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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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者杰弗里·法兰克尔，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曾任总统经济顾问，负责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和环境研究。彼得·奥萨格是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美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为及时而又严谨地进行经济政策分析确立了标准。本书涉及的范围之广，质量之高将使我们可以从中全面地了解美国90年代的经济事件，经验和教训。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我强烈地推荐本书。

中文版序 美国经济在9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新技术，灵活的市场，以及强劲的投资推动的。这一描述可以说同样或者更加适合于中国， 过去十年的一个自然结果是，美中两国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冲突与其他周期性的冲突也相伴而生，但是，克林顿政府的目标之一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如本书第5章所阐述的那样．使中国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也就是以前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在此基础上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通称WTO)都是克林顿政府的目标。 上述目标有其相当明显的经济理由：消除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是两国的经济利益所在。中国加入WTO被认为对其经济改革进程特别重要。 但是，本书并不是一本纯经济学论著。它还论及美国政府在政治约束和种种复杂情况下(例如，与中国问题有关的许多政治约束和复杂情况)面临的经济政策决策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做出这些经济政策决策的。学者们很少考虑政策制定的种种约束条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的访美之行。中美双方都希望在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就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达成协议。但是白宫后来退却了。特别是在美中关系处于1999年的最低点时，这看起来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虽然美国做出这一决策的官方理由是中国在某些议题上没有做出充分的让步(例如，美国财政部希望为经纪公司获得一笔更好的交易)。其真正的理由却是，白宫估计在1999年春季美国国会几乎肯定会否决白宫与中国达成的协议。随着事态的发展，美中两国在1999年11月达成了协议，该协议于次年顺利地获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成就是克林顿政府相当重要的政绩之一。在美国90年代经济政策的研讨会上，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说，鉴于当时的政治约束，他认为白宫的上述决策并不是一个错误， 企业界对没就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达成协议的抱怨是白宫最终说服国会投票赞成该协议的重要因素，不过如果国会在4月份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也许就听不到这些抱怨了。有些人并不一定认为这样的政治约束确实存在，并悲叹学者和新闻记者很少能说明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的实际决策到底是好是坏。 这些复杂的问题几乎出现在90年代经济政策的每一个领域。与前几任政府试图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同，克林顿政府没有向美联储主席时不时地施加放松货币政策的压力是否明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1998年救助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国家时是做得太少还是做得太多?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试图减税以及民主党人试图扩大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是如何能够实现预算盈余的?为大学奖学金和资源再生等利国利民的事业减税是一个好的创意吗?政府是否应该把所有的网络规制都交给民间部门，尽管政府首先需要启动这种规制?分解微软公司是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经济模型的预测表明，除非《全球环境变化京都议定书》包含购买污染水平，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指标的条款，否则美国政府的经济成本将会很高．鉴于此，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签署该协定?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否决国会的《工作福利提案》?这一改革公共救助体系的方法不同于克林顿总统原先的提议?而且较之更为苛刻，对全国医疗卫生体系进行根本改革的努力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本书要说明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学问题，而且也是在一定的制度、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政策问题。 不同的国家有迥然不同的具体问题。然而，不管怎样，类似的经济问题和政治约束在任何需要做出重要决策的地方都会出现，尤其是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作为本书的编辑，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从本书获益。 我们非常感谢张永，是他提议将本书译成中文，并卓有成效地将该想法变为现实。我们也要感谢各位译者，他们在非常紧张的时间表下完成了翻译工作。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肖梦女士促成本书中文版的出版。 杰弗里·法兰克尔 彼得·奥萨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8-4 17:16:16编辑过]

当今政治经济学衰落,斑竹想必要花大力气做介绍,辛苦了

我觉得这种读书介绍很不错,或许能改变信息不对称,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其实没有衰落，只是研究的角度发生了改变而已！

《经济学前沿问题》

（德）齐默尔曼（Klaus F.Zimm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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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K·F·齐默尔曼(Klaus F．2immermann)教授组织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们，对当代经济学前沿问题分9个专题展开阐述：(1)货币理论、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2)公共经济学；(3)劳动经济学；(4)制度和转型(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5)反托拉斯和管制(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6)网络经济学；(7)增长理论、结构变迁和就业；(8)个人收入分配；(9)博弈论和经验经济学，并在综述的基础上对相关经济学研究领域和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议。本书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对经济学的新发展有很大贡献。本书对中国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大专院校师生．以及经济研究者和政府工作者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书评：像大师一样思考经济学前沿问题

