心的支撑点，那就是要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就更不应该有老板的称谓了，这里所有的公权人员最应该做的是公众的仆人，也就是公仆。只有成为真正的公仆，那么民众才会不在意公权的制约，更多的在意是对公权的制约。只有当公民使用制约公权的权力可以无处不在，随时可用的时候，那么个人的自由与社会大多数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证，这种自由得到保证以后，人们的思想也就自由，思想的自由才能让学术自由，而学术的自由才会有创新的可能，而创新的长久存在，才能保证市场的繁荣，以至国家的长久繁荣。这种逻辑关系我个人感觉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以看来，我们经济体系中的老板应该只存在于经济关系中，不会存在于学术之中，更不会存在于公权之中。如果它的边界被人们自然而然的扩展了，那么创新就很容易短命，创新的力量也不会长久存在，社会的发展也就很容易昙花一现。新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不代表未来，只代表过去。我们需要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前苏联也曾经走过“繁荣”之路，得长久的繁荣之路他们并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