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治通胀，先要解决食品涨价
10月份国民经济数据公布之前，我曾和一位同事打100块钱的赌。我的预测是CPI同比上涨3.9%，同事预测肯定超过4%。当然我的预测基于年初定下的物价上涨3%的努力目标，和上个月CPI上涨3.6%的数字。当然，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偏见。4.4%更接近于近一个月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

　　而结果是，１０月份４.４个百分点的ＣＰＩ涨幅中，新涨价因素是主要推手。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１０.１％，为ＣＰＩ上涨“贡献”了７４％；居住类价格上涨４.９％，“贡献”了１６.６％。

　　同事用我输掉的100块钱买回了糖炒栗子、苹果、西红柿，用作办公室的午餐水果。100块钱只买回不太大的两袋食物，和我们以前对100块人民币所产生的购买力的印象有了不小的差距，再次证明了4.4%的真实性和严峻性。

　　此轮通胀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亲身经历过的1985年、1988年、199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共性是：通货膨胀总是从食品开始。1985年，我在上大学，某一天的中午，大学食堂的饭菜价格一下子几乎翻了一番，一毛钱的炒土豆片涨到两毛，四毛钱的红烧肉涨到八毛。一些家庭条件差的同学脸色当时就变得很难看。通胀带来的后果对于富人只是名义财富数字的减少，但对于低收入者来说却是每餐饭中肉片、蔬菜、食用油的减少。

　　与4.4%的通胀数字同时发布的，是 2010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破7万亿，增长21.5%的数字。国家的财力继续快速增加，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却在通胀中降低。以眼下的情况看，由于货币超发，物价的上涨短时间难以逆转，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通过税收回收的部分货币补贴到国民身上。

　　再回到1985年，就我个人而言，涨价后，家里从财政上给了我15元的食品补贴，同时我也适当降低了吃饭的标准，这样可支配的资金多了起来。家里能够向我提供财政补贴，也是由于父母在那一阶段不断地涨工资。这个链条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意义是，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放大，中国人数千年来吃不饱饭的历史彻底结束。
食品涨价，同时城市居民涨工资或获得补贴，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市民购买力增强，刺激需求扩大，最终将导致整个经济的活跃。高通涨和高增长相伴，这样，对于未来的良好预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的生活压力。虽然现在的情况和20多年前大不相同，但如此充裕的财政收入为补贴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支撑条件。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成功解决通货膨胀的实践，面对这一次是不是还有借鉴意义呢？▲（作者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