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运用“人口红利”理论和“刘易斯拐点”理论进行学术探讨，其观点被社会大众通俗地用来解释我国当前就业现象和未来就业趋势，因此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影响了我们对现阶段就业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需要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基于上述理论的就业观点进行探究、澄清。　　“人口红利”问题
　　(一)“人口红利”是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一个因素

　　1. “人口红利”和“人口机会窗口”。一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要经历三个阶段，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到一定水平的时间段内，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当一国人口增长率降低后，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被称作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这一特定时段就被称为“人口机会窗口”。一旦人口转变的这一阶段结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通常意义上的红利便相应消失。

　　表1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抚养比变化

　　2.“人口红利”是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一个因素。“人口红利”是一种人口经济学理论，即分析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红利”通过供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为经济增长提供比非人口红利期更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供给，二是通过数量相对更丰富的劳动人口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即高储蓄和高投资来扩大需求，实现高增长。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各国经济都有一个稳态的增长，包括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于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只是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因素。没有人口红利，经济依然会保持常规的稳定增长。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制度、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终要素。在人力资源中，人口总量、结构和素质是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因素，而人口红利是人力资源各要素中影响经济超常增长的因素。决定经济稳态增长的常规因素更值得关注。

　　3.“人口红利”既不是经济超常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从各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没有人口红利，也可以实现经济的超常增长。如表1所示，20世纪80年代前的韩国和新加坡、70年代前的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的人口抚养比都比较高，但其经济增长率都很高。有关研究用“人口红利”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以及西方经济史上新大陆经济超过旧大陆经济增长的部分，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可以解释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的25%-100%不等。

　　另一方面，有“人口红利”也不一定能实现经济超常增长。新中国建立后，我国人口迅速增长，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工业化程度极低，人口因素不但不是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反而是经济增长的负担。之后，由于采取了赶超战略和公有制，制约了人口要素作用的发挥。直到改革开放后，人的要素得到解放，实行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改革，人口红利才真正成为经济超常增长的有力因素。从其它经济体的情况看，越南和新加坡具有相同的“人口红利”期，但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20世纪60年代后的日本人口抚养比一直很低，但除了70年代经济超高速增长外，其它年份经济增长率并不是很高，在1990-2000间更低至1.5%。使“人口红利”要素得到利用也是有条件的：首先，经济需要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人口红利”这一要素有需求；第二，实施了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要素作用的经济增长模式。“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

　　(二)我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

　　1. “人口红利”是我国3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抚养比一直在下降，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更多，劳动力供给充足，同时人口负担率轻，可以保持高储蓄率，固定资产形成额与GDP的比值很高，这是我国获得人口红利的依据。根据有关研究，1982-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1/4强。

　　中国人口与年龄结构预测(蔡昉，2004年3月)

　　同期的另一项研究表明，1978～1998 年期间，中国实现的年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余下的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世界银行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而一个较大的未解释部分为30%。刨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约25%的贡献率，还有75%的经济增长是由于正常的物质资本增长、劳动力数量增长、人力资本增长、劳动力流动和制度创新因素。这一方面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达到的高速增长成就，的确得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的保障，同时也说明，其它常规的经济增长因素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

　　2. 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但经济依然会保持长期快速增长。根据有关测算，我国15-60岁年龄段人口数量到2011 年停止增长，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约到2014年达到峰值9.97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2022 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按照“人口红利”理论，我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

　　中国人口抚养比预测(蔡昉， 2004)

　　但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将持续很长时间。首先，虽然我国依靠人口红利等要素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优势，但是，总体上劳动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还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资源可以开发；第二，还可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后，由于健康寿命延长，在合适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情况下，老年人口仍然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劳动力供给，仍然能有助于储蓄率提高，进而获得与第一次人口红利同等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不会形成“人口负债”，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三，我国地区差异巨大，以外向型出口产业为主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其收入水平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量中西部省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地区间在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产业模式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未来国内的发展空间巨大；最后，我国目前的人均GDP仅3000多美元，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制度、管理等各方面还存在巨大差距，未来的发展可以充分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外资，而不需要自身进行积累。上述种种差距提供了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只有通过20-30年的高速增长，才能真正富裕实现现代化。

　　总之，只有逐步缩小差距，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在此之前，我们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在可能的发展空间内，能实现多大程度的发展，决定于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利用生产要素，也就是决定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人口红利”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在我国讨论人口红利问题，其正向意义仅仅在于，强调要重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有利条件。其反向影响却很大：一是过分强调人口红利的影响，使得其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掩盖、忽视，使得我们的相关讨论跑偏；二是误导社会对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判断，以为人口红利结束就是劳动力开始逐步短缺。这些片面和错误的认识充斥舆论、误导社会，会对我们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产生影响，进而对政策制订产生影响。
　　劳动力短缺问题
　　(一)劳动力短缺的含义

