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刚写的，没来得及收录书中。


　　为什么机票经常超卖，电影票却没有超卖?



　　现实生活中，但凡看电影、上培训、看足球、听音乐，往往一人一票一座，一个萝卜一个坑，不会买了票子没有位置。
　　但如果你去坐飞机，很可能遇到买了票子没有位置，即座位超售的情况。据报道，国外航空公司一般把超售机票控制在3%左右，我国规定超售机票不能超过5%。
　　比如，一架飞机200座，航空公司可能会预先售卖208座。倘若至少有8位乘客没有前来，位置足够，票价已收，公司挺划算。
　　倘若乘客多于200人，就会出现超载。对于这种情况，机场的一般做法是先在旅客中寻找自愿者，希望其改乘其他航班。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愿者，就采取拒绝登机的方式。
　　航空公司会对自愿改乘航班的旅客开具补偿证明和配套的旅程优惠计划；对于被拒绝登机的旅客，会得到现金补偿，当然，也可以要求提供往返机票补偿证明，或者相应的旅程优惠计划替代现金补偿。
　　让人不解的是，为何多数场合的票子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会超员；飞机票却经常二个萝卜一个坑，出现超员？
　　这还得从行业特点与订票规则说起。
　　一般场合，诸如看电影、上培训、看足球、听音乐等，购买的票子只限于票载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而《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明确规定，机票有效期自旅行开始或填开客票之日的次日零时起，一年内运输有效。
　　既然看电影、上培训、看足球、听音乐等必须在票子所载当日进行，很少会出现当事人购买票子，当日不到场的情况，为此，相应的公司当然不可能超售票子。
　　既然飞机票的有效期限长达一年，那么，乘客买了票子，改乘航班的可能性就提高了。既然乘客可能改乘，为了提高公司利益，航空公司就有可能实行超卖策略。
　　另外，航空行业的成本结构与一般行业不同。一班航机在临飞之前，若仍有空余的位置，损失是很大的。对空出来的座位而言，再多一个乘客的代价无非是一盒饭与一点饮料，要是能早早把机票售卖出去，收益是非常可观的。为此，航空公司就有足够的动力保持高上座率，实施超售策略。
　　至于国外航空公司超售比例在3%以内，我国航空公司超售比例在5%以内，这很可能与人们诚信有关。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人，信誉比较高，做事比较守信，买票未乘的情况比较少。国人信誉差一些，买票未乘的情况就相对多一些。
　　对于某一特定的航空班次，超卖多少还与天气情况、是否为节假日、是否有大型活动等情况有关。一般比较恶劣的天气、非节假日、无大型活动（比如广交会，世博会等）情况下，超卖率会高一些，否则会低一些。

此文是刚写的，没来得及收录书中。

本论坛发不了（要审批），先发在网易博客，有兴趣的可以阅读。


为什么ZF办事用“日” 百姓办事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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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同饭店吃饭付钱的顺序不一样


　　买卖里的“交钱”与“交货”顺序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因为太过熟悉，往往熟视无睹，比如市场买卖中不同的“交钱”与“交货”顺序。市场交易存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同时发生的情况，比如农贸市场里小菜的买卖，“交钱”与“交货”基本上同时发生。
　　但有也存在大量“交钱”与“交货”环节相互分离，两者交付顺序完全相反的现象。比如去肯德基或来必堡等连锁快餐店吃饭，是先付钱再用餐；在一般饭店就餐往往是先点菜吃饭再结账。乘坐火车与飞机等交通工具是先买票后乘坐；旅客入住旅店一般是先交押金再住店，等离店的时候再结账走人。
　　我们不竟要追问这种“交款”与“交货”的先后差别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某种道理呢？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不同交易环节与流程的安排是为了减少交易障碍，扩大交易范围，促进专业化分工，使得人们能够充分享受分工与交易带来好处的结果。

　　专业化分工与市场交易

　　生产分工就是各人所从事的领域越来越小，投入到从事领域的时间精力越来越多，专业经验与知识越积越多的过程。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大部分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因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节约时间、促进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亚当•斯密还发现劳动分工与市场范围关系密切，市场交易范围越广，专业化分工越细，两者相系，相互促进，提高了国民财富，提升了人们生活水平。
　　与不断细化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力不同的是，每个人想要生存与发展，他依靠的领域与产品却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你是开肯德鸡的，烹饪鸡块的技能肯定比我高，但是你无法仅仅依靠鸡块生活。你想生活得更好，需要衣食住行等多种多样的商品与服务，这种专业生产与大众消费的矛盾只有通过大量市场交易才能解决。
　　从掌握信息与专业化分工关系看，一个人往往在专业内内行，在专业外外行，分工越细越是如此。比如生产肯德鸡的，对鸡块的制作程序与质量会比较清楚，但对旅游知识往往就不及导游了。另一个导致信息不同的原因，是个人私有信息往往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比如生产、交换与消费行为中的私人信息。

　　信息障碍与交易范围

　　信息不对称是指各人所拥有的信息有多有少的现象，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天知地知你知我不知”，说的就是信息不对称的事儿。正如上面说的，生产专业化及信息私人化会引起市场交换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两类信息不对称均会使买卖双方在商品价格、数量与质量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减少商品需求，缩小市场交易范围，不能享受充分交易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为扩大交易范围，促进专业化分工，提升交易双方利益，交易者会作出种种节省交易费用的努力。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市场交易不同的“交款”与“交货”顺序与流程安排就是这种表现。
　　从节省信息费用角度就容易理解连锁快餐店和普通饭店，用餐过程中“交款”与“交货（用餐）”先后顺序的差异了。连锁快餐店的食品品种较少，而且制作工序严格一致，食品质量控制比较规范，买卖双方对食品数量质量容易达成一致。另外，肯德基或来必堡都是连锁店形式，本身会让消费者更容易相信其质量，这好比一颗名贵钻石在豪华商场与在街上游贩手中，你肯定更容易相信商场一样，品牌加连锁店形式本身是一种食品质量的保证（这也是为何快餐店较多采用连锁店的原因）。
　　既然快餐店的形式、品牌与加工细节都保证了食品质量，先付钱的方式把点菜购物与付钱几个环节合而为一，方便买卖双方，肯德基或来必堡当然乐意采用先付钱后消费的方式。现实中非连锁类的快餐店与小吃店，档次越高、食品种类越少、质量控制越严的，越倾向于先收钱模式，反之反是。
　　一般饭店往往不是连锁店形式的，而且里面的食品与菜肴品种比较多，菜肴数量与质量控制远不如连锁快餐店方便与严格。一般说来，饭店自己比较清楚菜肴数量与质量，消费者对菜肴数量与质量的了解相对较少。关于菜肴的数量与质量，让信息较少的消费者在吃的过程中识别考核比在事先考核容易得多。而且在饭店的就餐过程中，顾客还可以对不符合口味的饭菜提出异议，可以要求重做或者换掉，对于质量有问题的，比如菜里发现虫子之类，轻则换菜，重则免费用餐。消费者后付钱更有利于考核监管菜肴的数量与质量，维护自己消费者权益。虽然先点菜吃饭再付钱的方式，增加了环节中的费用，但能让客户容易考核菜肴数量与质量，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方能达到“消费者满意才能赚钱”之目的，所以，一般饭店还是采用先点菜吃饭再付钱结帐的模式。
　　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去哪里，途中时间多少等服务事项买卖双方都是清楚的，故采用环节更少的先付钱买票再坐车的方式。住宾馆就不同了，你住进了宾馆，在房间里面吃了多少东西，打了多少电话，有没有损坏、偷窃宾馆里的东西，住客自己清楚，宾馆方面就不如住客清楚了。先付钱再住店，可以约束住客的行为，而且，宾馆事后检查比事前检查方便得多，要是住客有不良行为，宾馆方面容易因此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宾馆一般采用先付钱再住店的方式，虽然付钱住店再结帐多了几个环节，但是因此能维护宾馆权益还是值得的。
　　分工细化与市场范围扩大相互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增加交易双方好处。在形形式式市场与交易领域里面，有些交易存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的情况，这往往阻碍人们进行充分交易。如果能降低信息障碍，扩大交易范围，就能更加充分地享受交易与分工带来的好处。“交款”与“交货”先后顺序安排就是这种降低交易障碍的表现。买衣买菜、吃饭消费、坐车住店，莫不如此。

　　为什么火爆鸭煲低价限量供应

　　主流经济学认为竞争性商品价格由供求决定，供求相等实现商品均衡价格与数量，使得买卖双方利益实现最大化。供应曲线代表了厂商边际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生产单位商品增加的成本，边际收益类推），需求曲线代表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人为控制商品价格，将导致边际收益与成本分离，降低买卖双方总的利益。
　　比如，如果人为压低商品价格，使之处于均衡价格之下，那么消费者的边际收益大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若提高价格、增加销量，就能增加买卖双方的利益。但是现实生活中，私人所有、私有经营的物品，还是存在人为压价限量的“怪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火暴鸭煲低价限量供应

