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英国皇家学会因为发现大批英国科学家离开英国前往美国，并给英国经济造成损害，首次公开提出了“人才流失”论。当时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欧洲不得不用鞍前马后追随的代价，来换取美国先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等武器的保护。但是，学者们却发现正是大量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流失到美国，才让美国这些领域的科技实力赶超欧洲，领先全世界。

不过，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发展中国家问题似乎更严重。从流失比例来看，人才流失影响最严重的灾区，往往是非洲这样人才总量不多、最需要人才改变现状的最贫穷地区。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就撰文抨击说：不发达国家从屈指可数的财政收入中挤出巨资投入人才培养，但所培养的人才最终却去为强国服务，其中非洲受人才外流影响最大。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才培养计划，而这些人才对这些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卡斯特罗所说，不发达国家国家为人才流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非洲国家。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有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合发组织国家，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

2004年就有一项研究指出，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工作的非洲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超过100万，非洲国家每培养1名高科技人才大约需要18．4万美元，这笔费用可供非洲最不发达国家500个农民生活一年。人才的缺乏又使非洲国家同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专家以弥补必要的人才缺口，每年该项开销又高达40亿美元，占非洲每年所获外来援助资金三分之一。因此，只是人才教育、培训、替代成本的损失，对于经济困难的非洲来说都已经非常庞大。

而在医疗、教育等特殊领域，人才战争带来的伤害更为深远。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报告所言：医生和护士是穷国向富国提供的“最有悖常情的资助”。2005年，挽救儿童组织（SavetheChildren）和Medact组织进行研究调查，就估计英国从海外补充了大量专业医务人员，其中仅仅从加纳引进医生和护士自1999年以来就节省了6500万英镑的医生培训费和3800万英镑的护士培训费。

但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医疗关系生命，教育关系未来，这种损失还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非洲拥有全世界20%的人口，但只有占全世界3%的医务人员。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医务人员缺口100万以上，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因此，时至2004年，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的人均寿命甚至低于40岁。利比里亚的婴幼儿死亡率也有15.7%，马拉维妇女生产死亡率也达到1.8%……

然而，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没有努力培养医生。因为医生的缺位，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为16.6%，妇女生产死亡率为2%，近30％婴幼儿会在5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不足40岁。但是，美国芝加哥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全国的医生总数还多。这也不是特例，赞比亚1964年独立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到了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显示每年在公立医院受训的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来自马拉维的护士比马拉维本土护士总数还多……。

这一切的背后正是全球的人才战争。正如一位加拿大的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所说：“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家，目前超百万精英滞留海外，留学热潮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无疑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在国际人才战场上的成败得失。（7月21日《广州日报》）

必须承认，我们在新时期的人才争夺战中吃了败仗，数十万出国留学者学成不归，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成了国外人才的“预科班”。想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条件异常艰苦，可是钱学森等众多人才冲破重重阻力归国效力，现在生活改善了，许多人却不愿回来了，其中的原因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身为中国人，受中国文化熏陶多年，无论在何处留学，多数人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祖国，不可能对中国没有感情，他们中的多数人之所以滞留国外，主要还是对国内发展环境的不满，有的甚至心怀恐惧。比如，科研经费的申请搞“暗箱操作”，有的人搞科研有一套，可不会拉关系，不会“跑项目”，结果经费申请不下来。某大学发生过“四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的事，这说明“行政化”已经使人才很难再安心地做学问了。

照实说，这几年，我们对人才引进也很重视，不少地方**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但效果似乎不明显。原因就在于，人才引进来之后，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做了领导的“花瓶”，这样的结果，不仅对已引进的人才是种摧残，而且对人才的回归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大量的人才流失，降低了国家的竞争力，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常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只要有了利于发挥作用的环境，人才自然会回归。很多人才表面上滞留国外，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国内的变化，不少人一直在期待回国的机会。人才流失国外，党和国家着急，他们自己也着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多么盼望成长的环境早日改观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埋怨某些人才出国不归，而是抓紧培育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让人才感到回国效力更容易出成绩，更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盘点留学回国后的五大不适应：
1. 过路口的时候不看车：去过欧洲的几个国家，车辆在遇见行人的时候都会主动停下，因为司机认为行人是弱势，容易受到伤害。这种现象在中小城市更明显，即使你闯红灯了，司机也会很耐心的让你先过（不过不要尝试在巴黎闯红灯。）所以，听说一位朋友回国不到一个月就被车撞进了医院，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稀奇。北京车多人多，自己还是努力学乖一点儿。

