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论坛上看见一个讨论郎教授是否是成为历史罪人的帖子，貌似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里，我也想谈一谈我对郎教授的一些观点的看法。
    虽然谈的是郎教授，但我决定还是先从经济学产生产生的初始说起。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而李嘉图则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一些思想，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经济理论里学到了劳动价值论，然后再综合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于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经济学走上了歧路，经济从研究发展的方向偏向了分配的方向。在那种情况下，阶级斗争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生产力的提高已经不重要，而公平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貌似不可调和，资本家的利润与工人的工资之间存在着一个零和博弈，一方得利则另一方必定受损，由于资本家的一些优势，则工人必定会深陷苦难之中，于是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sh主义。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近一百多的发展却与马克思所预测的不相符。工人工资在增长，实际购买力也在增长，工人并没有越来越贫困，虽然也没有富有到资本家的地步，但总的来看，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提高了。将今天与100年前的今天相比较，我们就能知道相比以前，今天是实现了多么大的进步。但，总有人不满，就像国际贸易纵然会增大一个国家的利益，但也会让某一利益集体受损。经济增长也一样，虽然经济增长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一部分人却不得不被淘汰，于是，他们联合了起来，组成了阻碍的力量，阻碍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受损者能够联合起来而受益者却不对他们进行抗议呢？受益者是个很广泛的群体，通常正是由于受益者的太过广泛以至于无法集中起来，于是受损者占了上风。
    扯了这么多，扯的有点远了，现在回到对郎教授的看法上来。首先，我得承认我对郎教授知之甚少，我没有专门去读过他的著作，只是偶尔在网上浏览帖子的时候读到那么零星的文章以及看过他的几个视频。但通过我的观察，我知道很多人很崇拜他，认为他说的都很有道理。根据我的了解，我知道郎教授在公司财务方面是个大专家，但在国民经济发展上，我就不敢轻易断言了。据我所知，郎教授最主要的一个论点是：现在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倘若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应该让**藏富于民。下面我就来大致说说我的理解。

    国家经济进步，在长期内，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定会提高的。倘若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则会造成社会不和谐，影响经济发展，于是经济退步。在短期内，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速高于人民收入的增速是可能的，在战后初期的德国、日本都出项过这种情况，为了积累资本国家强制减少消费，在一定时期内，对推动经济增长是大有稗益的。问题是，长期如此下去，会降低对人民的激励，产出会下降。于是，在‘国进民退’了一定时期之后，应该逐步提高人民收入的增速，以便维持经济的高增长。而这正是现在郎教授干的事，即要求藏富于民。但政策的实施通常都存在一个时滞问题，这样做了并不一定马上就有效，而在现今浮躁的大环境下，广大人民群众对zf很不满意，怨声载道。于是，大家就开始偏向支持郎教授，认为郎教授是能拯救中国经济的人。
    从勇气上来说，我很支持郎教授，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没敢说出或者没能说出的话，中国需要这样的人。但从拯救中国经济上看，我不支持郎教授，因为我不认为仅仅就是藏富于民就能解决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这么多人支持郎教授，无非是因为在某些既得利益者影响下的zf的经济行为深深的影响了普通大众。物价上涨，今年的主旋律一直是这么清晰，但谁能提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呢？到目前为止，重要的问题不是解释通货膨胀，而是抑制通货膨胀。与其相互埋怨，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把郎教授比喻为当年的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绝好的理论，但苦于现实条件下无法实施，只能无奈的兴叹并著书立说最终留给后世。即使现在实施了自己的理论，也无法成功，也为现实条件并不具备成功的基础。马克思所做的事大部分是失败的，但他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对于郎教授，我想同样适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谁能清楚的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郎教授只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观点正好与现实相符，于是大家都开始相信郎教授，并把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但我始终记得一句话，真理既不是在你手中也不是在我手中，而是在我们相互讨论中。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接受一个观点的时候能够仔细想一想，而不是用一句他说的话会有错吗就敷衍过去了。盲从会导致狂热，狂热会导致不理性，不理性会导致群体无意识，群体无意识就形成了乌合之众。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精英主义一直占据主流的原因。最后，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小弟才疏学浅，另外由于是想到哪写到哪，所以结构很散乱，希望大家不要见怪。有分歧欢迎探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