　　在我的家乡一条僻静的街道上，新开了一家小饭店，特色菜是家传鸭煲。每天一大清早，清洗干净的整鸭加上自家制作的芥菜、罗汉笋、干香菇、中药、老姜等配料，放进一只大锅，在煤炉上用小火炖，约二个小时后，再加入自家制作的葱、料酒、花椒、猪油、胡椒、鸡精等调料，一盆盆营养丰富、汤鲜味美的鸭煲就可以上桌了。
　　鸭煲58元一盆，生意挺好，每天中午常常爆满，去迟的往往吃不到，因为鸭煲是限量生产的，每个上午5只。开业三个月内，我与同事去过多次，上午10：30分以后，多数情况下订不到菜。
　　鸭煲市场供不应求，说明58元一盆的价格处于均衡价格之下。明显地，商家提高鸭煲价格与销量，可以增加他的收入，为何商家仍会限价限量供应呢？私人鸭煲店可不是春节期间的火车票，**强制控制车票价格，改变价格较难。很明显，改变鸭煲价格易如反掌，增加几个鸭煲也并非难事。提价增量能多赚钱，顾客也有需求，商家何乐不为呢？

　　商品信息与商品定价

　　以上分析建立在消费者拥有鸭煲菜馆位置、鸭煲口味、价格、供求信息基础上的。现实中，新开的鸭煲店，知道上述信息者较少，人们了解鸭煲商品的信息费用较高。一般来说，消费者只有了解商品品质与价格，才能作出消费与否的决定，高昂的信息费用会使人们减少商品的购买与消费数量。这与抽税导致商品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类似。缺乏商品信息，信息费用较高，类似于被抽取了一项“无知税”，也会导致需求减少，买卖双方利益降低。
　　为增加各自利益，市场里的人们将会为降低商品信息不足而努力。那么由谁来做广告呢？一般而言，买卖双方中，让人数较多的一方来“广而告之”，成本相对较高，人数较少的一方更有动力降低信息不足。这推测与商品广告往往由卖家从事，招人广告往往由买方从事的常识一致。前者数量买者众，卖者数量寡；后者应聘人员数量多，招聘企业数量少。
　　鸭煲店家压价限量类似于一种广告，使得更多的人了解鸭煲口味与价格。鸭煲品质、价格与供求信息，在新老客户之间口口相传就等于免费广而告之，鸭煲价廉物美，才能让吃过的老顾客有激励免费广告，也才能使此类信息成为吸引潜在消费者的卖点。
　　另外，鸭煲不是米饭，可以天天吃而不厌，多去几次，鸭煲边际效用会递减，人们会吃腻。一定时段内，若无商品创新，老客户是要减少的。故意维护质优价低的形象，经常爆满的场景说明菜肴新鲜可口，价格低廉，能吸引潜在客户。在一定期限内，老客户减少，新客户增加，客户群就相对稳定。对于一家菜馆而言，稳定的客户群基本上就等于稳定的现金收入流。
　　要是店主预期一段时间内，鸭煲低价限量的损小于质优价廉吸引稳定客户群带来的收益，店主就会采取低价限量策略；反之，店主将提价增量。

　　垄断利润与信息利润

　　一般而言，消费者对商品品质、性能与价格的信息越缺乏，商家越可能搞低价促销策略。现实生活中，我们见过免费试尝试用饮料食品与化妆品的，却从来没有见过免费帮助你擦鞋的，因为前者质量不容易了解，后者服务内容人人知晓。
　　另外，同类的商家与商品，上市时间越短，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越少，商家越容易搞低价促销。这可以从新开培训班、歌厅、美容厅、饭店等往往搞低价促销；新品种化妆品，新品种饮料，新品种食品，往往让人免费品尝的现象中得到证实。
　　竞争性的行业，若利润率过高，会有新的厂商进入；若利润过低，会有厂商退出行业。在进进出出之间，行业利润率将与其他行业趋于相等，不会存在超额利润。
　　现实世界中，要是在竞争的环境中还存在的超额利润，往往是商家某种独到本领引起的，比如独到的技术与创新，本例中就是鸭煲独到的制作技术。商家凭借独到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一般称为垄断利润，传统经济分析认为商家行为目标是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
　　这种分析忽视了降低商品信息费用的努力，也可以因此获利，我们不防称之为信息利润。从鸭煲压价限量生产供应事实可知，现实世界中的商家，不仅仅追求垄断利润，还会追求信息利润，他们的行为选择是追求两者之和最大化的结果。
　　从经济效率看，两种利润在边际上相等时，商家利润实现最大化；要是两者有分离，商家便会调整产量与价格，从而使之相等。在鸭煲实例中，短期内消费者缺乏产品信息，信息利润比垄断利润更大，商家沿着供应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采取降价减量策略，能够增加总的利润。调整过程中边际信息利润下降，边际垄断利润增加，当达到两者相等时，总利润达到最大值。这就是短期内商家采用低价限量策略原因。
　　随着上市时间增加，产品信息普及，商家低价减量带来信息利润减少，边际信息利润将会小于边际垄断利润。商家从限价限量沿着供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即采取加价增量的策略，能够增加总的利润。此过程中商家边际垄断利润下降，边际信息利润增加，当两者相等时，总利润达到最大值，这就是长期内商家采用提价增量策略原因。
　　追求垄断利润与信息利润之和最大化的商家，根据商品上市时间长短，信息费用大小的变化，调整商品价格与数量。上市之初，信息相对缺乏，信息利润较高，商家更有可能选择低价少量的方式经营，此时离供求相等的均衡点较远。
　　随着商品上市时间增加，信息分布普及，信息利润减少，商家往往会选择提价增量的经营方式。要是信息费用下降到零，就达到了新古典经济分析中供求相等的均衡价格与数量。从这个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分析得到供求相等，实现买卖双方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只是零信息费用下的一种特殊情况。
　　现实生活中，大小不同的信息费用使得商家采用不同的经营策略，商品价格与数量往往偏离均衡状态，这才是更加一般化的解释与结论。

　　为什么肯德鸡发放套餐与优惠券？


　　肯德鸡快餐飘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可幸的是生意兴隆，基本上开一家火一家。众多小朋友更是天生喜欢，不爱吃的，怕是绝无仅有。山重水复，路远迢迢，人家怎么就能猜到咱中国人的口味呢，而且，还能够保持经久不衰，不得不佩服商家的眼光与能力。
　　肯德鸡在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口味独到，产品持续更新换代，还与他们的经营策略的关。可以观察到的是，各家分店都有多种优惠套餐，时常散发各式各样的优惠券，要是没有拿到，从网上打印下来也是有效的。
　　与肯德鸡不同，一般快餐店往往荤素菜肴搭配，收取固定价格，比如二荤一素8元，三荤一素12元之类。一般没有优惠票券，也没有优惠套餐。为何两者有此区别？肯德鸡为何要搞多种优惠套餐与优惠票券？
　　一般的快餐，店面可大可小，位置可偏可正，人员可多可少，规模可大可小，行业准入成本极低，快餐店数量往往较多。此种快餐市场接近完全竞争，餐馆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接近水平，他们往往只能随行就市，“随波逐流”，把价各定在菜肴边际成本附近。价格稍涨，食客会税减；价格稍跌，便没了盈利。
　　在进入成本方面，肯德鸡与中式快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开设一家肯德鸡，投入最贵的，不是人工，不是场地，也不是设备，而是品牌定金与租金。而且，店面总数有严格的控制，只有人口密度达到一定要求，才允许开设。
　　较贵的品牌租金与较高的人口密度要求，使得肯德鸡进入成本相对较高，在位商家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具备一定的垄断力量，面对的消费者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与完全竞争商家只能“接受”市场价格不同，他们往往可以调整价格与销量，以获取更多利润。肯德鸡各类优惠套餐安排，便是调整商品价格与数量策略的体现。
　　而且，肯德鸡以鸡肉为主营业务，与中式快餐业务存在差异，两者只是垄断竞争的关系，这使得肯德鸡“觅价”经营成为可能。
　　肯德鸡各类优惠套餐是一种捆绑销售策略。与一般快餐店各式菜料进货可多可少，售卖菜肴可多可少，能够随时灵活调整规模与结构不同，肯德鸡主营业务是鸡肉，而每只鸡长有两只腿与两个翅膀是固定不变的。一般来说，市场上吃烤翅的人比较多，吃鸡块的人比较少，吃大块鸡肉的人更少。肯德鸡商家把鸡块与鸡翅、汉堡、署条、饮料等组合成多种套餐，使套餐的吸引力大于单售鸡块，而且各类套餐还有价格优惠，从质量与价格两方面提高了鸡块的销量。否则的话，很可能鸡翅早已售完，鸡块却留下一大堆，会大大降低商家的利润。
　　肯德鸡不但推出相对固定的优惠套餐组合，还推出内容时常变化的优惠券。相同的商品，没优惠券的，价格较贵；有优惠券的，价格较便宜，是一种价格歧视策略。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敏感程度高的，价格稍稍降低，往往欣然前来，价格稍稍提高，往往驻足不前；敏感程度低的，稍稍降价与提价，往往无动于衷，想吃就吃，该吃还吃。
　　给价格敏感者一定的价格优惠，就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售量；对价格迟钝者保持原价不变，他们的购买量基本不会改变。肯德鸡通过优惠券的方式，把这两类消费者区别了开来，成功实施价格歧视，以获取更多利润。这与航空服务多种多样的机票优惠策略相同，航空公司通过乘客订票方式、时间迟早等行为，区分对服务价格敏感程度不同的乘客，因人而异制定价格，从而提高平均售价，获取更多利润。
　　另外，一段时间内，消费者的口味可能有所变化，肯德鸡可以相应地调整优惠券的内容与之适应。比如，一段时间里，发觉喜欢汉堡的人变多了，喜欢鸡块的人变少了，就可以多发鸡块优惠券，少发汉堡优惠券；降低鸡块优惠价格，提升汉堡优惠价格。等等。
　　肯德鸡行业进入成本较大，在位商家数量较少，经营业务与中式快餐相异，使得他们具备一定的价格控制能力，可以通过调整价格与售量的方式获利。各类优惠套餐与优惠券便是这种“觅价”策略的体现。主营鸡肉的特点又进一步促进他们采取“觅价”策略。