经济学是一门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很强实践性的科学。5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繁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不仅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素材和养料，也为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指导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实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使得经济学成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发展最为迅速、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的研究领域之一。 面对经济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学的研究触角已经深入到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行为、从政府到厂商、从公共服务到私人消费、从预期到博弈，无论是正在大学深造的学子，还是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以及期望获得经济学指引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的管理者，心中都不免存在着一些疑惑：如何了解和把握当代经济学的发展主流与方向，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与实践到底有何影响和成效，怎样才能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或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等等。本人以为，这样的疑惑，不仅中国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普遍存在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由德国著名经济学家K. F. 齐默尔曼（K. F. Zimmermann）领衔著述的《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 在这本《经济学前沿问题》中，齐默尔曼教授和参与著述的欧洲经济学大师们，从近2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和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出发，运用比较分析和评述的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货币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个人收入分配、博弈论与经验经济学等九个当代经济学热门研究领域中的前沿问题。通观全书，笔者以为其所涉及的经济学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看点，一是建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前沿理论研究，如货币动态优化均衡模型、货币冲击传导模型、有效工资模型、对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的测度等理论，二是以政策制定和制度选择为核心的前沿问题，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反托拉斯和管制的分析、面对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设计与金融稳定政策、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比较与选择、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工具及其政策效果评析，博弈论与经验经济学在市场与政府决策中的应用等；三是现代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的挑战，如技术变化与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结构变迁和就业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制度管制方式、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及相关政策的选择等。 在笔者看来，作为一本评述当代经济学前沿的内容丰富的学术专著，《经济学前沿问题》的有着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使用价值。首先，这是一部掌握当代经济学理论动态和文献的索引工具。大师们在展开讨论前沿问题之前，先是对各热门领域的传统理论与精典论述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对各热门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进展及其与传统理论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评析，并将不同流派针对某些实际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论阐释和认识差异进行了比较。大师们的评析和比较，可以让人迅速了解当代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进展，领悟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学子们和学者们提高的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修养，开阔学习和研究的视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师们的评析和比较并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泛泛而论，而是掌握了大量当代经济学文献之后的旁征博引。因此，本书各章之后所附的上千条当代经济学文献索引不仅印证了大师们的辛劳，也成为难得的经济学研究和学习的工具。 其次，《经济学前沿问题》是我们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经验得失的教科书。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科学地解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并有效地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事实上，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背后，都能看到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影响。那么，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各经济学流派到底都给出了什么“药方”，这些“药方”有什么不同，有那些实施效果和利弊得失？在《经济学前沿问题》一书中，欧洲的经济学大师们从其各自的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经历出发，对欧美发达国家近20年来经济学理论研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与贡献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特别是针对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实际经济问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政策方案，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某些经济政策失灵的原因。尤其值得我国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学者和参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各级政府官员是认真阅读，并从中学习和借鉴。 第三，《经济学前沿问题》给出了及其丰富的经济学研究线索。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难以起穷尽，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不断探索和创新。如何把握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如何促进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实践的融合，不仅是普通经济学人面前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大师们面临的挑战。以齐默尔曼教授为首的欧洲经济学家们，也试图在《经济学前沿问题》一书中来回应这一挑战。事实上，大师们对精心选择的九个经济学热门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前沿都进行了谨慎的探讨，不仅指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存在的理论空白，也对一些并不完美的理论模型提出了批评或改进的方向，更对某些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创新、研究应必备的基础条件（如相关经济活动的统计方法与资料等）进行了探讨，相信有志于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能够从中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题材，像经济学大师们一样思考当代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博弈与信息：博弈论概论（第二版）

Games and Information: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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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与信息》是迄今为止最全面、使用最广泛的博弈论中级教材，适合高年级本科生全面了解博弈论及其在各相关领域的应用，同时也是那些想了解和应用博弈论的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在全面介绍的基础上，本书不乏深入的讨论。特别值得推荐的是，本书用简洁的数学语言重写了几乎所有的经典博弈模型，给学生传授了一种用简洁而清晰的数学语言建立博弈论模型的方法。作者的语言诙谐，不拘泥于呆板的学术名词，使本书读起来生动、有趣。

《博弈与信息》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网上流传已经好几年了。可是国人说起博弈论，还是只知张维迎。知道弗登博格和吉本斯已是非常了不起。非要等这本拉斯缪森翻成中文，再经“最全面、使用最广泛”此类大肆渲染，才会慢慢被人捧起来。

