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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古典经济学,都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为什么称为政治经济学,因为在古典经济学眼里,价值(货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与产出,与科技等无关。斯密看不见的手表述的均衡,可不是什么瓦尔拉斯均衡(技术或者说生产力与个人选择次序的均衡)。
难道说上世纪经济学界很有名的剑桥资本争论是文革式的语调?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的相对价格代表了生产力,这与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的。
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一问题。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索洛和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如现实中这种所谓GDP代表的是生产涵数,还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技术、生产力、科技等无关。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战后,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经济学所讨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宏观变量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即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而新剑桥学派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分析的古典传统联系起来,试图表明财产所有权和收入分配对这些宏观变量的作用。 1953年,罗宾逊提出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那些异质的资本品如何加总的问题。1960年,斯拉法在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采用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能用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一旦用于两个部门(多部门)模型,由生产函数所推论出来的新古典理论的所有基本定理就都不成立了。这种逻辑一致性问题对于新古典理论显然是重要的,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 

  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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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19:18:07
如果说存在价值或者说货币这么一种东西,与具体的产出、科技、具体财富增量无关,这怎么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的问题。

纯粹的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摆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古典的边际效用理论也只能在计划经济中接迫正确,而计划经济中也只能接近正确,因为计划经济中也存在人与人的竞争。这种竞争游戏就是谁比谁官大,根本就不应该应用计算机,计算机无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还会防止正常的升官游戏。
在计划下,具体的技术和信息只有下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知道,而上层管理人员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只要让下面把这些信息报上来就行了,怎么审批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产量计划增加10%和成本计划降低10%而不管其它的具体事情,谁完成的好就给谁升官,完成差的就要被免职,只要厂长们都想当局长,他们之间就会竞争,信息传递和激励问题同时解决了。这正是传统体制在上层管理人员不了解信息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进行计划并使庞大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比谁官大。
兰格的那个学派的根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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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19:24:38
正如追求金钱(价值),到底与实物具体财富增加有没有关,还是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价值代表的是人对人的控制关系.

如果真正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价值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今天这种所谓的"纯经济",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充其量只不过是追求货币对人的行为(劳动)最大化的控制,那么这种所谓的发展经济,岂不是人类社会的悲剧,一样没有摆脱政治经济学的捆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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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19:26:36
全世界的GDP都是假的,实际GDP是假的,那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在目前的经济分析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成为经验问题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归纳和运用这些统计资料,构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这些统计资料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原理是完全对应的,统计中的实物产出——GDP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那些变量就是为了这种生产的技术分析所设计的。虽然它们由名义的货币值来表示,但这些名义变量是与货币供应量相对应的,当采用货币数量论把名义值的变动剔除而改变为实际变量后,这些统计变量就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概念完全一样了,从而使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即可以对资源有效配置进行分析,而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依据。这样,目前的经济学就象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在理论与经验观察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更要命的是中国宋朝时的GDP相当于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或中国宋代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或者中国宋代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或宋代没有的。如人们经常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圆增加到30000美圆,韩国从50美圆增加到12000美圆,台湾地区从80美圆增加到16000美圆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圆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做不到的,这里可以肯定的说,这在将来也做不到,那么这样使用“实际GDP”的统计指标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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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19:26:55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完全两码事,虽然都标榜着政治经济学,但内涵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需要说明以下,“西方经济学”,这五个汉字仅仅在中国有意义,在欧美,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这国那国的,不能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快,就出个中国经济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就有200个经济学了!
经济学学科产生之后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济学就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的!
   但是现在一般来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是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比如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美国的选举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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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19:30:09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我们现在来讨论名义GD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普通人为了生活和发财的梦想整天忙碌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残酷的商战中沉浮,甚至一些**官员为了金钱而丧失良心和道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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