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恰恰不是靠港督和财经专家“正确制定发展规划”而成功的。九七后,香港逐渐背离了它原来的经济发展哲学。董建华制定香港经济之“四大支柱”,搞什么“数码港”、“中药港”,曾荫权又调整为“三个中心”,即金融、物流、旅游零售。四根支柱、三个中心,再加一个“大中华教育枢纽”。太可笑、太内地了。九七以前,香港从渔业,到塑胶,到玩具,到制衣,到金融,在九七以前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结果。
香港前任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