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被几千年的历史洗刷过后，可以看到易经本身的真正的精粹。在几千年前的古人已经认识了“时空”这一重要的哲学对象，在《易经》的时空观念中，既有普遍时空的认识，又有特殊时空的认识。那时的文化还是纯粹的原创阶段，即那时的文化是实际生命的体现，没有高度的抽象，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后来的道之玄乎，所以那时的《易经》是古人的纯粹的原创性认识。       《易经》最好的文化精神就是----特殊时空对应下的具体实践。在64卦中，在384卦爻中，特殊性始终是其思维倾向。如卦爻在每一卦从初到末都是不同的时空对应不同的行为。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潜龙，见龙，夕惕，在渊，飞龙，亢龙都是特殊时空下的实际情况，产生，勿用，利见大人，朝乾夕惕，等行为对应，故特殊的时空限制了具体的实践行为，行为是从特殊时空下产生的必然的对应的体系。这才能使行为在特殊时空中是“合理”的，这才能趋吉避凶。这种特殊时空对应在孔子也是不能尽善尽美的。他对于不适当的语言----失言，和不适当的交往---失人，有感触，他一生名知其不可为而为，也是行为与特殊时空的不对应。孔子作为智者不如老子明智，老子在行为的特殊性对应特殊时空时有“无为”这一体系，他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僵死的一套行为，有无为，有无不为，这样把行为与特殊时空对应起来。即老子的徒劳减少，若动必成，不宜则静，老子的思想也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的理论依据。所以老子的见识是高于孔子的。老子已经把《易经》的核心---特殊时空下的特殊行为---作为哲学的基础。老子一生也不像孔子那样无故奔忙，无故沮丧，孔子名知其不可为而为，就是没有把行为对应于特殊的时空条件。儒家的作风也使焚书坑儒成为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些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儒生，在当时逆流而动，反对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理应是“潜龙勿用”，而不是“飞龙在天”。
     《易经》把“特殊的时空对应特殊行为”作为趋吉避凶的纲领。妄行，就是不顾客观现实，特殊时空条件的盲目蛮干，在把人的能力极度夸大的文化背景下，人具有超越时空的能力，历史上诸葛亮最后不顾实际的北伐而死亡，司马懿则知其不可为而不为，遂成。所以，应进必进，不应进，不进，应退必退，不应退，不退。这就是易经的全部精髓。孙子在战场上把易经的合理性运用达到艺术化的高度。易经与老子保持了一致性，都是“动善时”这一核心。孔子则“随心所欲”，不顾特殊的时刻限制，所以孔子“若丧家之犬”的周游列国，而当时诸侯拒绝其说，就是妄行。孔子的行为给后人的示范效应也是----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可嘉的行为。这在历史上有无数的“劳民伤财”的徒劳。儒家的理论在扰动人心，扰动世界的作用就是妄动增多，无为的减少。儒生的全部理想都是“治国平天下”，则国家的扰动增大，反而成为乱之首也。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本源，老子得其真义，无为无不为。其无为，就是《易经》潜龙勿用，无不为，就是飞龙在天。即易经把行为的“有效性”当做行为的功利》孙子也说“放于利而行”，无利不动。《易经》是“利动”原则就是---特殊时空对应特殊行为---不是徒劳瞎忙，无效劳动，劳民伤财。人类有许多行为的矛盾的，互相抵消的徒劳，徒劳扰动人心的安静，不利事情的稳定，不利社会的发展。所以，《易经》把《节》制当做行为与特殊时空对应的手段。老子是最知易经之理的智者。历史依据道家学术而富，复以儒家学说，扰动人心而乱。以道家休养生息的无为理论而“衣食足”，而后有儒家的“知礼仪”。
     《易经》的核心论断，特殊时空对应特殊行为，就必然有“无为”，有休养生息，有休闲娱乐，以此契合良好的行为起点，一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