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使用单一政策工具——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来解决美中贸易失衡问题是无效的，任何公正的方案都需要这两国在其内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G20将于11月11-12日在韩国首尔举行领导人峰会，试图形成一个神圣同盟，以驱除对货币战争的恐惧。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这种恐惧在持续。G20峰会会不会蜕变为G2峰会，即在其余国家的抗议声中，中国为自己的汇率政策进行辩护？G20难道就不能表现出一些政治才能，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吗？
汇率一元论之外
美国和中国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反映了两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只使用单一政策工具——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无效的，任何公正的方案都需要这两国在其内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人们应该记得，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促使日元从当年的238.5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988年的128.2日元兑1美元。日元大幅升值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仅仅17个月之后，随着1987年卢浮宫协议匆匆签署，广场协议就被带进了博物馆！更重要的是，日元升值在减少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是被怀疑的，世界上不仅只有日美两国——那只不过是教科书上设定的情节。广场协议后，美国整体贸易赤字只有微小的改善——美国消费者可以购买来自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而日本企业也可以将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迁往亚洲其他国家。
美国财长盖特纳最近建议，G20各经济体都应该将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以下。这一建议适当、可行，在产能闲置严重、失业率高企的现状下，可以防止以邻为壑政策的出现。
盖特纳的提议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既回避了人民币大幅升值能使美国贸易赤字减少多少的不精确的预测，也让每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政策工具组合来控制其贸易失衡问题。
对中国没有意义的事情
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竟然把自己的储蓄借给发达国家。造成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是：鼓励出口，以创造就业机会；相信保护弱小产业（错误地贴上“自主创新计划”的标签）能加快中国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发展。随着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汇率被低估帮助了出口企业和进口竞争型企业更快地发展。
事实是，如果出口和进口替代同步增长，贸易顺差就不会出现。短期来说，通过进口教育服务，在完全不损害这两个目标的前提下，**可以很容易地大幅增加进口。凭借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应该大幅扩大奖学金和学生贷款计划，使大批合乎条件的中国人能够去国外接受更好的大学教育。中国过去没有想到可以以提高生产力为目的大幅增加进口是想象力的失败。作为第一步，中国应该大幅减少其自主创新项目，不仅因为这类项目的国际经验多为负面，而且因为这将增加外部对中国进口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不满。
长期而言，中国的基本任务是改革其垄断的国家银行体系，使中国的全部储蓄能够转变为国内投资，结束储蓄外流到国外的状况。如果没有国内银行的扩张，劳动力密集程度比大企业更高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将难以继续获得满足。
通常人们建议，中国现在应该通过削减投资和增加消费，转变为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矛盾，因为较低的投资率意味着产能扩张速度较慢。对中国而言，正确的再平衡方法是在减少贸易的情况下增加消费，而不是以减少国内投资为代价。目前的情况，意味着中国**应该停止依赖于通过减少投资来抑制通胀，转而开始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共同繁荣的智慧
美国也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以把保护主义情绪隔离在外。在过去二十年里，蓝领工人的税后工资，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很少或根本没有上涨，而这种停滞已促使保护主义抬头，因为许多人已认定全球化的竞争是主因。
现实情况是，美国企业为蓝领工人支付的薪水越来越多，但增加的劳动报酬大部分已被快速上涨的医疗保险费用吸走了！此外，在未来的医疗改革使成本得到控制之前，美国最近扩大医疗覆盖面的政策不可能使财政赤字减少，进而令贸易赤字的减少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和中国除了可以各自做些事情来减少相互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之外，他们也应共同努力，防止WTO自由贸易机制被削弱。
通过缺席的手段，巴西和印度已经担当了发展中经济体在贸易谈判阵营中的领导者角色。在2007年6月的波茨坦四方（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会谈上，巴西和印度收回了它们早先的提议——之前它们同意减少制造业关税，换来发达经济体削减农业补贴的回报——因为他们担心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会越来越多。
具体而言，中国已经从WTO系统受益匪浅，但在多哈回合谈判时它扮演了一个非常被动的角色。对中国而言，它应该成为多边自由贸易机制谈判的领导者之一，现在绝对是时候展现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机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