《行为金融》（金融学前沿译丛）

书名： 行为金融（金融学前沿译丛） ISBN： 7-300-05523-0/F.1749 作者： [德]乔齐姆·高德伯格 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 单价： ￥29.00元 出版日期： 2004-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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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纯金融理论并不考虑人们的情感波动，认识偏见和预期这些因素常常会导致人们做出并不高明的决策。尽管知道成功的希望渺茫，但对于回报丰厚、获胜概率微小的机会，人们仍然会准备下手一搏。这从世界上到处风靡的彩票抽奖活动可以看出。因此，社会的行为方式比数理理论模型要有用的多。许多人会听从一些传言和小道消息或随大流，而并不想对一些事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 　　本书的两位作者，一名是经验丰富的金融市场实践者，另一名是研究市场心理的专家，向我们阐述了行为金融的科学意义。该书探讨了人们在寻求更好的投资机会时有关决策的几个问题：决策如何引起证券市场价格波动、投资者如何选择信息和交流信息。

“行为金融”领域再添经典文彩 2004-8-5 中华读书网 阅读11次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此前一年，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克拉克奖授予了行为经济学家拉宾（Rabin），这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对“行为金融”理论的反应和认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继2003年推出《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后，又一次推出了这个对于我国经济学界来说有些陌生的领域中的一本经典学术著作——《行为金融》。

本书的两位作者乔齐姆•高德伯格和鲁狄格•冯•尼采，一名是经验丰富的金融市场实践者，另一名是研究市场心理的实践者，他们都是行为金融领域的著名专家,在本书中他们对行为金融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对证券市场的变化趋势做出准确预测是所有参与金融市场人士的终极目的。为了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并把风险降至最低，人们一直在设计日趋复杂的数学模型。

作者认为，制定出非理性决策并非因为人们缺乏技术性的分析工具，而是他们特定的行为方式作用的结果。为此，作者强调：“行为金融理论并不仅仅只是讨论消化和处理信息问题，它还进一步研究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并进一步总结：“行为金融理论就是研究信息吸收、甄别和处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的学问，同时，它也研究人们的异常行为。”在作者看来，人们的这些“异常行为”大部分是由心理因素带来的非理性。正是从这个论断出发，作者分别阐述了人们在信息吸收、甄别和处理上的心理特征，它们包括一些强烈的情绪波动，如：贪婪和惧怕、对自我能力的过度自信与超越竞争者的强烈欲望等。人们的这些心理特性，影响（压倒）了他们认知和决策的过程。作者在这个论述过程中并不停留在描述阶段，而是引入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大量事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作者从行为金融理论出发，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对三种类型的市场参与者进行了介绍。作者给出的分类，给人们了解金融领域常见的非理性行为带来了方便。作者通过40几个对话式的问答，对金融交易者提出了经验性的告诫。这些告诫有的是作者经验的总结，有的是行为金融理论的一般性结论。阅读完作者精心准备的问答，金融交易者可以掌握有效的方法，对付常犯的错误，或者可以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读者可以感受到，行为金融所利用的新兴的科学方法，对金融界从业者在交易中控制非理性决策、预测他人行为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已经看到《管理困境》的三分之二处了，确实是本不错的书，不过里面的博弈论部分有些不是很懂。不知道哪位兄弟看完后写下读后感啊，我跟。

我也来推荐两本：

1、《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简约的管理史，有助于经济学学生了解管理变迁；

2、《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Rajan和Zingales是公司治理和企业理论领域最有名的年青经济学家（都刚好40岁）之二。

<拯救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译名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作者一直潜心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思想，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是其多年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总结之作。这部专题性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作者为了研究人类社会秩序的型构及其正当性而撰写的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亦即以苏格兰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典型代表——的十一篇研究文章。从结构安排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作者撰写的八篇有关哈耶克自由主义的专论，主要从哈耶克的知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和正义理论这几个角度出发详尽探究了哈耶克的观点；第二部分收录了作者为了阐明与研究哈耶克思想有关的若干问题而撰写的三篇评论文字；第三部分是作者翻译的一篇由Stephen Kresge为《哈耶克论哈耶克》一书撰写的导论——《哈耶克与他的世纪》，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哈耶克的自由主义。

目录

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自序） 致谢 第一部分：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论文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 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 知与无知的知识论 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 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 “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 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 第二部分：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散论 关于哈耻克自由主义思想的答问录 《自由秩序原理》抑或《自由的宪章》 “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 第三部分：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 参考文献/邓正来编