　　为什么月饼黄牛年年都有

　　转眼又是中秋佳节，一般家庭又要忙着赏月亮吃月饼。不止此也，中秋节之前，还忙碌着另一批人。这几天上下班，在几家五星酒店前经常能够见他们的身影，坐在板凳上，手持“回收月饼票”的牌子，不时有路人向他们询问、买卖月饼票子。很明显，他们便是月饼黄牛，依靠倒买倒卖月饼票子赚钱。
　　月饼黄牛与春节期间的火车黄牛，可谓“野火烧不尽，春节吹又生”，“年年岁岁花相似”。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人流量激增，**又人为控制车票价格，给了黄牛党赚取车票差价的空间。但月饼生产厂家可没有控制月饼票子价格，为何也会引来黄牛党，而且年年如此？
　　黄牛回收的月饼票价与商家品牌与购回票子数量有关，品牌高档的，数量较多的，回收价格较高，反之反是。比如笔者所在地区，有两家酒店的月饼颇受欢迎，这两种月饼票价就大高其他酒店的。比如你一次卖给黄牛2张票子，只能卖到3.8折；如果你一次卖给黄牛20张，你就可以卖到4.5折。
　　平均而言，黄牛回收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4折，卖掉的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7折，中间的3折差价，便是黄牛们的酬劳。
　　对于卖者而言，单位发放票子太多，或者别人赠送票子太多，自己用不了，过期更是一文不值，还不如卖给黄牛党，虽然价格低了点。对于买者而已，到商场去买，不能打到7折，同样的月饼，便宜点也好。对于黄牛、卖者与买者而言，既然均有利可图，这个倒买倒卖市场便形成了。
　　黄牛回收的月饼票子往往多于卖掉的，据媒体报道，这些“烂”在黄牛手中的票子，最后都有生产厂家兜底，厂家回收的价格约是票面价格的5折。对黄牛而言，回收来的票子打4折，卖价却至少是5折，还不存在任何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对生产厂家而言，卖给单位或者商场的月饼，一般在7折左右，而从黄牛手中回收回来，却只需5折。转了一圈，同样一张月饼票子，厂家能赚2折的差价，当然也乐而为之。
　　问题是为何别的商品少见这种厂家为黄牛当托，让黄牛无风险套利的情况呢，而月饼却长年累月存在这种情况？这一方面是月饼需求具备一定的刚性，就像春节期间的火车，一般人需求甚殷。另外，如果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能转让、能随时兑现的月饼票子，或者不能转让，只能自己消费的月饼票子，消费者会选择哪一种？答案当然是能转让的那种。同样价值的东西，越容易转让与变现的，人们越喜欢；越不能转让与变现的，人们越不愿意接收。
　　既然月饼黄牛的存在，使得月饼票子更受消费者欢迎，商家便可以卖更高的价格。比如说，如果没有黄牛党，票子不能随时转让变现，消费者只愿意接收6折的票子；如果有了黄牛党，票子能够随时转让变现，消费者就可能愿意接收7折的票子。
　　但还是存在让人不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何消费者愿意7折价格买入，而4折的价格卖给黄牛呢？一般来说，如果让家庭或者私营企业从事这种亏本的生意，人家肯定是一万个不愿意。但如果对方是国有企业呢？故事与逻辑就完全可能是两回事了。
　　国有企业里，领导人的收入主要由职务决定，职务高收入高，职务低收入低。逢年过节，发放福利，如果以现金的形式，那么1元就是1元，领导人变不出什么“花头”来。如果发放月饼票呢，形势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假如生产厂家以7折的价格卖给企业，开7.5折的财务发票给购买方，那么，中间半折的差价却落入了国企领导的腰包。企业规模越大，发放月饼票子规模越大，领导越有动力。
　　月饼生产厂家、黄牛党、买票者与国企领导，这四方都在月饼票子交易中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唯一在此交易中吃亏的，便是国有企业广大员工。
　　要是换成在私营企业，他们本来可以领到现金，或者领到折扣更低的月饼票子，但在国有企业中，他们却成为了“收益归领导，成本归大家”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正是他们的牺牲，养肥了月饼黄牛党，使得月饼黄牛“年年岁岁花相似”。正是他们的牺牲，养壮了生产商家，便宜了买票子的消费者。

　　为什么站票与坐票的价格相同


　　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中同类商品与服务质量不同，价格也不同。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火车或者公交车的车票价格。无论是坐票还是站票，只要乘坐距离相同，价格相同。
　　一般来说，坐票的质量比站票高，享受的服务比站票好，从直觉上感觉的话，坐票价格应该高于站票。两种质量不同的车票却收同一个价格，是何原因？
　　人们乘坐交通工具过程中，涉及乘客与服务提供者利害关系的，不仅仅有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这两个因素，还有服务秩序的问题。不同的定价方式与维护乘车秩序有某种联系，车票价格的高低是价格利益与乘车秩序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提高坐票价格或者降低站票价格的话，你会怎样行为？
　　一般来说，除了春节与平时的节假日外，一般情况下火车往往是坐不满的，往往会留下或多或少空余的座位。如果坐票的价格高于站票的价格，你很可能会去买价格更低的站票，然后上车后偷偷坐到座位上去。也就是说在座位未满的条件下，人们可以买站票而享受坐票的服务。这样的话，没有人愿意买更贵的坐票了，车辆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会减少。
　　车辆主人想要提高服务收入，就要防止乘客“指鹿为马”、“声东击西”的行为。想要改变买了站票享受坐票服务的情况，车站的乘务员就要进行监管。俗话说“法不责众”，一般来说，每辆火车的车位都是挺多的，而且，在座位未满时，如果站票比坐票便宜情况下，肯定会出现“指鹿为马”者。未满的车座越多，两种车票价差越大，“指鹿为马”者越多。
　　想要监管每个买了站票坐到座位上去的乘客，难度是很大的，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花费是挺大的。为了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者，把坐票与站票价格定得一样，先把坐票卖光，让坐票者各得其坐，就可以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行为的费用。
　　虽然与采用分别定价，提高坐票价格相比，车主会在价格上吃点亏。由于价格下降往往能提高需求量，最终在服务收入吃的亏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要是这类小亏能换来更多监管费用的节省，这个亏吃得还是值得的。
　　要是卖完坐票后，发现车票还是供不应求的话，再卖站票，这种情况下，买了坐票的人各就其位，不会出现站票人去坐车位的情况。虽然坐票价格卖得低了些，但由于站票与坐票价格一样，站票相对价格提高了。在两种车票的定价相同，还能售出站票的情况下，车票总的销售量比较大，总的收入并不一定比分别定价来得低。
　　现实中，不光火车与公交车的坐票与站票的价格是同相的。像电影院里不同位置的票子，价格也往往是相同的。这里面的道理与火车异票同价为节省监管“指鹿为马”这类行为的费用，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对不同好坏座位实行差别定价，就会有人买了差位子的电影票，进了场偷偷溜到好位置上去，这就要由电影院进行监管。票价一律相同，就可以让买了好位置的看客自己先坐到相应位置，防止差票者占位。
　　很明显，定价相同让看客自己监管的难度，比差别定价情况下电影院的监管难度小得多。要是在票价上吃的亏能换来更多的监管费用节省，电影院采用异票同价的定价方式还是值得的。
　　从节省监管费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实行异票同价，从提供激励的角度看，道理也是相通的。把坐票与站票定为相同的价格，对于买坐票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
　　一般来说，早早买了坐票的人，往往是对坐车服务评价与效用比较高的人，让他们先买票，享受质量更高的坐票服务，对他们就是一种激励。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价高者得”的体现，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看，商品与服务进入出价更高者，是经济资源配置高效率的一种体现。让我们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说明。
　　自由买卖市场中，比如买卖一件衣服，你要她也想要，那么，你们俩个中只有出价更高者，才能得到这件衣服。有人说，有的衣服价格是一样的，就算打折也打得一样，不存在消费者出价高低的问题。
　　这种说法只盯着货币价格，没有看到货币价格之外，时间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你抢先去买，生怕去得迟了，被别人抢购走了，说明这件衣服对你的效用是挺大的。在抢先去买这件衣服的过程中，你就放弃了这段时间做其他事情的可能，你的代价是货币价格加上时间成本。
　　一般来说，如果不用赶急，让你从容选择何时去买，与生怕被别人抢购去，赶着去抢购相比，前者的时间成本更高，所付的实际价格更高。因为在不用赶急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空闲时间去，可以选择在时间成本更低的时候去买。
　　同样，即使价格相同，让对商品评价更高的人早买的行为，对商家而言也是有利的，商家可以更早空出货架摆放其他的衣服，可以用早早回笼了的货款再去订货等等。更不要说在可以讨价还价情况下，让货币与时间两者组合的价格更高者得，商家选择的灵活性就更大了。
　　同样，火车坐票站票定为同一个价格，对于早买的人而言，他实际付出的成本往往高于迟买的人，这个价格在像春节期间就更突出了。
　　春节期间车票需求激增，火车座位严重供不应求，买车票者往往要早几天就去预订，而且，买票时往往还是要排着老长的队伍。这时候，买票人所花时间与精力就比较大，所付的实际代价，除了车票价格之外，时间精力体力的付出，也构成了票价的一部份。
　　这种情况下，实施的仍然是价格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只不过这个价，是包括时间精力体力之内的价格了。如果仅仅从“价高者得”这种分配方式看经济效率的话，车票进入对它评价更高者手中，是种高效率的体现。
　　如果完全以价格机制的方式分配资源，买者所付价格是他为别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过程中取得的，是生产性的。如果在价格机制外，再加排队，力气等分配方式，则多花费掉的时间精力花在购买车票过程中，对别人是没有好处的，是非生产性的。这个角度看，价格机制优于其他机制。

