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转型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对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做了总结；提出体制变迁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是经济转型研究的基本方法；对经济转型研究主要领域做了大体回顾和成果作了总结。   
关键词：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经济

    转型经济学是上个世纪80年代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实践需要而在理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个热门课题，此研究以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践为依据，参照国际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同一个国家纵向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横向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的比较，弄清不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特征，研究转型的起点在哪儿？弄清不同国家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路径，研究转型的路子该怎么走？弄清不同国家最终将能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研究不同国家转型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此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涵盖了转型国家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路径又是什么等一系列最基本的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经济转型的基础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确立

    市场经济的存在，其实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几百年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国家，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始终取决于如何理顺市场与**的关系。
    十八世纪中期，取消封建壁垒，增加国民财富，是产业资本家的主要任务。英国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国富论》中，首次论述了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奠定了自由市场经济所必要的思想资料。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英国经济，却开始出现萧条，严重的失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三十年代，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地批评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干预经济的主张。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纳了凯恩斯的政策建议，其中美国“罗斯福新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亚当·斯密和凯恩斯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两类市场经济理论的不同框架。在这以后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基本上都是从这两类不同理论框架中繁衍出来而又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比如：二十世纪中期以美国萨缪尔逊和汉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以英国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等，是从重视**作用方面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再比如：十九世纪末以英国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美国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等，在新时期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思想，特别是货币主义学派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甚至渗透进了转型期国家的决策思想。另外，还有德国的弗莱堡学派，美国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等，都从如何理顺**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
    1949-1979年，中国学界在非常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艰难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他在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总题目下，特别强调了价值的决定作用，价值规律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强调等价交换作用，价值规律能督促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只要按生产价格交换，依据资金利润率，核算活劳动耗费，核算物化劳动即资金占用效果，就能实现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的作用。孙冶方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对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同一个时期，顾准也提出了市场调节论。他认为，价值规律对计划经济同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消费资料的生产和流通，而且也调节着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经济核算进行的，有一个重要办法是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密切的联系；使价格也成为调节生产的重要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初期，学界也讨论过“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但那不过是在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仅仅是利用价值规律而已，因为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价值规律如同大观园的丫鬟一样，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到“文化大革命”中，对市场经济的批判，达到了顶峰，说：价值规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商品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土壤等等，因而必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加以限制。
    面对国民经济崩溃的危机局面，1979年后半年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反思了在商品货币市场问题上的观点，提出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孙冶方再次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有关国家经济工作的综合部门还组织重新学习了孙冶方过去曾被批判过的观点，比如：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等。薛暮桥提出，要利用市场搞活流通。李先念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虽然这个时候，邓小平也讲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对经济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因为当时所能接受的思想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采取某些市场调节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以满足人们生活多方面的需要。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生产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指导下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对其解释说：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并存的商品经济，是对三十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从而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这个时期四川，搞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这两类改革，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打开了大门，也拉开了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序幕。1984年10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决定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邓小平对此称赞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还说：文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界也突破仅仅在消费品市场意义上理解的市场，强调要发展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这就使市场由消费品的买卖概念转变为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科学范畴。在1987年2月6日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同中央的几位领导人有针对性的谈到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没有再提“计划经济”，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论断。按照这个思想，还特别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党的十三大后，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马洪撰文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传统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种用宏观管理的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市场经济正名，这对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于光远撰文说：市场经济的计划，应该有更好的适应市场情况的特性，应该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以固定的不允许有伸缩性的目标为目标的计划模式。薛暮桥撰文说：我主张再不提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块论了。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是不是不能混淆的两种本质？需要好好讨论。我国只说商品经济而不说市场经济，苏联只说市场经济而不说商品经济；我们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苏联说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认为，本质相同，都不能等同资本主义，只要保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吴敬莲撰文说：新古典经济学剖析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说明它如何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有效的配置资源，市场被确认为商品经济的运行枢纽，从此，商品经济也通称为市场经济。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指在这种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是由市场导向的。所以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的运行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上立论的。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坚持独立思考，对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论依据。
