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经典的**“财政职能论”只限于对中央财政支出的考察，而且供给公共物品、校正市场失灵的角色不能完全解释现存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在考察不同级**在财政支出中的角色定位时更体现出其局限性。由于存在地方公共物品偏好的差异，导致不同级**和不同地域**对公共物品投入领域和规模的偏好差异。这在地方财政支出中，表现出非公共物品化支出的倾向，如区域竞争中地方**的角色。对地方级财政支出规模、方向而言，现有的研究缺乏比较全面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持。本文主要以杭州市的案例来解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模式，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提供较全面的阐释。


一、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理论评述


技术研发包括专有技术、共性技术和基础研究三个主要的层次，公共财政科技支出应该主要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组织协调社会共性技术研发。但地方财政在投入结构和模式上与中央财政差异很大。例如，基础研究这样的纯公共物品供给，由于其较完全的外溢特征，往往要求在国家层面上供给；相对应，地方财政的科技支出会倾向于共性技术的研发。


从矫正市场失灵来解释**财政科技支出的投向不能完全反映现实。对地方**而言，财政的科技投入明显地从改善和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补贴和鼓励当地企业研发以及用于解决中小企业在信贷配给中的劣势出发，而制定相应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政策①。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将通常与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通过策略行为来生成和提高地方经济或产业的区域竞争力和竞争优势。


将战略性政策与公共选择相结合，地方间的财政支出竞争会出现若干新特征。一个表现是，国内的要素自由流动可以确定公共选择中的制度基础，地方之间通过不同的既有要素禀赋竞争，会推动地区间产业的差异化竞争逐渐形成；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约束，可以限制地方财政资源用于策略行为的规模和流向，同时还可以用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工具来提供诸如均衡发展、减贫、公平等其他国家公共物品作为地方供给的补充②。另一个表现是，受到既有要素禀赋结构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地方的策略范围较有限，相较于中央财政而言，地方间的策略行为在信息上居于优势，策略行为后的竞争有利于放大已有的禀赋差异，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较为容易解决。


地方财政主要对共性技术和专有技术研发进行投入，一般都限定在当地具有优势或特色的相关支柱产业技术研发上，当地居民能够从这些相关技术的研发所获得的地方收益中获得大多数利益，而且由于投入领域的选择限定在地方富集要素禀赋的产业上，能够较完全的反映地方对财政流向的公共投资需求，从现实看，也易于在民主决策上获得大量支持。但这并不妨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完全舍弃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带来的收益不完全是纯公共品，它往往意味着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同时投资者应用其成果的时滞也要小于竞争者，更主要是借助基础研究的人力资本积累还可产生随距离而递减的其他外部受益（如文化、人力资本总量、声望等），这些可为基础研究的地方财政投入提供激励。


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模式的选择


**对企业进行研发科技投入的资助的主要目的是强化社会和企业从事研发（R&D）活动的动机，通过减弱风险或将风险外部化来增加激励，改变研发（R&D）执行者的成本—收益函数，此外，通过**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导和组织，还会给社会提供强烈的信号，可用以减少交易成本，产生引导作用。


对地方财政而言，地方财政难以在税收优惠和政策激励工具上操作，直接投资中的**采购也往往由于非规模经济和限制公平竞争而很难在地方一级得以采用，使用的工具更多以直接投资中的拨款和间接投资中的科技溢出和政策扶持为主。同时，由于地方财政主要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因而在科技支出上，也主要以反映地方特色或支柱产业发展、外溢范围较小的科技领域。此外，由于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可对地方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研发提供有利的时滞和其他收益（具有私人物品性质），因而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一部分应作为中央财政科技投入的补充和强化而投入于基础研究。


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主要限定于专有技术及共有技术研发，属于竞争性领域，因而要解决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按照专有技术的特性，相对应的财政职能应是减少干预，而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内在动机提供研发支出。而对于共性技术，地方财政借助于一定投资支出出面组织和协调技术研发，没有必要完全由**直接资助，通过适当的共性技术研发联盟等组织或俱乐部的形式，可有效提供研发支出。对于此两类层次研发的支持，更多时候的出发点在于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或者借助策略行为以构筑不完全的市场并从中得利。这样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模式也必须适应于这一状况来进行调整。


从矫正不完全市场目标出发，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模式选择应着眼于对企业自身研发动机的充分激励上。对于专有技术研发，市场失灵表现在研发资金投入的流动性障碍，研发相关信息的缺乏等方面，因而地方财政的支持应主要限定在提供一定量的研发启动资金支持改善其流动性，同时推动建立和完善良好的技术交易、咨询和服务等相关技术市场，这时的财政科技投入具有自激励的特征。直接无偿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企业专有技术的研发会倾向于挤出企业自身投资水平，同时鉴于地方**在选择投入方向时的信息障碍，这种投入难以最大化财政投资效益。如不改变直接注入投资模式，替代政策就是分散投资风险以及借助于重复博弈来改善**部门的信息劣势③。但结果是，分散化的投资规模较小，无助于解决专有技术研发中的市场不完全问题，而通过重复博弈机制来激励并不能制约企业在申请财政科技资金时的道德风险，消除研发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应对于共有技术研发，财政科技投入主要在于以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但更优在于通过财政科技投入来推动缩小企业间组织和协调的交易成本，以及提供信息和**支持的强信号，而主要借助于企业自身的研发资金投入。只有在财政资金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时，才有必要主要以直接资金注入为主来推动。


但即使在专有技术和共有技术研发中，如采取**直接资金支持模式，也可以在研发投入中设计一定的溢出机制如社会服务和部分非排他性的产权等机制来推动财政科技投资的效率改善。在强化财政科技支出促进科技研发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以强外溢推动地方人力资源的积累和整体研发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间接实现**财政投入在研发中的公共性特征。


综上所述，地方财政科技投入的模式选择需考虑两点：（1）对专有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努力实现企业自主投资的自激励机制，摆脱**财政投入中的信息障碍和避免道德风险行为，即使予以资助，也应避免采取直接注入方式，可考虑主要通过优惠贷款、贴息、出面组织协调等模式来推动地方研发投入的开展；（2）即使通过财政直接支持手段，也要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诱导和强制研发中的强溢出，这与财政资金的公共性相符，也有助于通过财政科技投入积累地方科技人力资源和最大化科技投入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