　　为什么景点的物品这么贵

　　众所周知，景点的物品往往比平常市场上贵。上个星期，我们一家三口去宁波凤凰山游玩，成年门票120元一张。还没进景点，门口有几个小贩向我们兜售东西，矿泉水2元一瓶，游贩敬告我们景区里面卖6元一瓶；比纸还薄的雨衣1元一件，景区里面卖到3至5元一件，玩“急流勇进”项目用得到。景区里面的快餐16元一份，二荤一素，市场上的价格8元就足够了。景点的东西为何这么贵？
　　一个景区除了自然形成的山山水水与人造景点外，余下来能用来设商店开饭厅的资源就不多了。要是景点大量开店设摊，那无疑成了商业街，此种喧宾夺主的结果，将与景点的定位冲突。考虑到一般的景点不在闹市区，开店设摊没有比较优势，因此，景区的定位只能在景点上，不会在商业上。位置与资源的约束使得景区资源中，绝大部份将会用游玩项目，只有少数会用于消费方面。这是景点物品昂贵的原因之一。
　　与其他市场一样，景点的物品也是由买卖双方竞争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价格上涨；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影响卖方竞争的重要因素是行业进出成本。按理说，景点物品比如矿泉水，行业进出成本很小，本身是竞争行业。但景点的矿泉水与一般地方的不同，景区的矿泉水与景点捆绑销售，在景区你不能只买矿泉水，不欣赏游玩景点。你想仅仅只买矿泉水，要么在进来之前就买好，一旦进入景区，门票价格便是你只买矿泉水的代价。
　　景点与里面消费的物品捆绑销售，门票价格保证了捆绑成效，门票价格越高，这个捆绑越有效，景区里面的物品价格也越高。门票价格成了区外物品与景区物品竞争的额外成本，区外物品好比让景区抽取了一道税，税的大小就是票价格税。只要景区内外物品价差小于门票价格，游人还是会在景区内购买消费物品，虽然看上去比较贵。
　　高档的酒店，里面的物品也比较昂贵，这是酒店捆绑环境、服务与物品的结果。一个卖书法是捆绑了书写技术与纸墨，使得同样一张纸，因为投入了人力资本，价格迵异。与景点和酒店不同，卖书法的主要是因为人的因素，使得物品价格越高，而景点和酒店是因为物品的因素，使用物品价格较高。
　　与市场上捆绑销售，往往捆绑物品不同，企业生产则是捆绑了不同的人，使各人在企业组织中发挥1＋1>2的团队作用。管理者、生产者与销售者，同在一个企业中，分享企业红利。这种捆绑往往也没有强制力，无论哪种人员，认为在甲企业收入不够高，可以跳槽到乙单位，或者到市场上做买卖。
　　景点独特的风景与项目具有垄断性，门票价格是这种垄断性的体现，垄断程度越高，人们需求越大的，门票价格往往越贵，景点里面物品往往越贵。昂贵的景点物品是景区增收景点垄断租值的体现。

　　此文是刚写的，没来得及收录书中。
　　

　　为什么计划生育可让位了？


　　至今，我国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许多人反对。有人认为生育是每人的天生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由决定。有人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应该改计划生育由市场生育，让每个人自己决定。

　　与上述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学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研究人的选择行为，更注重行为结果与客观效果。

　　要说清楚生育由计划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先得搞清楚当年人口增长迅猛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工商业经济不发展。在农村，粮食产量缴足国家后，先按每户人口多少分配，再按劳动人口劳动能力，即按照工分分配。

　　在这种分配方式下，人口多的家庭，分配粮食也比较多。像一家4口的，无论父母劳动能力多强，劳动多么认真负责，也不如一家6口的分得多。

　　另外，当时培养小孩的代价，远不如现在这么高。当年吃穿用住教育方面的支出，与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好比一个公共牧场，你多放一只羊，好处是你的，代价却由大家共同承担。这种情况下，你会多放羊，我会多放羊，他也会多放羊。众人多放羊的结果，便是牧场草力下降，甚至草场沙化，大家均养不了羊。

　　按人口多少分配粮食后，再按工分多少分配情况下。你家多养一人个小孩，犹如多放一只羊，好处让你家独享，代价却由众人分担。这种情况下，你会多生小孩，我会多生小孩，他也会多生小孩。于是，人口过多，大家受穷。这种情况下，实行计划生育有相对合理性。

　　然而，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生育制度也得变了。我国改革开放已愈30年，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工商业日益发展。利益分配已转向以个人能力与贡献为基础，已然与当年农业经济条件下，按照人口多少分配迥异。

　　而且，这年头的小孩培养支出远非当年可比。如今的小孩培养，夸张点说是百元大钞堆积出来的。从出生、养育、上学到结婚，培养一个小孩的费用，远远高于当年。

　　现在的情况好比牧场是每个家庭自己的了，每个人选择在自家的牧场里放不放羊，放多少羊，是很小心谨慎的，也是高效率的。现在不会再导致公共牧场里，众人多放羊导致“公地悲剧”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生育的事儿完全有条件让各人自个儿作主了，该由市场主导了。（此文是谢作诗老师上课录音听后感）

　　为什么娱乐场所“蛋比鸡贵”



　　炎炎夏日，为了吸引顾客，尤其是暑期学生客流，量贩式KTV、影院、娱乐会馆等室内文化娱乐场所纷纷打起了优惠牌。这些优惠措施带动了人气，也让不少消费者遭遇了“蛋比鸡贵”的尴尬。有5位大学生绍兴市区一家正推出包厢优惠的KTV唱歌，结账时发现，包厢费只有100元，而其他消费却有180元，他们在KTV内买零食的消费大大超过了包厢费。
　　据初步观察，发现一些在超市卖1－2元的矿泉水，在KTV就要3－5元；普通啤酒在市场上只需3元左右，在KTV中就会升至10元左右；在鲁迅电影城小卖部，普通杯爆米花是10元一杯，价格大致是市场价的2倍左右，世茂影城的爆米花甚至要卖到20元一桶。
　　为什么娱乐场所的物品普遍比市场上来得贵？其实，这些地方卖的已经不仅仅是物品了，他们是把物品与环境组合在了一起出售。比如同样一杯爆米花，你与女友买了在街头吃，与在电影院边看电影看吃，氛围与情调是不可同日可语的。影院的爆米花价格比街头贵，就是对氛围与情调付费。
　　日常生活中，把环境与物品组合出售的现象还是挺多的。比如，同样一碗面或者一瓶啤酒，在高档的酒店比在小饭店贵；同样的物品，在景点往往比市场价格高。同样的物品，高档酒店组合进了环境与服务，景点组合进了景色，所以比较贵。
　　另外，这些场所消费的连续性，使得一般人不能半途而废，临时到市场上购买平价物品。你去看电影，往往不会中途离开，到街上买平价的爆米花，否则的话，等你回去时，很可能错过了精彩的镜头；你去高档酒店吃饭，不会吃了一半，再到外面买了啤酒来喝，否则的话，服务员会以为你已吃完走人了；到景点游玩，你不能游了一半，到外面买了东西再进去，这样的话，你就得付两份门票价格。
　　商家把环境、服务与物品组合在一起，提高了物品的用值；物品消费的连续性，使得消费者不能临时选择平价物品。此娱乐场所物品价格贵于大众市场之原因也。
　　此类营销策略，使得商家提高了收益，消费者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对买卖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消费者认为环境、服务不值得付费的场所，将会在市场竞争中无情地遇淘汰，能在市场残酷的竞争环境里生存下来的，一般都产品与环境、服务组合得当，能带给消费者更多价值的商家。