　　总体上的劳动力短缺的含义是，劳动力的总量供给能力持续地、稳定地低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的经济体一般有以下特征：一是受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规律决定，进入人口稳定负增长阶段；二是经济也进入了依靠要素质量提高和不断创新的内涵式发展的发达阶段，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地找到人口要素之外的新动力。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观察，尚未有过哪个经济体在经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也没有发现哪个处于劳动力短缺常态的经济体经济尚未现代化。也就是说，不可能在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阶段就出现劳动力短缺。这一规律几乎可以被当作一个常识。

　　在经济起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摩擦性等原因，局部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失衡经常会出现，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在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再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人口要素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到总人口开始负增长，还有一个时间段。在这段时间里，劳动力资源还有很大的开发利用空间，包括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资源素质等。此外，劳动力供求失衡中，还有大量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有待开发利用。

    (二)我国人口红利结束并不等于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从上述分析看，虽然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但是，根据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预测，我国人口总量在2033年前后才到达最高点，为15亿，随后绝对减少。因此，从人口总量看，我国至少还有20年的时间才会面临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届时，我国是否会面临劳动力短缺，还要看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396858.4亿元，为此，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但事实上，前9年的年均增速已达到10%。照此速度，2011年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2020年时，GDP将达到849552.7亿，翻三番还多。2000-2009年劳均GDP增长率平均为14%。2000年单位就业人数创造的GDP为13764元。如果2010-2020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保持在14%，则2020年GDP翻三番时的就业人数仅为4.68亿，将占当年劳动年龄人口的51%，就业人数比2000年减少35%，年均减少1.8%，年均减少1266万。如果这期间劳动生产率有更快提高、经济增速放缓或有波动，实际的就业减少的速度还会更快，就业减量也会更大。

　　我们再看当期的劳动力供给，根据预测，20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3亿，按60%的劳动力参与率估算，经济活动人口为5.53亿。如果有4.68亿人就业，还有8500万失业人员；按60%的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3.7亿处于非经济活动状态。
从劳动力资源(16岁以上的人口数)的情况看，根据有关预测，2030年以前，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持续增加，2020年达到11.4亿。由于人口寿命延长，60岁及以上老年劳动力人口也是有待开发的宝贵人力资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0%(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到2017年将超过10%。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1.4亿，即使按照10%的劳动参与率，也将有1400万的老年劳动力供给。特别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老年抚养比在2017 年将超过14%，并在其后不断提高，可以预期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劳动力加入到就业大军中。有项调查，2010年已有1/3的60岁以上老人没有离开劳动力市场。

　　假定城镇化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中国似乎还需要近30年的时间。而按照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2006-2016年城镇每年会新增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1500万左右，从数量上来看，在今后20年左右时间内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三)结论

　　综上所述，劳动力短缺不但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即人口增长，同时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即经济发展。“人口红利”结束，既不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停止增加，也不意味着经济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因此，“人口红利”结束并不意味着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上述分析也表明，无论从供求哪个方面看，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都不意味着我们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或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我们离劳动力短缺时代还比较遥远。

　　“人口红利”是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不是劳动力供求理论。用人口红利来解释劳动力供求情况，会产生很多问题。
　　“招工难”：劳动力市场结构问题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劳动力市场的“松”与“紧”

　　劳动力市场结构分析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细分为各类局部市场：按照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工种的不同，形成各个局部市场，各局部市场劳动力的供求不具有替代性，从而导致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部门可分为扩张部门和停滞衰退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和增长较慢、停滞或下降的行业。扩张性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因经济状况较好，或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而提高工资率，使停滞衰退行业的工资率也相应提高，最终使整个社会的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会导致失业的增加。因此，局部市场劳动力过剩或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市场的常态。

　　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力市场处于“松”的状态；当劳动力供小于求时，劳动力市场处于“紧”的状态；当劳动力供求均衡时，劳动力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别、歧视及有关劳动力流动性的信息是很不完全的，这会导致劳动就业非均衡。局部劳动力市场就在“松”、“紧”的变动过程中趋向于“出清”。

　　(二)“招工难”是局部劳动力市场问题

　　1. 总体上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

　　从全国情况看，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大致稳定在2200-2400万人，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大致稳定在900万个上下，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4%以上，总体劳动力市场是“松”的。从地区劳动力市场情况看，除北京市和广东省外，其他29个省市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都在3%以上。从广东省的情况看，全省人力资源市场2010年3月中旬的求人倍率为1.1，为正常状态；3月下旬企业缺工率为2.7%，历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更高，因此，总体上，广东全省劳动力市场并不“紧”。可以说，总体上我国劳动力市场是供大于求的状态，如果有“招工难”的问题，也只是特别局部的问题。

