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对“资本多数决”的限制。所谓“资本多数决”，即一股有一股之权。按照这个原则，只要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股份超过全部股份的一半，会议即属有效。比如晚清《公司律》规定:“众股东会议议定必须股东在场者有股东全数之半。”1914年的《公司条例》同样规定，股东会之决议，除本条例或公司章程有特别订明外，以到场各股东议决权过半数行之。也就是说，股东会议只要求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权过半，而对出席股东的人数却没什么限制。依此规定，如果一个大股东持有半数以上股票，由其一人出席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也是有效决议。这一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司大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不足。为了保证中小股东利益，1929年《公司法》第186 条对出席股东人数作了特别规定，即出席人数及代表股权同时超过50%，会议方始有效。

其四，对大股东股权的限制。公司在近代中国尚属初级阶段，因而大股东股权集中的现象严重。为此，近代公司还从两方面对大股东的股权进行了限制：一是超过一定持有量的股票，不再适用一股一权的原则，而是股权递减。二是每个股东的表决权最多不能超过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五分之一。

此外，还授予了中小股东查账权，使中小股东获得知情权，从而更好地利用股东会议进行自我保护。根据1904《公司律》第58条的规定，股东“无论股本多少，遇有事情，准其赴公司查核账目。”当然，只要有股票就有权查账，实际上也不合理，既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也易导致少数股东滥用权力：“不论股东所有股份之多少，均准查核，是则苟有一股以上，即当然可以检查。设有不满意于董事局之各股东比周结合而滥用此检查权，董事局将应接不暇，阻碍公司业务匪细。”^{[[ii]]（P39-40）}因此，1914《公司条例》对股东查账权作了限制，规定请求查账的股东必须累计拥有十分之一以上的股份，才有资格“呈该管官厅核准选派检查员，检查公司业务及财产之情形。”

二

当然，有关中小股东保护的规定还有很多，总体而言，既有对中小股东的特殊照顾，如股东会议的请求权与召集权以代理表决权；又有对大股东的限制，如表决人数的规定以及股东最大表决权的限制。实践中有些执行的还不错。比如在知情权方面，漠河金矿公司章程规定：“凡收支各账，周年汇齐，刊刻清册，分送各股友阅核，以凭征信，并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查核”。^{[[iii]]（P4369）}又如在限制大股东表决权方面，民生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每一股有一议决权，但一股东如有十一股以上者，从十一股起每二股有一议决权，三十股以上之股东概以二十权为限”^{[[iv]]（P100）}即是说任何股东股数越多，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越是相对地受到限制，再多的股数也不能超过20权。再如股东会的召集方面，华安合群保寿有限公司创办规则第十条规定:“股东执有全体股份十分之一以上或投保人其名数在100以上而所执保险单之价值在银10万两以上者，均得随时陈明理由函请特开临时大会。”^[[v]]但总体来看，大多规定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股东大会往往成为“大股东会”，中小股东很少通过正当渠道行使自己的权力。公司法规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关规定实践性差。比如对大股东股权的限制，1929年《公司法》第129 条规定“一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应以章程限制其表决权。”所谓“应”字，意即可以灵活掌握，“乃活动之规定，而非有强制之性质也。”法律没有提供明确的限制办法，实际上怎样执行以及执行与否，都可自由掌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司之章程，大都为发起人所拟订，而发起人者，多数皆为大资本家，其目的无一而不在操纵公司之管理权。”实际上“未有不以本公司表决权每股一权之决议而通过于大会也。”又如规定每人不得超过股东全体表决权的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仍属于事无济”。^{[1]（P138）}如果一个股东有了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发言权，很容易就能操纵整个公司。何况，一些大股东往往借用假名、堂名，或者是子女亲属的名字进行股权登记，将名下的股票化整为零。^{[[vi]]（P276）}从而规避对于大股东股权的限制。