邓正来，1956年2月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侧重西方自由主义的研究。主要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邓正来自选集》等；主要编著有《国家与市民社会》（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中国书评选集》等；主要译著有《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法律史解释》、《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主编兼主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哈耶克论文集》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庞德《法理学》（第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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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韦伯作品集》强烈推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台湾韦伯研究权威康乐先生历时二十余年编译完成，集德、英、日、中注解之大成的《韦伯作品集》（1-5）。此书是目前国内关于韦伯(Weber)的最好译著，伟大的著作加上精心的翻译绝对称得上是精品中极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兴未艾，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中国思想界面临的境遇与韦析当年面对19世纪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情境有几分类似，韦伯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对中国人的思考或许有某些启发。

作者简介：

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历任柏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的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

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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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韦伯最著名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是韦伯去世前不久，在战争与革命因袭下的德国“新”文化的重镇慕尼黑发展的，是20世纪思想的最重要文献。韦伯总摄他一生学术、思想、道德与政治的关怀，通过历史与社会学角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在道德价值层次上的批判反省，就学术知识与政治行动的性质、条件和限制，提出冷酷的界定和慷慨的呼吁。它们让读者沉痛地认识到近代人处境的艰难，也迫使读者用“英雄伦理”的态度，在“平实的眼前工作”中，把握住关系到人性尊严的一线希望。

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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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经济无非就是经济理性主义的历史。”以“数理化”为经，以社会行动与团体为纬，韦伯在《经济与历史》编织出他心目中的历史图像。 “任何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制度，都不能没有权力来发号施令，因此，就有支配。”这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韦伯通过《支配的类型》，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归纳出三种“理念型的支配”：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型支配与法制型支配，分析这三种支配正当性的基础、其运作及其影响，关注不同类型的支配与管理，对于一个社会的实质与形成理性化的影响。通过这一取径，韦伯的支配类型研究，便与其宗教、法律及经济史的研究贯穿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韦伯作品集III：支配社会学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本书为阐释性的作品，深入探讨卡理斯玛支配、传统型支配与法制型支配在人类历史上所曾出现过的各种具体的基本的变化；然后，通过对教权制的分析，韦伯跨入宗教与政治交会的领域，研究这两种支配的交互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与近代民主政治的关系。支配社会学的研究，曾被评断为韦伯整个诠释社会学体系中“功力最纯熟与最精致的部分”。通过这本书，我们即可一窥其究竟。

韦伯作品集IV：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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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存在可说是人类社会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如果没有“团体”，人类也许根本就无文明和历史可言，甚至可能连生存都要成为问题。这是韦伯的学术研究以“团体行动”为其基准的缘由。就此而言，“经济行动”无疑是“团体行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书取材自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分别讨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想深入了解韦伯的学术基础概念，这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入门书。

韦伯作品集V：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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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宗教》虽以“宗教”为名，实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等诸层面的问题于一炉而治之，称之为一部“整体史”的著作似亦不为过。但韦伯所描绘的是一幅大不同于我们惯常所见的中国的“历史图像”。 《宗教与世界》所集论文是韦伯为基督新教、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研究所写的序言。他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现象、神义论与世界诸大宗教担纲者的“心态”、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换言之，《宗教与世界》实乃理解韦伯之宗教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基本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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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

作者：（美）弗里德曼 赵学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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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理性生活提供了基本指南。它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必备知识，它揭示了日常生活的必备知识，不了解这些，你很可能会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本书通俗易懂的风格、充满睿的论述不仅是喜欢经济学的读者最合适的读本，也可以成为在经济学迷宫中摸不清方向的学生最好的教学辅导书。一句话，本书将教给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如何制定合理战略，让你更从容地驾驭生活。

序 导言 第一部分 既有益又有趣的经济学 第1章 交通高峰、理性婴儿及其他 第2章 行动胜于雄辩 第二部分 价格=价值=成本：解决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第3章 纸上谈兵：关于选择的图形分析 第4章 付出多大代价才能离开荒岛？ 第5章 无米之炊：单一投入条件下的生产 第6章 托勒密时代的贸易理论 第7章 汇总：简单经济条件下的价格理论 第8章 宏伟蓝图 中场休息 到此为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第三部分 寻找真实的世界 第9章 老板、工人及其他 第10章 垄断既有乐趣，又可获利 第11章 难题：博弈论、策略行为、寡头 第12章 时间…… 第13章 ……还有机会 第14章 分配问题：分配维谁？分配多少？为什么？ 第四部分 替代伦理学：经济学家如同法官 第15章 观点总结 第16章 什么是效率？ 第17章 不尽如人意的调控 第18章 市场失灵：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幸福、富有、睿智和已婚 第五部分 应用：常规和非常规 第19章 法律与香肠：政治市场 第20章 理性罪犯和蓄意事故：法律经济学和违法经济学 第21章 爱情和婚姻经济学 结束语

