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难提当年勇——妄谈南开经济学科发展状况(学术篇2)高玉伟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只局限于讨论国内的《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学年会的话,显然是有些眼光狭隘且老土落伍了。多学几年经济学的人都了解,世界上经济学最顶级的期刊乃《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和《经济研究评论》,其实中国的一些经济院所也早就以能否在这些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论英雄了。因此,一个学校的教工和学生在这些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就可以作为其现代经济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之1。
林毅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一有着深入和独到的研究,今年已经荣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与林毅夫年龄相仿以及稍微年青点的中国最有影响的一帮经济学家,大多都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其中的个别佼佼者还在顶级期刊发表过若干篇文章。曾几何时,“海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音和影响都越来越大,而“海龟”数量和质量也就成为评判一个学校现代经济学发展水平的标志之2。
先提提南开大学经济学科的当年勇。昨天说到在滕维藻先生任南开校长期间是南开经济学科最强的时候,但是如果考虑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时间就不敢肯定如此了。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就读的地方,是中国高校中成立最早的经济研究机构,成立于1927年9月10日。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南开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南开指数”更是享誉海内外(毫不夸张的!)。别的也不多说,看看下面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职员名录(解放前的CCER):
南开现在的“海龟”也就数得出来的寥寥几个,比如龚刚(从清华挖来的)、李长英、张晓峒、朱铭来、黄兆基、张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赵红梅和丁继红等,而且也没什么好学校的。在刚才所说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数量为0,龚刚教授在《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李长英教授在《国际经济学杂志》这样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按照前面说过的两条标准,南开经济学现在的发展显然已经落在很多国内高校的后面,比如北京大学CCER(现已改做国家发展研究院)、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等。其他在引进“海龟”(留学归国人才)上比较积极的还包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等、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现在不知道还行不行)、深圳大学(了解到邹恒甫所造出的声势)。
引进人才没钱不行,没有良好的学术环境也不行,而南开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大欠缺的。原来一个人大的同学听说我要考南开的研究生时,给我这样的忠告:南开太穷了,没钱,报南开还不如报天大(天津大学);中央以为天津给钱,天津以为中央给钱,结果中央天津都没给钱。而今年上半年听刘刚老师讲,林毅夫老师的一个博士后叫做皮建才的,已经发过两篇《经济研究》和两篇《经济学(季刊)》,来南开经研所应聘,结果人家嫌给出的条件太差去了南京大学(说实话,其实根本就是没条件,不给房子,不给安家费,鬼都不来,人家堂堂林毅夫的博士后怎么肯来)。
南开连土鳖都引进不来,引进“海龟”的难度就更大了,靠一帮土鳖想憋出几篇顶级经济学期刊的文章来恐怕难度有点大。因此,南开要不放点血真是难以改变局面,不知南开是不是真的就穷到无血可放了。现在的情况是,只好关起门来自己在家里玩,近亲繁殖,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其乐融融、一片和谐、都很高兴。最后总结一下:古有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今有“南开不知央财CEMA、西财(西南财经大学)RIEM,无论哈佛麻省芝加哥”。
(有的话说的不太好,如果有人不爱听还请原谅,类似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有一些的,但重要的一点是清楚的:我是爱南开的。)
附1:中央财经大学C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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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西南财经大学R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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