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我们把这些问题留待后面详细讨论。
实际中的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最后说一个事情,凯恩斯是反对所谓实际GDP这个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的,在通论与货币论中都有论证的,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先入为主了,经济学中非常多的概念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一般说来,现在的经济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