    1992年邓小平去南方，直接面对群众，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又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界的不少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邓小平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而发表的一系列观点，建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论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应该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规定为建立市场机制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才能更加鲜明而又准确的表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也才能为指定我国跨世纪的经济发展纲领奠定理论基础。1992年10月，党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为在本世纪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绘制了一幅灿烂的蓝图。
    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在我国经济学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判断，经济学界就此理论问题的争论将可能依然在寒冷中摸索。

    二、经济转型研究或比较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策略的比较研究即转型的路径选择
    在一个时期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经济增长为标杆，对俄罗斯“休克”（激进）模式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的模式进行比较褒贬。
    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的文章对中国与俄罗斯转型按“渐进”和“激进”以及其结果作了对比，着重分析了俄罗斯“激进”失败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理解错误”，特别是在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政治程序也出了决策错误。他虽然赞扬中国改革“渐进”的成绩，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否能最终成功表示怀疑，他的观点，通常我们将其归结为后凯恩斯学派。
    杨小凯与此种看法相对立，他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他在《经济转型和宪政改革》文章中批评说：赞成“渐进”模式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只看到不同转型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不能以中国的“渐进”的业绩去否定俄罗斯“休克”的失败。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中国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因此，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要重新评价。通常我们将此归结为新自由学派。
对杨小凯的这种结论，国内有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林毅夫认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那么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转型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转型的过程。因此，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
    波兰的经济学家格泽戈尔茨.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的著作中，从另一个角度对“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作了分析，他认为，如果政治改革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发展是有限的。从长时段看，制度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型策略选择的得失，并非科学。就“激进”和“渐进”的选择而言，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1）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要看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程度。如果转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初期出现了金融不稳定，实行“激进”的方式可以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2）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方面，包括民营化、公司治理结构，则必须采用“渐进”的方法，因为这项改革所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高。（3）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要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要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要吸收流动资本等等，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所以，不能简单的在“渐进”和“激进”这两种方法上作出转型的选择。所以，他明确地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的比较研究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进行褒贬。他的观点，通常我们将其归结为新政治经济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经济增长还是衰退为标准而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转型进行褒贬的争论几乎就销声匿迹了。
    （二）对市场微观基础的建设：产权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
    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对国有资产重新配置，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扩权让利”逐步推开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通过集资，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吸收内部职工入股，这对发展中的企业来说，是最简便易行的一种办法。这样，一种古老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制，在市场化改革中慢慢萌生。当然，股份制的出现，还有另外两个直接的经济原因，一是随着承包制的完善，企业自有资金的量逐步扩大，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负盈亏乃至形成法人实体提供了稳定的财源；二是在企业之间相互以产品为龙头，冲破不同所有制界限，相互参股、融资，再加上技术、物资、劳动力相互渗透，不同企业逐渐演变为股东。这种混合的财产组织形式即股份公司，作为新型企业制度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组建各类股份公司，作为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主要形式而被确立了起来。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有了质的变化，它由过去利润怎样合理分配转向了资本怎样有效经营。就深层理论来说，影响实践变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权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理论，诸如“利改税”、“承包制”，还有“租赁制”等，在特定时期，“两权分离”是向集权管理体制为企业讨还某些经营自主权的思想武器，有利于发挥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活力。二是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的理论。这条理论有利于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让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国家解除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那些大量的多元股东公司，对建立新机制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是使资本有效经营的重要理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种权利基本上还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况。就出资者所有权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属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职能，但由什么机构来具体行使出资者的所有权职能，非常不明确。**部门谁都可以管企业，但谁也都不对企业经营后果负责任，这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体制因素。而就企业法人财产权来说，国家财政自“拨改贷”后，企业发展的资金被迫全部依赖银行贷款。作为国有企业，国家财政却欠拨、欠补、欠退，相当数量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按市场经济原则运作；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国家政策性业务，这是造成国有企业负债过重的体制原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其实质来讲，就是要对两种残缺的权利进行修补。比如：对改制企业，首先要界定产权，明确投资主体，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让所有者代表进入企业，通过企业内的权力、决策、监督、执行等机构，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机制，享受出资权益，并保证国有资产的增值。改制企业，都进行过“增资减债”的工作，其中包括：将企业实际上缴的所得税、城建税等返还一定比例给企业，作为国家资本金；将地方财政借款、欠缴的能源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集中的折旧和地方“拨改贷”转为国家资本金；提高企业折旧率并将税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增加国家资本金。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扼制了原有行政隶属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
