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明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

采访：夏昆

来源：正和岛

这两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感受，就是日子好像没有以前好过了。

我是做宏观经济研究的，在经济大环境这个层面，特别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速确实是处于下行的状态，而且，这种下行状态，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有人应该都不陌生，但今天回头想一想，当年那场冲击全球的金融风暴给我们的感受有今天这般强烈吗？

我想并没有。

当时，政府预料到了这场危机可能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最终通过大规模的基建与房地产投资稳定了经济增长。

所以很多人当年不仅没有受到这场冲击的影响，在“铁公机”的建设中不少人还赚了一笔。

但2008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能够达到10%，经济总量7年就可以翻一番，以一种堪称惊人的速度向上增长着，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到2019年，我们的经济增速也跟着连续下滑了12年……

所以，要想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有必要以2008年为分割点，找到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病因所在。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量身定制，对症下药，采取一些新的对策，来重新焕发中国经济引擎的活力。

01、“嫌贫爱富”的商业银行

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发生了明显下滑，由2008年之前的年均20%一路下降至2019年的5%-6%，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是由市场化经营的企业做出的，所以这一增速的下滑直接反映了相关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这也是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增速显著放缓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特征，我想有这样两点原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民营企业家融资成本明显提高，融资难、融资贵已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

商业银行在融资方面天生就“嫌贫爱富”，中小民营企业既不能提供良好的抵押品，也很难提供长时间信用记录，自然不会受到银行融资的青睐。

比如，民营企业融资链条越拉越长，而链条的拉长就意味着成本的上升，意味着风险溢价的提升。

举个例子：

一开始，民营企业可以直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链条只有一环。

后来，银行只愿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再将用不掉的富余资金通过下属的财务公司贷给民营企业，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两环。

再后来，国企财务公司只愿意购买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再把发行信托产品募集的资金贷给民营企业，链条变为了三环。

等到最后，连信托公司也不愿把钱直接贷给民企了，而是要求民企必须获得担保公司的担保，链条变成了四环。

一般而言，融资链条每增加一个环节，民企的年化融资成本至少上升两个百分点。

这就是为什么基准贷款利率为5%，而民企的实际借款成本却往往高达15%的原因所在。

第二，内外需增速下降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

目前来看，很多中国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比如家电和汽车等等，这对传统制造业而言，就意味着它的产品需求发生了萎缩。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经济增速也开始呈现出明显下滑的态势，再加上国际范围内的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外部需求也显著下降。

一旦内外需增速同步回落，中国传统制造业就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而产能过剩则意味着企业的现有产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自然就没有动力去新增产能投资。

就这样，随着融资成本的上升及内外需增速的下降，企业家们在投资回报率上的信心变得不足，进而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

02、鲤鱼跳“农”门，越来越难

其次，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逐渐放缓，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回报率被压低了。

所谓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劳动力质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人力资本积累速度越高，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越快。

我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可以看这个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将收入投资于子女教育的比例。

尽快没能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数据，但从经验上来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中低收入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占这些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并不低，因为对这些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投资子女教育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可期的。

例如，一个农村家庭中有三个子女，全家人节衣缩食，支持其中最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上学，这个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由于当时重点大学的学费并不高，而且还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这个孩子进入大学之时，就是这个家庭减负之日。

等到这个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如公务员、国企或外企员工），他就完成了从农村草根阶层向城市中间阶层的身份转换，更重要的是，在他进城工作后，还会千方百计地帮助自己的兄弟姐妹进城，有很大概率帮助全家人实现收入和身份的跃迁。

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个家庭对一个孩子教育投资的收益可以溢出到整个家庭，因此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很高。

可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一个阶层跃迁逻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鲤鱼跳农门”的故事越来越难以上演了。

无须讳言，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中国的城乡教育差距已逐渐拉大，这就导致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呈下降趋势。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在统计了1978-2005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后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而在200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低。

这时，一个农村孩子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就变成了，经过自己的努力，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二本或三本学校，然而，考上二三本学校才是故事的开始。

中国大学目前的收费特点是，越是重点大学，学费通常越低，越是二三本学校，学费通常越高，因此，这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之日，就是这个家庭举债之时。

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一个结构性失业的状态，本科毕业生供过于求，不好找工作 ，再加上一二线城市房价的飙升，也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大城市立足的难度越来越大。

所以，当一个农村家庭举债培养出的孩子，只能上一个就业前景并不明朗的二本或者三本院校，且在城里难以立足时，这个家庭就很容易丧失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信心。

因为这些家长们已经预期到，即便自己节衣缩食，以其他孩子利益受损为代价，读书的孩子在未来也很难反哺其他家庭成员了。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已经明显下降了。像之前流行的“拼爹”一词，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精准刻画，“拼爹”背后所透露的含义，不就是子女一辈人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一辈人吗？

之前，中国精英阶层曾出现过断层，高考成为从草根阶层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机制，这一逻辑塑造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社会较强的流动性。

然而，精英阶层一旦形成，利益就可能固化，从而演变为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将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利益，人为提高准入门槛，造成精英阶层的“板结化”，最终导致阶层流动性的下降。

像一些拉美国家的中低层年轻人因为看不到阶层跃迁的希望，他们渴望改变现状的政治诉求就容易被一些政客利用，不知不觉陷入了民粹主义，整个国家也在外债危机与通货膨胀之间循环往复，这就是阶层固化的恶果所致，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警醒。

03、新世纪后，3次改革周期，都被打乱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十年一次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没能及时推进。

在我看来，中国的重大经济制度改革似乎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周期，大约是每十年出现一次，每次大概持续2-3年。

比如，在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发生了三次重大经济制度改革，分别是80年代初期的承包制改革，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以及90年代末期21世纪初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和加入WTO。

这三次改革差不多就是10年发生一次，在中国经济增速陷入低谷之时重塑了增长动力。

然而这个世界的吊诡之处恰好在于，过去几十年内，全球金融体系似乎也是每10年左右爆发一次重大危机，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连续好几次，每当中国面临重大经济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之时，均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