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工业化指数与综合二元反差系数对中国各省级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分别加以测度，在构建个体固定效应Panel Datx模型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工业化进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问题。结果表明：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业化进入了优化二元经济结构阶段；各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个体固定效应明显，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较其他地区弱；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仍是我国当前的一大难题，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重点在西部，难点也在西部。　　关键词：工业化，二元经济结构，面板数据，地区差异　　
    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是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问题突出，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已成为国内经济学者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工业化也由理论探讨变成了现实。关于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这一进程研究颇多，但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的收入分配、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农村建设等问题缺乏细化和实证性研究。
　　工业化促进二元经济结构优化。首先将二元经济结构与工业化联系起来分析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ALewis），他将二元经济结构分析与工业化的产生、发展的条件相联系，提出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后来出现的以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乔根森（DaleW.Jorgenson）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拓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工业化是否会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出现，理论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但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工业化相联系则得到认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尤其如此，即一般认为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是工业化。同时，较多学者也认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途径也是工业化（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王建，1996；郭俊华，2005；唐浩，2009）。
　　工业化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经验实践。美、英、日在工业化过程中，也产生过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其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很好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工业化道路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起到关键性作用，并提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须通过工业化途径（周建，2008）。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源于中国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张捷，2008），但也有经济学者对转折点到来持相反观点（周祝平，2007；唐茂华，2007）。
　　现阶段，中国正进行着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进程，中国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处在哪个阶段，是强化二元经济结构还是弱化或优化二元经济结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否出现了拐点？国内的经验观察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研究成果，尤其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因此，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国际化为目标，采取国际上通用研究范式，从实证角度加强对中国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形成基于中国事实的原创性经验研究，这对于破解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问题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水平的测度
本文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借鉴霍夫曼、钱纳里、陈佳贵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采用指标体系测度法对工业化水平进行测度，用以判断工业化水平或发展阶段的“尺度”，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在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基础上，最后通过各项指标加权计算工业化测算指数，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1。工业化进程指数计算公式见式（1），其中，x为工业化进程指数， λij表示第二层i指标下的第二层指标j，wij表示第一层i指标下的第二层指标，j权重，表示wi第一层指标权重，m为第一层指标数，n为第二层指标数。
   
　　通常二元经济结构测度的指标主要是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反差指数、二元对比系数，但这些指标难以较好反映二元经济结构部门劳动生产力差异和劳动力配置结构，难以找到地区经济差异和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本文借鉴高帆（2007）基于刘易斯—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提出的综合二元反差指数对二元经济结构水平进行测度。

　　本文对中国及31个省区市2000-2007年的工业化水平及二元经济结构水平进行了测算，其所用原始指标数据来自于2001-2008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若干年以及相关年份各省市统计年鉴。31个地区8年二元经济结构对工业化的面板测算数据散点图（见图-1），图中每一种符号代表一个省级地区8个观测点组成的时间序列。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都具有优化作用，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其二元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同时也表现出地区之间的差异，特别是上海、北京的工业化水平为最高，其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小，贵州和云南的工业化水平较低，其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也就越明显。
　　二、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计
    本文主要应用Panel Data模型在通过控制非观测变量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变化基础上研究各工业化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大量的经验研究，加之在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特色中解决二元经济矛盾问题，故将工业化对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影响的Panel Data模型设计为：
   
    （2）式中v表示二元经济结构强度，a表示截距，x表示工业化水平，μ表示扰动项。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用上文的二元反差系数表示，工业化水平用工业化指数。模型中需要检验假设工业化水平提高对二元经济结构优化有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即β符号不确定，同时也可根据β符号确定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即工业化是否进入了质变时期。
　　（二）面板数据单位根与协整检验
    为避免面板数据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基于LLC（Levin-Lin-Chu）和Fisher-ADF两种检验的结果发现两变量y和x之间是同阶单整。

　　基于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之间是同阶单整，这样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考察变量之间长期的长期均衡关系。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Pedroni、Kao和FiSher（Combined JohanSen）检验。本文选择Pedroni检验，该检验提出了一系列允许不同截面之间存在不同个体效应和趋势的协整检验，包含个体固定效应的Pedroni检验结果见表-3。表-3上半部分同质性备择检验结果表明，Panel v、Panel rho、Panel PP和Panel ADF统计量将拒绝零假设，认为所有截面有共同的AR系数，且该系数的值小于1；表-3下部分根据相关统计量的取值及其相伴概率显示异质性备择检验结果易知，Group rho统计量不能拒绝原假设，而Group PP统计量和Group ADF统计量均很显著，表明它们认为存在异质性协整关系。据此，根据相关理论及经验检验，本文认为y和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面板模型的选择、实证结果及分析
    通过协整检验，说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原方程进行回归。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有三种形式：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面板模型形式的选择方法上，构建的F检验为F＝509.32>F（30，216）＝1.46，结论是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合理，进一步用Hausman检验确定认为还是应该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统计量的值时2.91，相对应的概率是0.0881，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上述分析，2000-2007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二元经济结构优化问题，随地区不同，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截距项）存在较大差异。
　　用选择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的Panel Data模型，得到相应的表达式是：
   
   
   
    其中虚拟变量DBJ，DTJ，…，DXJ的定义是：
   
    从个体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工业化水平提高与二元经济结构呈反向关系。工业化指数每上升1点，综合二元反差系数下降0.004点，说明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业化已经不是强化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是进入了优化阶段，或者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而言，我国工业化进入了拐点时期。第二，我国各地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回归方程中的地区效应明显，方程（3）中个体固定效应反映是各省的截距差异较大。最大的是贵州3.72，最小的是江西-1.12，说明我国各地工业化优化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基础不一样，可能与各地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历史文化和人力资本开发有关。第三，从公共的截距项看，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水平较差，其为2.39，说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破解仍是一大难题。
　　三、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现阶段工业化对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快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进程，破解二元经济结构难题。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顽疾，而工业化发展又面临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约束。因此，要解决好工业化的质量问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工业化的发展，以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作为优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策略选择。
　　2.采取多种发展方式配套协作，找到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着力点。从实证结果看，工业化是破解二元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如果仅靠工业化还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以贵州省为例，工业化指数提高200点，其综合二元反差系数下降0.8，离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目标还较远。因此，应当采取工业结构调整、现代产业体系建立、人力资本开发、信息技术应用等多种措施，借鉴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优化二元经济结构。
　　3.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化重点在西部地区。从地区差异看，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河南、陕西、宁夏、重庆等地区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相对较差。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就个数而言占据了中国地区个数的35%，面积占到50%以上，人口约占27%。这说明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直接影响到全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优化，只有把西部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解决了，全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问题才能得到很好解决。
    [作者简介]贺刚（1971-），男，四川资阳人，西华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分析。

作者：贺刚 来源：《改革与战略》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