　　刚刚写的文章，没来得及收录本书。


　　为什么“高中航母”拼凑得起来？

　　今年以来，山东省平阴一中、临淄中学等重点高中，重组当地一些普通高中后全新亮相，学生规模近万人的“高中航母”在山东等地不断诞生。其中新泰一中一度每个年级80个班，在校生1．2万人。临淄中学7000学生同时就餐，吃顿饭要一个小时。（10月28日钱江晚报）
　　不止此也，各地中小学好像也有做大做强的冲动与行动。本人所在城市，不仅初中与高中合并现象成行成市，重点小学合并一般小学，成立教育集团之类的事情，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土出笼。
　　如果为了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此举善莫大焉。可惜的是，学生激增之后，其他资源可能跟不上步伐，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
学生数量激增，可是楼房还是那些楼房，食堂还是哪个食堂，就餐犹如万人挤过独木桥。临淄中学7000学生同时就餐，其打饭、买菜与就餐的不便可想而知，无怪乎吃顿饭就要一个小时。
　　学生数量激增，楼房与场地规模要是跟不上步伐，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秩序都可能出问题。去年12月7日，湖南湘乡育才中学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8名学生遇难，26人受伤。这所学校也是当地最好的重点中学，也是班级规模超大。
　　更重要的是学生数量激增，优质师资往往跟不上步伐，不仅教育质量无法提升，教育管理也陡增麻烦。某地国家示范性高中大扩招，一下增加60多个班主任，结果每周一次例会成了问题，循旧例每人发言10分钟，需要600分钟10个小时。无奈之下分年级再分组开，再逐级汇总给副校长校长，周报成了月报，新闻早变旧闻。
　　任何组织都存在管理效率问题，都要遵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学校软硬件资源与学生数量同样存在匹配与效率问题。并非把各个学校组成教育集团，挂靠在重点高中之下，就可以提高教育效率与质量。这正如计划经济时代，把所有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由一个**来组织管理，有限的**人员与巨量生产与消费信息无法匹配，其中的组织管理费用实在高得不行，这也是计划经济导致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为何各地仍热衷于拼凑“高中航母”？难倒当事人当真不明白其中道理？
　　不太可能。即使一时不能明白，过了一段时间，实际效果马上会应验。既然有前车之鉴，为何仍有多个学校重蹈覆辙？
　　还是利益在作怪。新华社调查称，普通高中的学费为每学期500元，重点高中为800元，如果几所普通高中合并进重点，意味着学费也跟着上涨。
此外，高中招生有30％的择校生指标，这意味着招生规模越大，学校收费越多。众所周知，一般重点高中择校费从2万到6万不等，重点高中航母化，在垄断择校市场的同时，扩大了择校生源规模，提高了择校市场收入。
　　同样一包方便面，倘若康师傅减了份量，价格保持不变，我可以不再买它，转身去买统一、白象、思圆或者五谷道场。要是方便面性价比实在不能打动吸引我，我仍可以去KFC或者下馆子。竞争性市场里，消费者选择多多，此处不留爷，只有留爷处。
　　但一个地区与城市，重点高中往往只有一所或者两所，你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即使不满意，也无选择的余地。垄断的教育市场，减少了学生选择自由，降低了学校之间竞争程度，使得“高中航母”得以拼凑起来。

　　此文刚写，没收录本书。


　　为什么城市发展容不下一畦菜地？　　
　　
　　
　　不论田园风光、农家情调，仅仅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言，城市在其扩张过程中也理应留下一些菜地，有一定比例的蔬菜自给率。然而，现实情形却是，国内多数大城市的自给率不足30％，北京蔬菜自给率仅10％，蔬菜自给率相对较高的上海，也只有50%左右。城市发展何以容不下一畦菜地？　　
　　**对耕地的保护不可谓不力，且不说其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之类的官方话音仍回荡在耳边，可无情的事实为何偏偏与**意愿与政策相违呢？　　
　　关键是政策逻辑存在问题。**对土地用途与转让管得越严（现行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只有**批租华山一条路），土地流转费用越高，流转价格越不合理，土地使用效率越低，城市蔬菜自给率越低。
　　耕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过程中，面对农民，**是拿地的唯一需求方，而且，这个需求还以强力为后盾，不以自由转让为原则。这种买方强权垄断的局面下，相对农民而言，土地流转补尝收益较低；相对各地**而言，拿地费用较低，需求量当然就上升了。　　
　　有数据显示，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多个大城市，征用菜地后，需缴纳的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主要为每亩1万—3万。其中，上海市的最高标准为7.5万/亩，远超其他城市，因此上海的蔬菜自给率相对高一些。　　
　　这就相当于如果你是卖矿泉水的，面对的买主却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从你这里买水，不以你我的自由意志与选择为基础，一定程度上，你想卖得卖，不想卖也得卖。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矿泉水价格还提不提得高。这种情况下，我的理性选择当然是向你“多买”水。　　
　　只有改善目前的土地流转制度，使得更多利益相关方能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参与土地流转，方能降低土地流转费用，确定相对合理的流转价格，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保证一定比例的蔬菜自给率。

　　新租赁办法将产生多种副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出台《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1995年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新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规定的最低标准。并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随意提高租金。
　　“看上去很美”，似乎又是一起为租户利益着想的好事，可实际效果会怎样呢？
　　租金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房子供不应求，租金上涨，否则下降。在供不应求条件下，不让租面积较小的空间，显然，租金只能上涨。想让租户减轻负担，结果却加重了租户负担。
　　要是预期住房供不应求，规定不让缩小出租空间，房东肯定会在事先把房间造得更小。另外，既然在合同期内，租金不能上涨，同样可以推测的是，房东会倾向于签订短期合约。本来一年一签的，现在一年二签，或者一年四签。
　　以一年二签为例。要住房是供不应求，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新办法规定第一期合约内只能收8000元，不能在合约期内涨租金，那么，房东将第二期租金改成1.2万元就行了。无非是多签了一次合约，多麻烦了一下，市场租金却没有变化。
　　另外，在合约期内，租金虽然没有改变，但房东以前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就可能下降。比如以前提供热水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热水；本来提供上网服务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上网服务；本来床单一星期二洗的，租金不让涨，一星期只洗一次，或者干脆不洗。等等。
　　任何商品与服务，都有多重属性，**能管的，往往只是很少几种。**管住了这头，当事人变个戏法，会改变了另一头，使得管制无效，甚至出现种种副作用。
　　诸如**可以冻结馒头的价格，馒头的馅立马变小；**可以控制奶粉价格，降低牛奶成本的“三聚氰胺”就可能替代正规牛奶；**可以调控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价格，黄牛立马蜂涌而至，购票的队伍立即拉长。等等。
　　租金管制，同样效果。

　　为什么古代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现代社会却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婚姻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现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度。另外，西欧社会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就算在中世纪，仍然如斯。
　　为何我国的古今婚姻制度差异巨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何东西方的婚姻制度会差异巨大，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先解释第一个现象与问题。古代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农业生产的投入主要是土地与劳动要素。古代妇女在土地与劳动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
　　从土地分配角度看，女性拥有的土地权利与数量不如男性。从《汉旧仪》记载可知，西汉皇后的封地还是挺多的，可达四十个县的食邑；唐代以前，皇后还有封邑；从宋代开始，皇后就只有俸禄，没有封地了。
　　另外，从现存的资料看，直到隋炀帝以前，女性都要求课税，因为女性当时参与授田。但是隋炀帝免除了女性的课税，同时也就废除了女性参与土地的分配权利。
　　从古代历史现实与演变看，无论皇后还是普通女性百姓，参与土地分配过程中，拥有土地的权利与数量远不如男性，经济地位因此降低。
　　从劳动角度看，传统农业生产过程中，体力是重要的因素。男性相对女性具有天然的体力优势，这也决定了男性比女性更具生产力。
　　无论土地还是劳动，男性均比女性具备比较优势，经济地位也就更高。这种经济地位的差异，反应在婚姻制度中，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
　　随着帝制被推翻，土地分配制度随之改变，女性也能参与土地分配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工业商业逐渐发展，劳动分工不断深化。此情形下，体力已经不是最具生产力的要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知识与技术的获取与积累，不像体力那样与男女性别有天然的联系，男女均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这种情况下，男女之间生产能力差异将缩小，经济地位差异将缩小。反应在婚姻制度上，便是由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演变为一夫一妻制度。
　　再来解释第二个现象与问题，那就是东西古代方婚姻制度的差异。为何古代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西欧却是一夫一妻制度？
　　与我国古代实行郡县制不同，西欧古代实行的庄园领主制度。与皇家国有制度相比，庄园数量更多，更具备私有性质的庄园经济，竞争相应更加激励，增加人口数量与质量成为发展庄园经济的重要动力。
　　加上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约2500万欧洲人失去了性命。这种情况下，人日越显稀缺，增加人口数量与质量对经济发展更显重要。
　　人口生产要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约束。我们知道在花盆里种花，你种几枝，往往效果比较好。种得越多，到后来，不但花的质量会下降，甚至连一枝花都种不活。这种随数量增加而利益减少的规律，经济学称其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当然，生产人口同样要遵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个男人的体力与精力是有限的，随着身边的女人增加，所生人口质量与数量都是要下降的。所谓“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你要我要哪有这么多，遵守纪律一人发一个，不守纪律发个老太婆。”“老太婆”当然是开玩笑，指的就是女人越多，边际生育质量与享受的递减。
　　为提高人口数量与质量，最有效率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度。这就是古代西欧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原因所在。
　　我国实行的是更具公有制性质的郡县制度，经济发展方面，竞争激烈不如数量更多，更具私产性质的庄园经济。另外，我国古代人口相对丰裕，人口压力远不如西欧庄园经济来得大。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容忍生育效率相对低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