    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对照中国与其它转型国家，比如俄罗斯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还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进行让渡，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却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打破国民经济的垄断，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结果来看，中国、俄罗斯都有配置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对转型来说，应该说是殊路同归。
    对俄罗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来说，不是不懂与民营化相联系的放开价格、清理资产负债表、创建资本市场、建立法律框架以及确保契约和竞争等市场运行中的常识，而他们所担心的首要问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会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甚至导致反复，造成集权的经济制度和集权的政治制度的死灰复燃。所以，在他们看来，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从而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能多快就多快！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而这股力量，将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更积极地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型计划。
    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提供我们深入思考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如何建立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据统计，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但他们的权利却很小。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的手里。董事长、经理继续保持着集权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企业资金不足，就靠削减生产，解雇职工，靠**的补贴、贷款和拖欠债务来继续生存。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定符合国情的多元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是如何让一部分国有资产“有序退出”？
    俄罗斯在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中，一些国有资产“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同时还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尖锐的利益矛盾。我们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提出了“有进有退”的基本思路，对“有序退出”作出比较周密的部署，首先规定了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其次在实施“退出”中，都必须听取职工意见，规范操作，注重实效；第三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第四，还特别强调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发展非国有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这是比俄罗斯培育市场经济微观基础较为成功的一条经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虽然有过波折甚至是风险，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逐步地得到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根据最新统计，2008年底，城镇就业总数为30210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为6447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21.34%；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8733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的28.9%。个体私营经济为城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0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数为426113个，工业总产值为507448亿元，总资产额为431306亿元；其中，国有企业为9682个，工业总产值为46857亿元，总资产额为67102亿元，占总额的比值分别是2.27%、9.23%、15.56%；而私营企业为245850个，工业总产值为136340亿元，总资产额为75880亿元，占总额的比值分别是57.7%、26.87%、17.6%。私营经济在工业中的产能贡献已经开始超越了国有经济。这说明，非公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大。
    （三）对市场宏观调控机制的建设：**职能转变
    中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完全不同的路子！俄罗斯有关**职能改革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将原有国家政体、国体推倒重建的思路上。
    俄罗斯一些思想家认为：俄罗斯文化不具备能使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因此要用猛烈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原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的，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因此，俄罗斯转型的定位在一开始就很明确：“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将原有的国家政体、国体彻底摧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体制和**机构。
    俄罗斯思想家还认为：大**便意味着无效率；小**意味着高效率。所以转型后一定要建立一个小**。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1993年认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旦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他认为：在转型形成后要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其最简捷的路径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以建立一个小**。叶利钦**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所作为，就是由此产生的。
    而中国与此完全不同，**职能在转型中经历了由管理向服务的巨大转变。
    **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行政。**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型的起点。传统管理模式下**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是行政审批制度。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定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行政不负责任的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也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职能的关键。只有**职能得到了转变，建立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新体制，才能谈得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控。与革命时期相关联的**职能，本能的要行使经济的集权管理，但与建设时期相关联的**，理所应该行使公共服务职能。
    建立一个“公共服务性**”，是**职能转变中的一个新问题。**的存在是为了纠正市场的失灵：为社会提供市场所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制定公平的规则，加强监督，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是统治社会，而是要服务社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性**。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并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加快公共服务的立法、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用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新型**职能。
（四）对市场安全网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凡实行转型，都必须对原有的国有经济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制度进行调整，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而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从而引发出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诸如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失业和再就业、城市退休和养老、农村养老和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地下经济等城乡社会诸多问题的威胁。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转型？这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并重构新的社会安全网，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
    由于国情和转型策略的选择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有显著的差异。就一般而言，转型期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管理机构精简，企业停产甚至破产，都成为一种成为正常的经济现象。这使得过去以企业或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失去了根基。另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金，一般都由公共财政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社会，而且人均寿命也在延长，这使得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的赤字变成了中央财政的赤字。在转型过程中，如果缺乏经济增长作后盾，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央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常规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使得原来社会保障水平低但却还算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了破坏。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完全的破坏，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改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规避市场转型风险的安全网和有序推进转型的保障。
