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代土地供需分析
（一） 土地的供应
西汉**都试图维持农业人口的稳定与繁荣，农业被视为国家的基础。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资源是土地，然而人口的增长，特别是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使**难以确保耕者有其田。移民是缓解人口密集地区部分压力的方法之一，但汉朝的移民与边防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未合理地将移民导向南方土地条件较好的地区。向贫民授予国有土地，应该被视为开发未垦土地，从而增加耕地面积的措施，然而，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从未赶上过人口增长的速度。
以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土地的供给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公田的国家，一类是拥有私田的农民，这里主要有贫农，实际上其也是土地的需求方，即需国家授予土地，但其有时也是土地中介，又将田地出让给了地主，因而在土地兼并的分析中将之看做是土地的供应方。
我们知道各朝各代的基本产业政策是重农抑商，且汉代的税收是格外的低，那为什么还会有许多人迫于经营压力而出卖自己的土地呢？这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汉代重农政策执行不力，人民的负担主要来自劳役和剥削。汉代讲究休养生息，因而对于农业是很重视的，汉初**一再减免田租。到公元前155年，农民只需三十税一，这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所负担的最低税率了。但由于汉代地方官吏的剥削，没收了农民税负较轻的福利，再加上一些不可避免的劳役，便使得一部分贫农先陷入困境，而最终成为佃农，至此，**的抵税福利便由地主挤占了。地主对佃农的租金收取高达百分之五十，加重了其生活的困苦。
第二，农民的非农业支出较多，虽然**采取了种种抑制商业的政策，比如**盐铁专营制度、“告缗令”等，但只要社会不发生大的震荡，农民无论出于社会上层还是底层，都经常到市集进行交易，为支付这些费用，有的农民放弃了土地，流入到城市，说明了当时农产品价格是较低的。
第三，**的抑制工商业政策，不仅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力的能力，也导致了单位人均土地拥有量的下降。
**实行抑制工商业政策是受“农为本，工商为末”的限制，这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要稳定王朝的统治，最重要的是农业，保障粮食的供用充足，而商业被视为农业的替代产业，会吸收一部分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商业的兴起会造就一批财力雄厚的商人，**担心其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比如说商贾大量购置田产，因而各朝各代都对商业进行限制。汉代对商人的态度远称不上友好，高祖刘邦曾禁止商人穿丝绸、乘车舆，并提高了商税，来限制他们的发展，贬低他们的地位。
《盐铁论》为**实行盐铁官营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有一段明确指出，官营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遏制富商大贾日益增长的影响。此外，公元前120年，**实行了针对商人与手工业者的“算缗”，不仅对车舆征收重税，而且工商业者拥有的财产也必须按其价值的百分之六征税。这一法令中，商人被禁止拥有土地，违法占有土地要没收充公。在公元10年与公元17年颁发的法令中，**还进一步加强了对商业的限制，包括制定强制性价格标准。
在这样的政策下，很多人被束缚在土地上，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其所拥有的私田便会减少，这刺激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但毕竟减少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失地贫民开始出现。
（二） 土地的需求
正如上文所述，兼并的主体是在社会上占据优势的群体，他们或通过特权，或通过财富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其投资能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主要讨论其投资方向的确定，即为何土地成为众人追逐的财富。
一个首先的，也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仍是**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古代产业结构本就单一的情况下，限制工商业无疑是一种单面的不协调的发展战略，正是因为工商业没有政策保障才会使得财富拥有者将资金投入土地，造成了土地的兼并，而由于土地兼并的作用，地主更加有钱，也就使其胃口越来越大，加剧了国家的土地兼并的态势，这便是土地兼并的“良性循环”吧！
另一个方面，土地成为最受青睐的财富，可以不仅反映了一般人公认的真理，即土地永远不会消失，而且也反映了一种实际的需求，正如司马迁指出的那样“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土地的收益是有保障的，而且能带来丰厚的回报，正如上文提到的，地主享受了国家低税的福利，且加上对佃农的剥削，因而带来其财富的不断积累、因此，地主投资于土地就不足为怪了。
（三） **的调控
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也发挥了宏观调控的职能，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的把公田授予贫民，从公元前140年第一次提到国有土地的授予，到公元2年的最后一次授予，《汉书》记载了11次授地活动。在不断放弃园囿和其他属于**的土地后，汉**似乎已经耗尽了他的土地资源。公元2年的最后一次努力，可能预示了皇室土地授予的终结，因为在这一事件中西北的一个边郡——安亭郡的部分土地被用于了重新安置东部地区来的饥民，而不是使用灾区附近的土地。
但其政策效果如何呢？只是短期内缓解了土地供需的冲突，最终公田通过贫民之手转于地主，加速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当然，汉**打击过土地兼并的豪强，但主要针对商贾，没有或很少打击一些特权集团，所以相对于枉法兼并之广泛而言，此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四、 结论及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即，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且促进更多的资金投入了土地这一农业发展最根本的资源，因而导致土地兼并变得不可抑制。以后各朝各代无不在“重农抑商”和“土地兼并”的纠缠中费尽心力，兴盛衰败。但社会闲出的资金没有在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拉动生产率做出努力，这不得不说是政策的悲哀。直到1840年我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才认识到重农抑商的严重危害。可见，**政策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对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
结合实际我们看到，我国在经历经济危机后又开始受到经济过热的困扰，突出的便是某些农产品价格狂涨，因而出现一批“炒农”，至于通胀的原因，很多学者从货币的角度分析认为是因为我国货币发行过多，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根据我们对汉代土地兼并的论述，我们也部分地看到**限制行业进入而导致其它行业失控的局面产生，所以通胀另一方面原因大概是因为民间缺乏释放资金的渠道，而致使经济发展的积累资金投入到一些农产品上吧！因而，放开**对某些领域的管制，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才不会使物价发生如此波动，尽早地对**垄断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许倬云 著 《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和特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
2、 张中秋 著 《盛与衰 汉唐经济法制与经济社会调控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3
3、 何勤华主编 长野郎著 《中国土地制的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8
4、 陈直 著 《西汉经济史料论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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