　　收入不公源自权利不公



　　报酬收入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现实享受，历来是个敏感话题。眼下，贫富差距与收入不公的话题，又吵得沸沸扬扬。这些争论，诉诸道德判断的多，客观理性分析的少，我们想从权利与效率角度客观分析。
　　众所周知，姚明、郎郎的收入很高，每年动辄上千万甚至超亿元，但各人扪心自问，怕很少有人不服气，也很少有人认为不公平。如果公权私用、贪污腐败之类，那怕仅仅几万、几十万，人们也往往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更甭论上千万的大案要案了。
　　同样是贫富差距、收入不公，人们对待姚郎与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为何会有天壤之别？
　　因为前者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后者是强权垄断的结果。
　　如果你天赋独到，又受人欢迎，即使成不了姚明或者郎郎，你也可以成为“当年明月”、“小沈阳”或者丁俊晖。市场之门为每个“达人”打开，向着各个方向努力的人们，只要被大众接受、市场承认，收入自然滚滚而来。自由竞争条件下，只有创造了价值，大众因你获得了享受与幸福，你才能获得享受与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与“大众乐，你才乐”之市场逻辑不同，依靠强权获得收入与享受，别人可能得不到幸福，无法增加享受。一项公权如果用来谋取私利，权力人的确会收到好处，但大众利益往往会受损。
　　以发放月饼福利为例子，现实生活中，有些公有企业向月饼商家批量购票，实际价格是6折，商家开具给企业的财务发票却是7折，中间1折的差价，自然进了有权人腰包。有权人公权肥私，企业员工利益受到损失。
　　要是福利以现金形式发放，1元便是1元。以月饼票形式发放，购买力就会打折扣，加上有权人受授好处，又要再打折扣。另外，用钱自由选购，生产企业会想方设法做好产品，降低价格。用票子购买，企业提供质优价廉产品的动力相对下降。
　　以市场自由竞争获得的高收入，是生产性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幸福别人，成就自己。依靠强权垄断带来的高收入，是分配性的，蛋糕不会变大；而且，在分配过程中，蛋糕还会变小（经济学概念叫租金消散）。区别对待两种不同原因引起的高收入，才能正确理解并对待贫富差距与收入公平问题。

　　为什么八名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


　　近日，八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国学“天才”，但终因考生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而没能成行。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在自主招生面试中征服了教授的心，摸到了复旦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从招生制度与学校资源分配角度看，陕西省招办不存在问题。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那么，“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校方和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看样子，八名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关键在于招生办对教育腐败问题的担忧。我们可以想象，要是学校是民办民营的，校方将注重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与长远声誉，有充分的激励引进优秀学生。这就好比一个牧场如果是我个人所有，我的放牧行为会十分小心谨慎，一般不会过度放牧，破坏牧场环境与植被，导致牧场沙化。
　　但如果牧场是公共资源呢？多放一只羊羔，好处归属我个人，代价却由众人分担，于是乎，我的最优策略便是多放羊。与我一样，你与他的最优策略也是多放羊。多人如此行为，于是乎，植被破坏，牧场沙化，“公地悲剧”频频上演。
　　同样，目前的学校，绝大部份仍是公共资源，在这块“公共牧场”上，你要“破例”，我与他也要“破例”， “破例”的好处归属你我他，但诸如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形象与声誉降低等代价却由大众承担。君不见，年近来出现的“高考加分事件”，官员公费读博，论文剽窃造假，教学胡乱收费等现象，就是公立学校这块“公共牧场”上频频上演的“公地悲剧”。
　　既然教育仍是公共资源，若校方与教授可以择机录用生源，不排除他们打着冠冕堂皇的名目，行损害学校质量与声誉之实，谋取私人“放牧”之好处。这个角度讲，公立学校理应完善管理规则，严格按章办事，防止“公地悲剧”。约它年，教育民办民营之时，等到校方决策的收益与代价对称之际，教育资源腐败才没了生存的土壤。当此时，是否“破例”招生的权利才能让渡给校方与教授。

　　新租赁办法将产生多种副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出台《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将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1995年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新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规定的最低标准。并明确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随意提高租金。
　　“看上去很美”，似乎又是一起为租户利益着想的好事，可实际效果会怎样呢？
　　租金高低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房子供不应求，租金上涨，否则下降。在供不应求条件下，不让租面积较小的空间，显然，租金只能上涨。想让租户减轻负担，结果却加重了租户负担。
　　要是预期住房供不应求，规定不让缩小出租空间，房东肯定会在事先把房间造得更小。另外，既然在合同期内，租金不能上涨，同样可以推测的是，房东会倾向于签订短期合约。本来一年一签的，现在一年二签，或者一年四签。
　　以一年二签为例。要住房是供不应求，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新办法规定第一期合约内只能收8000元，不能在合约期内涨租金，那么，房东将第二期租金改成1.2万元就行了。无非是多签了一次合约，多麻烦了一下，市场租金却没有变化。
　　另外，在合约期内，租金虽然没有改变，但房东以前提供的设施与服务就可能下降。比如以前提供热水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热水；本来提供上网服务的，租金不让涨，不再提供上网服务；本来床单一星期二洗的，租金不让涨，一星期只洗一次，或者干脆不洗。等等。
　　任何商品与服务，都有多重属性，**能管的，往往只是很少几种。**管住了这头，当事人变个戏法，会改变了另一头，使得管制无效，甚至出现种种副作用。
　　诸如**可以冻结馒头的价格，馒头的馅立马变小；**可以控制奶粉价格，降低牛奶成本的“三聚氰胺”就可能替代正规牛奶；**可以调控春节期间的火车票价格，黄牛立马蜂涌而至，购票的队伍立即拉长。等等。租金管制，同样效果。

　　降低个人支付比例造成医疗浪费
　　
　　
　　近日，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询问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张茅表示，要不断完善医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使群众个人支付比例进一步降低，并设想要在“十二五”期间降低到30%甚至以下。
　　
　　如何看待个人支付比例与医疗效率之间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中指出，一件商品或者一样服务的买卖，从花钱者度看，可能花的是你自己的钱，也可能花的是别人的钱；从受益者的角看，可能为自己花钱，也可能为别人花钱。把花钱与受益的情况组合在一起，就有四种可能。
　　
　　第一种是你为自己花自己的钱，比如你到超市买东西。你显然有强烈的愿望，既要省钱，又要使所花的每一元钱都尽可能合算。
　　
　　第二种是你为别人花自己的钱，比如你为女友买生日礼物。你也有愿望省钱，但钱花得划算不划算要以女友的喜好为标准。
　　
　　第三种是你为自己花别人的钱，比如可以报销的用餐。你没有强烈的愿望要少花些钱，但你有强烈的愿望使钱花得尽量划算。
　　
　　第四种是是你为另一个人花别人的钱，比如用可以报销的钱为别人的用餐付费。这种情况下，你既不会想着如何省钱，也不会有强烈的愿望让别人吃得尽量满意。
　　
　　医疗服务的享用与支付，同样可以用上面的思路进行分析。近年来，**进行医疗行业改革，扩大医疗保障人群范围，提高医疗服务投入，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往往不是给自己看病，而是给广大老百姓看病。
　　
　　这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四种情况，好比你要请客送礼，用的却是别人的钱，你既不会考虑如何省钱，也不会太在意别人用了这笔钱是否满意；对**而言，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也不是给自己花的，既没有激励考节省纳税人的钱，也不会关心病人看病的效果。
　　
　　对享受医疗保障的人而言，花的是大家纳税人的钱，看的是自己的病，这就类似于弗里德曼分析的第三种情况。此情况下，你会很关心自己的看病效果，但与你自己花钱看病相比，你不太会珍惜你所花的钱。于是，过度医疗的现象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某些预算约束较弱的人，就更是如此，新闻媒体多次报道某些高官“泡病号”的现象，这就是主要原因。
　　
　　以上仅仅从花钱、受益不同主体与激励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医改的思路与措施，如果从看病所需信息与纳税过程的角度看，目前的医疗改革也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众所周知，税收从个人手中到**那里，中间需要经历多个环节，这些环节皆需花费人力物力，税收项目越多，税收额度越大，收税的费用就越高。而且，**对广大病者的病情了解程度，不可能比个人对自己的病情了解来得清楚，要让没有信息优势的**替代广大病人制订一个准确的医疗支出范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从行为激励、税收环节与信息优势的角度看，目前**实施的扩大医疗保障人群的医改思路与措施，存在激励不足，信息劣势，费用过大，效率偏低的问题。就激励方面而言，如何让广大老百姓医疗服务消费方式，从“花别人的钱为别人买礼物”与“花别的人的为自己买礼物”，转变为“花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礼物”，是**在医疗改革中必须考虑的，唯有如此，方能提高医疗服务的激励与效率。
　　
　　从行业准入与消费激励的关系看，如果**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的同时，能够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医疗行业的市场门槛，动员更多的民间资源进入医疗服务市场，一方面能提升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降低**医疗投入费用，提高病人“花自己的钱看自己的病”的比例，降低“用别人的钱看病”的比例，提高医疗服务激励与效率。（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之迷
　　
　　
　　进入2010年之后，平静多时的商品价格出现了躁动，涨价之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此起彼伏。先是大蒜，接着是绿豆，接着是玉米，接着是……如接力一般，各种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之价格普遍上涨。这一轮番而起的涨价潮，也激发了网民的创造力，在网络上催生了一系列的网络热词。因大蒜、绿豆价格暴涨，诞生了“蒜你狠、豆你玩”；而玉米、辣椒的接力上涨，“玉米疯”、“辣翻天”应运而生……价格的高低，直接关乎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与生活，广大民众不满与抱怨之声不绝于耳。
　　
　　但随着时间推延，涨价之潮非但未见平息，反而呈现蔓延之势。于是乎，按照国务院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组织开展农产品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大蒜、绿豆市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督导。地方各级人民**组织相关部门将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从加强执法、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引导舆论等多个方面，切实维护农产品市场正常生产、流通和价格秩序。
　　
　　把农产品持续涨价主要归因于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笔者认为是打错了板子。问题来了：为何农产品连续涨价出现在最几年之中？为何与房地产价格不听调控使唤，硬是不断向上窜一样，即使有关部门作了各种部署，下了各项指令，出了多项措施，农产品价格仍不断上涨呢？
　　
　　商品价格是由供求竞争决定的：需求竞争加剧，价格上升；供应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各种因素影响供求竞争，于是动态地影响商品价格。商品价格还可以从生产的角度看：商品价格等于生产要素价格之和。比如，粮食生产要投入土地、人工、化肥等等要素，粮食价格就是土地、工人、化肥等等要素价格之和。当然，像天气、病虫害等等因素也会影响粮食生产与供应。
　　
　　从土地与工人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经济日益发展，农业用地价值与工商业用地的价值差距开始体现与加大，据估计，两者之间的价值差距至少在10倍以上。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种要素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要求价值相等，否则的话，要素会从低价值用途向高价值用途转移。农业用地与工商业用地使用价值差距如此之大，经济力量使得土地不断由农业用地向工商业用地转移。同样，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深入，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拉大，广大农村劳动力以前在农村从事劳动，现在大批量从农村涌向城市，由农用转向工商业。
　　
　　随着土地与劳动要素大量由农业转向工商业，投入农业的生产要素数量下降，而粮食的消费却没有大量减少，对粮食生产要素的需求却没有大量减少，在供求夹击之下，近年来，农产品价格逐步上涨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生产要素供应转变的角度看，农产品价格甚至还可以作了判断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度的指标。
　　
　　另外，近年来我国天气与气候十分异常。地震频发，一会旱灾，一会涝灾，一会洪灾，一会暴雪，一会高温，一会冰雹，一会沙尘，这些都对农业生产有负面影响，使得农产品减产。
　　加上全球经济大波动与大衰退，一会次贷风暴，一会主权危机。世界各国为了拯救经济，纷纷出台了拯救政策，其中一项便是货币政策，便是大开印炒机。
　　我国也不例外，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出台了不少积极措施，4万亿**投资之声刚落，又有这个规划那个规划，光是新能源规划，动辄上万亿；又有中西部开发，特别是新疆与西藏开发，投资动辄又是上万亿。**不像生产企业，投入依靠自己的资源，**投资首先得依靠发钞票。这么多钞票发出来，速度大大超出GDP增长率，大量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于是乎，对农产品上涨火上浇油。
　　
　　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转移，恶劣天气影响加上积极的货币政策，此农产品价格所以持续上涨原因也。
　　