第二，大股东方面的原因。比如对资本多数决的限制，本意是限制大股东在股东会中的表决权。但大股东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却从另一方面限制中小股东的表决权。比如启新公司《续订章程》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明确规定:“凡股东年已逾冠，有十股以上者方有选举之资格，一百股以上者方有被选举之资格。”^{[[vii]]（P47）}又如大中华公司章程第24条规定：“本公司股东凡所执股份满200股者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所执股份满100股者有被选为监察人之资格。”^{[[viii]]（P78-79）}广大中小股东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更有甚者，有的公司根本不经股东大会表决，直接指定大股东或发起人为董、监事或经理。比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1918年改组公司章程中，在第29条直接指定简照南、简孔昭、简玉阶、简英甫为董事，简敏轩、简实卿为监察人。^{[[ix]]（P15）}

第三，中小股东自身条件限制。中小股东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与技能，即使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往往也会由于他们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很好履行职责，这同样会使有关规定成为具文。比如股东按规定有查账权，但“查账为专门技能，股东中未必有会计专家，遂致虚有其名，不能胜任”。同时，“股东中即有谙练会计者，往往因本人股份为数甚少，不值向董事为难之，因而敷衍了事。”^[1]（P9）

最后，中小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不足。“无救济，无权利”，倘若法律赋予了权利而未规定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那么，这些权利便形同虚设。近代公司立法是在中国法律文化发展不充分、法律制度不完善、立法技术不发达的情形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中小股东权的保护性规定有着明显的不足和缺漏。如近代《公司法》虽然规定了中小股东有查账之权，但是，如果公司拒绝股东查阅时该怎么办？近代公司立法却未做出规定，这只能使查账权成为空言。实践中也是如此，比如有的公司不按规定公布账目，“其收支各账则惟公司之司事诸人知之，各股友皆懵然不知也。”^[[x]]有的则弄虚作假，可信度极低。以轮船招商局为例，马良对该局进行了调查后指出：其“账目之弊，失之太浑，……有账无实，而每年结账又徒务虚名。”^{[[xi]] (Ｐ126)}对此现象，王效文总结说：“股份有限公司常公示其营业之状况固矣，然因会计制度之未立，官署监督之不严，而不尽不实之弊，所在皆是，虽有公告，无补于事。”^{[1]（P137）}

三

当然，类似的理由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的问题是，假如没有以上限制，中小股东充分地获得了相关权力，他们真的能够或者愿意行使这种权力吗？考诸近代史实，情况并不乐观，中小股东更多地可能是放弃这种权力。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广大中小股东 “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收受股息。”^{[[xii]]（P1012）}对于“公司一切事宜，绝不过问，抑且不愿过问。”^{[[xiii]]（P1075）}对此现象，梁启超曾总结说，除了“法律状态不定，不能行确实之监督权”外，还在于“股东之怠于责任亦太甚，乃至并其所得到之权限而悉放弃之。”^{[[xiv]](P121)}

中小股东主动放弃权力并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有其合理性。少数股东作为“经济人”，其行为必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考虑，由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的治理与监督是不合算的。这是因为，参与治理与监督的中小股东将承担所有的监督成本，但收获却仅仅是限于所持股的比例。由于收益按股权比例在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小股东总希望别的股东承担起相关费用，自己则坐享渔人之利。大股东则不然，对他们而言，收益一般都可以超过其成本。而且大股东一般是职业投资者，这些人在评价公司业绩方面有专长，他们的监管成本将比非专业人员的成本低。因此，大股东治理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

同时，中小股东由于人数众多，如果过度参与公司治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低效，这一点早在晚清就为人们所认识到。粤路长期不能建成，詹天佑即归因于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纷歧，“事权过滥，党论太多”，根本不能决策经营。^{[[xv]]（P256-257）}尤其在中小股东滥用职权的情况下，“凡所求不遂者，辄生横议”， ^{[[xvi]]（P711）}效率更是无从谈起。相对而言，大股东人数较少，在知识技能各方面往往也占有优势，由他们进行决策与监管，符合效率原则。

另外，中小股东放弃监督，而由大股东进行监督、经营，也符合风险--收益一致原则。股东平等原则要求对少数股东的保护，同时也要求对大股东的保护。大股东在公司中所占份额大，其承担的风险也大，当然要求在公司治理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唯有如此，才能维系风险成本与收益回报之间的比例关系，调动大股东的活力和积极性。否则，如果对大股东限制过严，“则小股东操权太大，大股东恐危害其财产，势将不愿附股。”^[2]（P8）这样一来，恐怕没有谁愿意做大股东，在资金紧张的近代，殊不利于扩大投资，公司的发展就无由谈起。至于中小股东，由于有官利作保证，他们的风险实际上已转嫁到公司身上，最终则由大股东承担。这样，大股东以官利的形式，赎买了少数股东的监督权，在承担绝大部分风险的同时，行使监督权力，就成为一种合理选择。