　　2. 2010年春节后的“招工难”具有明显的地区、行业和岗位特点

　　缺工最突出的地区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广东全省缺工中有超过60%在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福建全省缺工中仅泉州就占53%。以广东省用工缺口最大的东莞市为例，3月中旬的求人倍率为1.76，3月下旬的缺工率为12%左右。据东莞市统计局和调查队3月上旬的一项调查结果，60%的企业不缺工或轻微缺工，30%的企业一般性缺工，只有10%的企业有较大的用工缺口。这10%的缺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衣、制鞋、玩具、电子、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一线生产设备操作工种居多。这些行业和工种要么工资水平低，要么劳动强度大或劳动条件差。据广东省501家企业用工定点监测，缺工企业普工月平均工资为925元，比不缺普工的企业低210元，缺工企业技工月平均工资为1200元，比不缺技工的企业低400元。就全国而言，缺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居民生活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的一些中小企业的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10%的企业招不到人，而90%的企业不招人，难说劳动力市场趋紧。

　　3. 此次缺工实际上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受到挤压的体现

　　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用工主体是制造业、居民生活和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中的中小企业，以及一些大企业，包括贴牌企业，劳动力供给主体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用工单位的工作岗位大多具有工资低、保障差、工作累、危险大的特点，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季节性用工比较多，就业极不稳定，相对于本行业的大企业以及其它行业劳动力市场而言，属于劣质劳动力市场。其它行业和部门因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而提高工资、进而拉动整个社会的货币工资增长，对这些用人单位形成挤压。这些企业大多利润空间小，实际上挣的多是劳务加工费，由于没有能力相应提高工资、改善职工福利待遇，这些单位面临被淘汰，“招工难”只是这些单位面临的诸多困境之一。“招工难”并不是招不到人，而是留不住人。广东一些企业每月的员工流失率都在6%，流失率高导致企业在用工市场上持续招工、却又陷入持续缺工的恶性循环。

　　此次缺工也是区域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挤压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体现。长三角及早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得工资水平比珠三角平均高200元以上，吸引了大量珠三角的民工前往。中西部劳务输出省份经济发展加快，工资水平提高，使农民工就近就业增多。这些后发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这样即使工资不是很高，也对劳动者有吸引力。总之，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也加重了局部地区的“招工难”。

　　此次缺工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力供求高峰期时间错位，企业开工提前而员工返岗延后，使企业招工困难凸显；二是劳动力供求时滞，经济走出全球金融危机阴影导致需求反弹，带动就业需求反弹，但没有做好相应的劳动力供给的准备，补员和新增需求等多重因素相互叠加，使企业招工困难凸显。

　　(三)我国“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1.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进取心强、职业期望值高，在公民权利、就业选择、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上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从事老一代农民工从事的简单、机械、重复性的体力劳动，不愿从事苦、脏、累、险等普通工作，导致一些企业招不到人；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的困难较少，基本缺乏应对困难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准备不足，一旦工作不如意，就频繁跳槽，导致一些企业招到人、却留不住人，陷入频繁缺工状态；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技能水平不足，难以适应用工条件较好企业的要求，导致一部分农民工处于择业状态，无法形成有效供给；在一些地方存在“招工难”的同时，还有很多地方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劳务输出的压力大。总之，就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而言，“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2. 不同劳动力市场“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

　　除了每年春节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缺工外，我国技能人才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产业不断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在传统社会观念中技能人才的职业声望不高、技能人才的教育培训能力弱等原因，技能人才的供给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我国会长期存在。

　　在一些地方招不到青年农民工、技术工人短缺的同时，每年夏季都有过百万的大学毕业生难以实现就业；每年更有700多万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初高中学历的青年找不到工作；还有大量的在体制转轨中转变身份的劳动力求职无门。这些都是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包括劳动力供求的地区结构问题、素质结构问题等，还有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市场供求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业问题或逐步得到解决。我们不能因为局部劳动力市场的“招工难”或“就业难”，就认为总体上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过剩。在关注“招工难”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更广泛的“就业难”问题。

　　(四)结论：“招工难”并不表明我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1.“招工难”是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正常反应

　　“招工难”是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正常反应，所带来的一系列积极变化，正是农民工强烈要求、**多年期盼、于企业发展转型有利的结果。

　　2.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就业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一些用人单位招不到劳动力，不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可招，而是有劳动力不愿意来。一些小的企业招人困难，并不会影响到整个行业中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差异没有影响到行业整体的供求状况，行业之间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差异没有影响到部门整体的供求状况，制造业总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尚未改变；服务部门的比重还比较低，还未形成密集使用人力资源的局面。

　　3.劳动力短缺时代特征在我国的出现尚需时日

　　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就业规模扩大的过程，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表现为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和资本，以及较少的劳动力，而服务部门则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这一过程中，传统部门就业减少，而新兴部门就业增加；第一产业将释放大量的劳动力，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

　　迄今为止，我国物质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总体上还使用了太多的劳动力。我国农村虽然外出劳动力越来越多，但现行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部门依然无法吸收掉全部农业劳动力；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本身存在冗员。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还需要持续20年的时间，目前的新兴部门不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但转移不出来和招不到人的情况会并存。

　　总之，我国产业结构尚未现代化，并且就业结构还存在较大偏差，还未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经济发展特征。从可观察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现象看，劳动力短缺时代特征在我国的出现尚需时日。不应因部分企业的“招工难”而误判整体就业形势。

作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张丽宾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