　　增税能不能降低房价？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逐步上扬，2009年房价收入比达8.03，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普通百姓贷款购房成为普遍现象。此背景下，**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其中包括土地增值税，规定除保障性住房外，东部地区省份预征率不得低于2%，中部和东北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5%，西部地区省份不得低于1%。（2010年6月5日南方日报）
　　增税能不能降低房价？若税收真能降低房价，防止开发商抢地建房，增加**财政收入，让老百姓买得起低价房子，而乐何不为。若增税能降低房价，同样的逻辑，增税也能降低像石油、通讯、水电、药品、教育等等行业的价格。再推而广之，增税能降低全中国乃甚全世界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没有那么回事！增税的后果无非是增加开发商的成本，降低对开发商的激励，减少生产要素投入，减少房产供应；房产供应减少，价格进一步上涨，购房者的负担增加；增加**收入。
　　从生产角度看，建造房子的投入包括土地、建材、人工等，房子价格等于这些投入要素的回报，房子价格上涨，要素回报增加，要素供应增加。本来用于农业的土地，用于修路的水泥，用于造车的钢铁，研究经济的学者，由于房产涨价报酬增加，均会改变要素用途，一定程度上被激励动员到房产建造中来。
　　现在好了，**增加了房地产税收，本来属于生产要素的殷厚回报，硬是入了**腰包。投资于房产的要素回报降低了，投资其他行业的报酬相对增加，资源便向其他行业转移。本来要投入到房产土地，现在仍用于种粮种菜，以前修路的水泥仍去修路，造车的钢铁仍去造车，研究经济的仍去研究经济。
　　报酬下降投入要素减少，房产供应随之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城市化推进，工业化深入，人们对房产的需求却是上升的，在供求一降一升夹击之下，房产价格又将增加，购房者的负担不降反升。
　　有人会说，税收向开发商征收不就得了嘛，这样就可以减轻购房者的负担。现实中，不要说没有开发商会告诉购房者，现在房价上涨，是因为**增加了税收，我们只能把税收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对于涨价，开发商永远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就算是“看上去很美”的理由，本身也不能使价格上涨，涨价是供求竞争程度的体现而已。
　　古代食盐是垄断性行业，人们对它的需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要加盐税，增加了盐价，消费者不能因为盐价涨了不再吃盐，这种情况下，增加的税收大部份由消费者负担；你若是卖鱼的，临近傍晚，**说要对鱼增税，你发现再不把鱼卖，明天可能要死掉了，于是，**增加的鱼税绝大部份只能由你负担了。也就是说供求双方弹性较小的一方，负担的税收份额较大。
　　购盐者对食盐的需求比较急迫，需求弹性较小，盐税主要由买者担负；傍晚时分，卖鱼者对鱼的供应比较急迫，供应弹性较小，鱼税主要由卖者负担。房产不像新鲜的鱼，早上卖不掉，晚上不新鲜；今天卖不掉，明天会死掉。房产属于耐藏耐用物品，这个月不卖，可以下个月卖；今年不卖，可以明年卖。因此，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买卖是买者着急，卖者不急；相对于容易变质的物品，房产的需求弹性比较小，房产税主要由买者负担。
　　像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在城市工作马上要结婚的，这些人对房产的需求更加急迫，需求弹性更低，税收主要由他们负担。
　　增加税收，降低房价，减轻负担，**政策的良好愿望，结果却是报酬降低，供应减少，房价上涨，负担增加，唯一坐收渔翁之利的只有**这一方：财政收入增加，群众声誉提升。

　　京藏大堵塞为何忘记价格机制？


　　近期，京藏高速公路交通严重堵塞，拥堵延伸至内蒙古境内，达100多公里，断断续续的拥堵达20多天。9月5日，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针对京藏高速公路拥堵问题，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协调北京、河北、内蒙古三省（区、市）交通管理部门，成立了京藏高速公路疏堵保畅指挥部，以加强省际间的联动。（2010年9月5日新京报）
　　事实上，京藏高速公路大堵车后，内蒙古、河北、北京等地都及时采取了分流措施，建议货车司机们绕行其他线路。但是，货车司机们却并不愿意绕行。谈起绕行，他们纷纷使劲摇头，“没办法，我们只能走京藏高速。”这是为什么呢？
　　据一位司机介绍，正常情况下，京藏高速是最为便捷、成本最低的行驶路线，比如一车煤从包头到唐山的运输成本大概在6500元，但如果绕行其他路线，就要多交过路费和超载的罚款，所以司机们宁可挨堵，也不会改线。而且，其它好多道路坑坑洼洼，通行能力低，只要前面有一辆货车停下，后面的车流就别想再动。
但凡一样物品与服务，你要我要他也要，“僧多粥少”，竞争无可避免。解决竞争的规则多种多样，可以是价格机制、先到先得、论资排辈、知识多少、按需分配等等。一条公路，只有少数几辆车，各车之间基本没有影响；随着车流量增加，各车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会出现相互避让、相互堵塞等负面“外部效应”，严重的就会出现京藏高速公路般严重堵塞现象。怎么样解决此类不良的相互影响，减少堵车塞车现象呢？
　　经济学文献上对此有过一场有名的辩论。先是福利经济学大师、英国剑桥的庇古教授提出了“两条路”的问题。他假设从甲地到乙地，有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平坦但狭窄，另一条崎岖但宽阔，均免费使用。多数人会选择平坦之路，此路就可能堵塞；少量人选择崎岖之路，此路会比较空闭。随着平路车辆增加，开车时间增加，会有车辆转移到埼路上去，不考虑舒服问题，达到平衡状态时，两路的通行时间相等。
　　庇古教授认为平坦路上的司机，选择道路开车，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没有考虑对别人的影响，导致了相互堵塞的不良后果。要消除这种后果，可以对平坦道路上的行车抽一道“拥堵税”，由于代价上升，会有部份司机弃平路去崎路。随着司机的离去，平路的堵塞会减轻，空阔崎路也不会转移来车增加而堵塞。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总体行车时间，增加社会整体福利。
　　后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若平路是私人投资建造的，建造者便可以收取一个费用，使部份行驶在平路上的车辆移动到崎路上去，同样可以达到庇古教授提出的建议效果。奈特教授认为由于道路是公有的，私人收费困难，所以引起堵塞，堵车后果是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引起的。
　　两位前辈大师解决“外部效应”的办法，一种主张**抽税，另一种主张建立私有产权，由私人采取行动。对照我们的现实问题，在北京与西藏两地之间的通路中，京藏高速相当于平路，其他道路相当于埼路，由于平路的通行费用偏低，司机们纷纷选择了平路，于是，出现了大规模堵车现象。
　　现行通车收费处于均衡价格之下，京藏高速道路资源的配置规则，实际上是价格机制与“先到先得”规则的混合。这与春节期间火车票价格被控制，乘车者除了付出车票价格，还得早早去排队，加付时间代价一样。公路也好，铁路也罢，需求激增之际，价格被控制，不能准确反映供求变化，于是排队规则便现身，以补充价格机制的不足，协同解决使用道路资源竞争问题。
　　排队规则下，人们所付出的时间代价，对别人没有半点好处，是一种分配性的行为，也是一种无谓浪费。如果提高价格，司机虽然多付了通行费用，但这些钱往往是为别人提供有效商品或者服务换来的，对别人有好处，是生产性的。这个意义上，灵活运用价格机制，调节春节期间火车票分配是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法；同样，灵活采用价格机制，在需求激增时，提高公路通行费用，也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与浪费。