2. 语言系统混乱：记得刚回国买地铁票的时候，我站在售票窗口一言不发的看着售票员大概有6秒钟后，好不容易想起来该说什么，脑子里转的全是法语。在法国生活了1年多，习惯了用法语买东西，一时间还真难转过弯来。平时想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转的却又都是英语，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语言都是英文，所以经常和朋友们同事们谈事情的时候难免的也要用英文表达自己，感觉这样会让别人不舒服（可能很多人都想，小样儿，你不就是出了个国么，显摆什么），便努力的抑制住使用其他语言的冲动。于是乎，很多时候，我要在脑子里寻找上半天相应的中文，结果往往吞吞吐吐，词不达意。

3. 总是想把餐具擦干：不知道欧洲人怎么想到的，餐具洗完之后都要用布擦干净，很麻烦，但是感觉很好。于是自己也慢慢养成了擦餐具的习惯，不过到处也买不到擦餐具的布，我也只好让我的盘儿啊碗儿啊自己晾干好了。

4. 总是把价格换算成欧元：都回来多日，买东西的时候还总是习惯把价格换算成欧元，一瓶康师傅酸梅汤只要3毛钱，打一次车起价才要1欧元（比在国外坐公交还要便宜），去家乐福的时候最开心了，买啊买啊买好多才要十几欧元。

5. 总是嫌餐厅太吵，城市太挤：似乎每家餐厅里都会有几个人可以旁若无人的大声讲话，或是劝酒的，或是大笑的，或是感慨人生的，或是彼此恭维的，或是抱怨家常的。不管你坐在哪个角落里都可以分享到他们的谈话，以至于餐厅里的其他人不得不也扯着嗓子说话，对面的朋友才能听见你说了什么。在北京，不管你到哪里，你面前都是一堆人的后脑勺，地铁、公交车和商场是最让人心烦的地方，你被挤被撞都是不可缺少的经历，如果没有人跟你说对不起，你也丝毫不必动肝火，谁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吵闹和拥挤是否是北京繁荣发达的脚注呢？怀念欧洲餐厅里嗡嗡的谈话声和细碎的餐具的声音，永远有座位的公交车，抬头就可以望见的连绵的雪山，没有几个人的公园也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宽敞舒适的火车车厢里还有很多座位是空着的。
现在回国这么久了，已经适应了过马路的时候左看右看，尽管前面是绿灯。

现在已经习惯了碰到人的时候说对不起，不再说Pardon，没事儿翻翻《论语》和报纸，不时的也是妙语连珠了，只是再也看不进去翻译过来的英语文章，偶尔看了部伍迪艾伦的《午夜巴塞罗那》之后又开始了Thinking in English的坏习惯。

我晾干的盘子放在厨房，没多久就落上了灰尘，每次用之前，还是要用水冲一下。

猛然有一天，我想到自己的工资也才几百欧啊，于是再逛家乐福的时候就要收敛一下，能坐地铁就不打车了。不过法国家乐福里的奶制品和肉类似乎都比国内便宜，最离谱的是奶酪和黄油，同样的东西，在国内要比国外贵上一倍还多。哈哈，想到在中国的法国人们，大概也会理解我在法国花15块钱人民币买1斤豆腐的心情了。

渐渐，我也少出去吃饭了，或者花多一点钱去人少的餐厅，谁能够抵御得了中华美食的诱惑呢？最近也都听说国内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也正考虑似乎该回到农村自己种地，既可以躲避大城市的污染和吵闹，也可以吃上放心的食品，多活几年了。说不定种出个绿色食品的品牌来，让大城市的人都吃我种出来的蔬菜水果，我也就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