    与经济转型同步，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经济转型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转型注重经济的增长速度，忽视了社会政策的有效性，贫富差距扩大。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反思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诸多社会问题的累积，威胁着社会安全网的有效性。与此相适应，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内外的关注，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出了“权利失衡”、“利益博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概念与观点，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

    转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学科，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到目前为止，体系、范畴等都没有初步形成，但是，转型经济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需要强化对制度建设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对后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的关注，成为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一点在由叶利钦自由市场经济转向普京可调控的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学界尤为明显。
    俄罗斯学者列昂纳德.波里什丘克教授在《转型经济中的制度需求演进》一文中结合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实践，对制度建设作了具体说明：转型初期，获得了经济控制权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并不支持甚至是反对产权保护的制度建设。但是随着转型的深入，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主体对于透明、稳定和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兴趣有所增加，更愿意将其业务从地下经济转向正式部门，更愿意足额支付税金与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法律和秩序。但是，法治建设是一个博弈过程，它涉及政治文化、宪政制约、**可利用的财政和监督工具以及社会进行政治组织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詹科夫、科莱泽教授在《新比较经济学》，一文中说：过分强调转型的速度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各国经济转型成就存在巨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立的新制度的有效性，而新建的制度，需要在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害中作出权衡取舍。新制度的功能，就是要控制无序与专制的危险。严重的无序，会带来社会的巨大损失，但用更大权力来控制无序，也会产生更强的专制甚至滥用权力。这种思考的角度，对后转型国家新制度的建立，极富启发意义。
    吴敬琏一直关注市场运行中的制度建设，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一定要为市场机制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平台，就很难摆脱规则扭曲、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市场交易等状况。笔者在《转型国家的不同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一文中也指出：近百年的历史以及转型国家的实践教训说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提高效率的机制，但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让社会毁灭的机制。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一种恶性的。我们需要研究到底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它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类似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什么因素？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制度建设滞后，对行政权力的应用缺乏监督、制衡和责任追究的机制，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
    （二）转型经济研究需要加强对权力、劳动与资本经济关系的研究，构建在民主政治下资本与劳动和谐的经济新思维
    资本在1949-2009年间，曾经有过“被灭绝”、“被发展”的曲折过程。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中，发展资本的同时又能节制资本，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
    早在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认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改造过程中，由于，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从那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中国大陆基本上绝种。人们都有过很痛苦的回忆：房前宅后种菜、养鸡以至摆小摊，都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承受着被批判、被斗争的灾难。
    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实施了不仅国内私人资本，而且境外以及外国资本，都在**的主导和政策扶植下在大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全国传统工业行业中，私营经济已在一些行业中经济比重超过50%，在轻工纺织、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行业已占70%以上。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中外资本这些非公有制的快速发展，不仅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行业的发展，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还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这对于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外资本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资本总归就是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而在经济转型期，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弄不好，更会使这种天然属性得以放纵，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资本准人市场的门槛完全由权力控制，经济增长、追求CDP一旦成为决策的主题，那么资本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的宠儿，权力与资本结合而由此发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很难避免，比如：贪污和行贿等；二是就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我国一项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对资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很难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社会问题，从而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拉大。
    造就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经济关系，可能的出路一是建立公共服务性**；二是实施严格的劳资谈判机制，强化工会的独立性，遏制资本的贪婪，保护劳动者利益。资本应该明白，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社会购买力，才能使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得到实现，这正是恩格斯关于价值是费用与效用比较的理论应有之义。以此构建权力、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全新理论问题。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需要经济学各流派更深入地融合，社会科学多学科进一步协调，合作攻关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的结合在转型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有益探索，科学的吸取新制度经济学中某些观点，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当然，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在研究不同经济制度的更替；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既定经济制度下如何让制度更有效率。
    比较经济学在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2002年，由吴敬琏主持创建了《比较》杂志，提倡“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根据中国经济转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的介绍转型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和教训，至今刊物已编辑了40余辑，推动了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章玉贵在他所著《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对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转型实践中的广泛传播做了系统介绍。
    应用演化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进行研究以及对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国学者何梦笔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来研究大国转型，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全国统一的经济转型政策将会引发各地区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而这种反馈差异又将促使各地区逐渐形成不同的转型路径，从而使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强化，正视这个演化过程，才能为**竞争创造一种能够操作的政策框架。马克思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这是一种进化论的经济学观点。对此，贾根良在《演化经济学一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一书中对此也作了详细的论证。
    坦诚讲，就转型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看，大多停留在对经济发展政策解释的层面上，但对更深层的问题，却很难说清楚。所以，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转型，或者对转型国家的进程进行比较，可能是一个死胡同，因为它还涉及到政治、文化、民族、历史、宗教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民主讨论。转型经济学研究需要多学科进一步协调，与政治学、社会以及历史、民族等学科合作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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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冒天启 来源：《经济学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