　　管制宾馆价格有百害无一利


　　从海南省三亚市物价局获悉，截至1月1日，三亚已经完成两批共计130家宾馆酒店，春节期间客房价格的核准备案及网上公示工作，经核准备案的高星级宾馆酒店标准客房最高价格为6600元。（1月3日东方早报）
　　住宾馆者，是看着价格，想着自己心目当中对宾馆的评价，认为值得，才去住的。宾馆是看着价格，心里盘算着自个儿成本，认为值得，才提供宾馆的。
最后的成交价格，一定低于顾客心目中的评价，高于宾馆心目中的成本。这也是任何一笔买卖的奥秘与神奇所在，一定是买方认为值得，卖方也认为值得，双方都从交易中得到了好处。（经济学概念叫生产者剩余与消费者剩余）
　　现在物价部门一定要横插一杠，硬要规定一个最高价格。那么，对于那些豪华宾馆而言，就可能使得价格低于市场行情。这种情况下，客户当然高兴，宾馆方面就不乐意了。就会带来供不应求，成交数量减少的后果。与没有价格管制相比，减少的成交数量与好处，便是一种浪费。
　　另外，物价局能够管理的仅仅是价格，却不能管理其他所有项目。诸如宾馆的环境、硬件、软件、服务等等。以前价格能够反应市场供求与行情时，宾馆会随市调整这些项目，以求满意顾客，实惠自己，实现双赢。
　　现在好了，高价1万的宾馆，你物价局规定只能收6600元。那么，对不起，我宾馆的环境要降低档次，硬件与软件要降低档次，提供的服务要降低档次。如此一来二去，降低档次后，最后的实际“性价比”与价格管理前仍是一样的。
　　多出来的，无非是宾馆方面要作各种调整，要为此投入人力物力，顾客可能住不到原来想要的宾馆档次与服务。如此两头吃力不讨好的政策，还是少出为妙。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近年来，我国的房价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如果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按照惯例，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在3至6之间比较合理。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2009年我国房价收入比达8.03，创历史新高，京、沪、深、杭四地纯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均超过14，也就是说这四个城市的普通市民家庭不吃不喝十多年才能买得起房子。这么高的房价收入比情况下，大量普通购房者贷款买房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我国的房价这么高呢？
　　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竞争决定的，买方相对卖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房子价格当然不例外。从买方竞争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城市人口不断集聚。人口集聚使得市场范围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生活在城市中的机会增多，生活更加方便。比如在生活在城市里，除了工作机会较多较好外，衣、食、住、行、医、乐、育等方面，也远远优于农村。机会更多的条件更好的城市的吸引力增加，想住在城市的人增多，导致对城市房地产需求增加。
　　我们仅仅来看人口集聚后，交通与位置对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就可以了，因为别的因素与房价的关系可以类推。正如朱锡庆教授所说的，一个大家都能看到并能理解的现象是，临街铺面的售价或租金，相比背街小巷，往往会高出几倍，这就是位置之价。位置的实质意义是机会之价，临街铺面来往的人多，商业机会增加，所以房价与租金较贵。一城之中有不同的小位置，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大位置，这些大大小小的位置都有价，这些位置之价是人口集聚后，导致较高收益的工商业机会引起的。按同一张图纸，在上海外滩建一栋房子，与去穷乡僻壤建一栋房子，建造费用不会有大的差别，但房价有天壤之别，其中的差额就是位置之价。
　　再来看供应竞争的情况。本来嘛，房价上升　激励增加，供应增加，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供应增加，此仍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可这是价格机制下的供应行为逻辑，目前，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国有的，与完全的价格机制还有一定的差距。一般来说，农业用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农民个人，农业用地之间的流转收益归农民个人享受。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农业用地与工商业用地的价值差异扩大，如果土地的转让权在个人手中，则农业用土会大量转化为工商业用地。可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业用地要转化为工商业用地，中间必须收归国有土地，再由国家将土地批租出去，往往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拍卖出去，才能使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
　　要是土地的买卖在个人之间进行，则买方竞争增加，土地价格自然会上升，以反映土地供求信息与变化。但是，**作为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当其作为唯一的买方，买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下降了，土地价格往往不能灵活及时反映土地供求信息与变化，往往会出现土地转让价格偏低的问题。目前存的大量居民与农民房屋遭到强拆，**多次提高拆迁房价与土地补尝标准等现象，就是这种偏离土地供求均衡价格的体现。这就大大提高了土地转让费用，导致工商业用地供应不足。
　　再从**拍卖工业商用地的角度看土地供应。在土地拍卖过程中，面对各房地产商，**作为唯一拥有土地的卖方，形成了卖方垄断的格局，竞争激烈程度大大下降，拍卖的土地价格肯定会较高。房地产商拍买到的土地价格较高，他们购买的土地数量就会下降，这又导致了房地产土地供应的不足。
　　**在农业用地转化到工商业用地的过程中，面对居民与农民，他们是唯一的买方，面对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又成为了唯一的卖方。**在其中扮演了双边垄断的角色，双边垄断的格局使得房地产土地供应费用增加，供应数量大大增少。而土地作为房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应不足，会导致了房地产供应不足。
　　综上所述，房价与任何商品价格一样，是由买方相对卖方竞争激烈程度决定的，买方相对竞争激烈程度越高，价格越高，反之则越低。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城市住房需求激增。另一方面，现行土地制度导致了较高的转让费用，导致了土地与房地产供应不足。在供求两方面夹击之下，房价越涨越高的现象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只有经济增长趋缓，城市化与业业化进程减慢，才会使房地产需求下降。另外，只有降低土地转让费用，才能增加土地与房地产供应。从这两个因素的变动，便可以推测未来中国房价趋势的变化。

　　今天刚刚写好的文章，让人大网友先睹为快。


　　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特别金贵？

　　许多人都喜欢“8”这个数字，因为“8”与中文“发”谐音，所以他们认为“8”能带来好运。由于这个原因，带有数字“8”（特别是连续几个“8”）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码往往能卖到好价钱。例如，2010年10月20日《羊城晚报》报道：在昨天的车牌拍卖现场，粤A8888Q号车牌被拍出131.4万元的天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教育，当时的理论告诉我们，商品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大则价格高，价值低则价格低。而价值是由凝集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多价值越大，反之反是。也就是说，商品价格高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则商品价格高，反之反是。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无情地推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因为生产一张车牌，无论是否带“8”字的，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带“8”字车牌比别的车牌劳动时间多。
　　西方传统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里，商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生产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生产更多产品；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企业为追求更多利润，会减少产品生产。
　　可惜的是，“8”字车牌号码拍出天价的现实，也无情地推翻了边际成本定价格分析。因为“8”字车牌与其他车牌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要是边际成本决定商品价格，那么，无论带不带“8”字，车牌价格应该相同。
　　那商品价格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为什么“8”字车牌号码能拍卖出天价来？
　　商品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买方竞争与卖方竞争共同决定的：买方竞争加剧，商品价格上升；卖方竞争加剧，价格下降。
　　因为许多人更喜欢带“8”字的车牌号码，买方竞争加剧，所以“8”字车牌号码比不带“8”字的来得贵；因为一般人更喜欢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几个“8”字的车牌号码竞争比只带一个“8”字的车牌激烈，所以，多带“8”字的车牌号码更金贵。
　　不仅商品如此，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高低，同样如此。许多人认为企业家往往会剥削工人，压低工资，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就能帮助工人，共同对付资本家。近来，出现了富士康“十三跳”事件，更是加深了人们对劳资对立的影响与看法。
　　问题是在国家没出台新劳动合同法，没提高最低工资法之前，资本家为什么不再狠一点，把工人的工资定得最低一些？为什么有的资本家这么好心，比如软件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早期与他一起创业的员工，都已忧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基本没有资本家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是如此之低？像我父母辛辛苦苦干一年，两人的总收入不到500元。而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外资与内资快速增长，资本家日益增加，我们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却日益增长了呢？
　　遇到劳动者收入高低问题，基本原理仍然是竞争决定论。仍然是买方竞争加剧，工人工资增加；卖方竞争加激；工人工资降低。是资本家多了，对企业员工的需求增加了，雇佣工人的买方竞争加剧了，工人的工资才上涨了。
　　为什么一般的农民工工资比较低，有的工资还拖欠，甚至要温总理亲自为他们讨要工资？因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知识有限，数量众多，差不多同质的劳动力卖方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农民工的报酬比较低。同样道理，因为微软公司的员工科技与知识含量较高，而且，从事者较少，卖方竞争程度较低，所以，他们的报酬比较高。
　　**人为提高最低工资的一个后果是，劳动技能与知识欠缺的工人，很可能找不到工作。以前每月工资800元时，一些老弱病残（此处没有半点歧视），虽然劳动贡献少一点，但考虑到工资支出低，老板还可能雇佣他们。
　　现在**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000元，那么，老板就会认为这些人名不符实，劳动贡献低于所给的报酬，于是，这些人便给裁撤了下来。**愿望当然是帮助弱势的工人，可惜的是，实际效果却让他们失了业，丢掉了饭碗，收入与境况反而更差了。
　　**如果想要提高工人工资，就要提高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也就是大力发展经济，鼓励资本家创业与投资，这样，才能在资本家队伍快速持久壮大的同时，提高他们对工人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工人收入与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