从根本上说，让大股东或经营者主导公司运营，而中小股东则居于旁观者地位，本身就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相对应的客观需要。根据产权理论，股东所有权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对于股东来说，剩余控制权主要指监督权，重大决策权，投票权等。由于这些关系到公司的长期发展，因此可称之为公益权。剩余索取权即分红权，收益归股东个人所有，一般可称之为私益权。

一般来说，小股东所关心的是私益权而不是公益权，他们所关心的是投资能得到多少回报，而对于公司的前途和发展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加之监督成本过高，因而他们没有兴趣去监督公司的运作，而是倾向于“搭便车”。对于广大中小股东来说，只要给予他们剩余索取权就行了，而剩余控制权则交由经营者掌握。

当然，中小股东的剩余索取权的实现，有赖于对经营者的监督。否则，掌握了剩余控制权的经营者，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谋取私利，从而危及股东权益。这时，就有必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为了避免“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困境，最终的监督者必须具备自我监督的动机。这样，让最终的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分享企业剩余的所有权安排，就成为解决现代公司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最有效的方案。而大股东就符合这一条件：作为股东，他们拥有剩余索取权；作为监督者，他们又取得了剩余控制权。他们在利用剩余控制权维护自己的剩余索取权时，是不需要外在激励与约束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同时，大股东又没有“搭便车”的倾向，因而他们既能够也愿意进行监督，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

实际上，由大股东代替少数股东行使监督权甚至经营权，是公司起步阶段的普遍现象。这时候，由于大股东有着绝对的控股权，公司的股权结构实际与传统的合伙制有相似之处。由大股东进行监督甚至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因而代理成本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大股东出任监督者或经营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传统合伙制的历史延续，有其必然性。

不过，随着股权结构的变化，有可能出现股权分散的倾向，这时再由大股东行使监督权或经营权，就会出现其剩余控制权大于剩余索取权的现象。这时，大股东就可能利用剩余控制者的地位，谋取超过剩余索取权的利益。这种现象，在公司制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大股东的监督受到了质疑，要求中小股东参与监督的要求也较为强烈。很多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保证中小股东的参与权。但从实践上看，效果并不理想，中小股东主动放弃控制权仍属主流。对此现象，美国学者伯利和米恩斯在《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提出了股权分散论和股东权力弱化论。认为对股东而言，他们的控股权已经没有意义；股东权力的弱化通常不是表现在收益权上，而是表现在支配权上。随着股权的分散，股东日益变成单纯的资本供给者，股东的地位与公司债权人或货币贷款人并无两样。^{[[xvii]]（P137、270）}因而，无论是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由少数股东进行的监督总是无效的。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说，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种现象，即大部分股东若想参与管理，则其成本将会很高。股东维护利益的必要条件，并非股东本身去做积极的参与，他们只要不让管理者将纯利益做不公平的安排即可。”^{[[xviii]]（P276）}

综上所述，为了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近代公司立法不断改进相关内容。但无论怎样改进，少数股东不是不能通过这些措施维护自身权益，就是主动放弃这些权利。实践证明，少数股东监督不力，即使在今天仍是如此，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往往是通过其它途径实现的。比如中国近代公司主要依赖官利制以及经营者的道德自律来实现；而在股权日益分散、市场不断成熟的今天，“用脚投票”也是不错的选择。因而，试图通过立法保证少数股东的直接监督，可能并不是最为有效的途径。当然，这并不是说相关立法不重要。实际上，不管是传统的私人信任、道德自律，还是今天的“用脚投票”，都有其局限性。比如少数股东与大股东以私人信任为前提，投资局限在私圈子内，就难以发挥公司的集资功能；又如“用脚投票”，则易导致短期行为，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公司的规模扩张及长足发展。因而，如何在不断完善立法的同时，综合运用传统资源、市场机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更为有效地维护广大股东权益，就成为我们长期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