戴维·弗里德曼博士是父亲是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戴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虽然并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凭借其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杜兰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圣克拉拉大学讲授经济学课程。他的代表作是《价格理论》，该书被认为是学习价格理论的入门读物。他现在和家人一起住在圣荷塞。

《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

作者：钱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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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特聘教授。　　本书收集了他在1987—2003年间写作的18篇论文。这18篇论文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连接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论理方式探讨了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对改革战略和政策的建议，同时也介绍了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前沿。本书对关心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应用的人们极具阅读价值。

钱颖一，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81年本科(提前)毕业，1982年获学士学位。毕业后留学美国，分别于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的大学执教，1990—1999年任斯坦福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2001年任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至今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1985年在美共同发起“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被选为1985—1986年度理事会理事和1986—1987年度会长。1993—199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兼职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7年起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1999年起担任国际学术期刊《转轨经济学》共同编辑。2002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多所国内高校的兼职或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比较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以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等；国际学术刊物和《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改革》、《比较》等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中文著作包括《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和《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200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电子信箱：yqian@econ.berkeley.edu英文个人主页：http：//elsa.berkeley.edu／～yqian中文个人主页：http：//www.china-review.coin／fwsq／yqian.asp

1.理解现代经济学 第一部分 市场转轨 2.市场与法治 3.政府与法治 4.激励与约束 5.目标与过程 第二部分 企业改革 6.企业理论 7.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8.关于公司化 第三部分 金融改革 9.激励理论与金融改革 10.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 11.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 第四部分 政府改革 12.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 13.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 第五部分 技术创新 14.硅谷的故事 第六部分 相关学说 15.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 16.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 17.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 18.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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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经济分析：案例教程（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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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波斯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8-1 定价：118元

享誉盛名的《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分析的意义和方法方面教育了几代学生，是这一领域中卓越的案例教程，独具的特色使本书极为畅销。 作者理查德·A·波斯纳是法律和经济分析领域的先驱，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使经济学的学习变得有法可循。全书基于法律的概念而作安排，内容涵盖了从普通法到宪法的所有关键领域；使用非定量的分析方法，便于不具有数学或经济学的知识的读者阅读；广泛的话题促进学生的课堂讨论；章节中通过提出问题和深入的阅读，拓展读者的知识面。 本书作为最新修订的第6版新增了关于证据、知识产权、国际公法和总统免责的经济学的内容；全面修订了反垄断法和税收的章节，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前沿的内容。 另有配套的教师手册归纳教学重点，解答疑难问题。

思想一旦被孕育，常常要经历长时间的妊娠期，并且以极大的痛苦诞生出来。在它们成为专题论文或著作的过程中，人们必须意识到尽管貌似成熟，它们还只是婴儿。本书所呈现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仍处于其婴儿期，还称不上完全成熟。不过，我认为这一理论抓住了我们所考察的现象的本质，并且提供了一种论述它的规范的方法。 1、社会制度的性质与功能 2、自然状诚理论和制度的产生 3、一个制度创生的数理理论 4、信息与社会制度 5、面向经济学的一种新制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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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交往行为理论》这部著作是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且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作者简介: 2001年4月17日，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社会学家、哲学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将在北京进行他来华的第一次演讲。在这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靳希平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哈贝马斯的简介，以便读者对这位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1961-1964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964-1967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1971-1983任德国马格斯。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

美国政治思想史专家艾伦·埃本斯坦所著《哈耶克传》（秋风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早年的经济学著作之外，哈耶克中年以后的重要著作，基本上已被译为中文，并对中国90年代以后思想的演变、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对于哈耶克的生平，国内并无全面介绍。

　　本书是哈耶克这位20世纪最杰出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生平传记。全书按时间顺序，全面记录了哈耶克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思潮变幻莫测的世纪，始终不懈地坚守自己的观念和理想，并顽强地反击种种反自由的观念和制度的历程。

　　本书出版后，在欧美思想界引起广泛关注。

　　国内著名哈耶克研究专家冯克利先生为本书中译本撰写前言。

中文版封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ISBN 7-5004-360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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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封面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by Allan Eb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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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给自由的边界划出一条线？——读《哈耶克传》

党国英

由阿兰. 艾伯斯坦著、秋风翻译的《哈耶克传》出版了，这对中国学术界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伟大学者的思想历程。哈耶克的伟大在于，他不仅在观念上，也在行动上拓展了人类自由的边界。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杰出思想家树起的自由丰碑，已经最醒目地镌刻上了哈耶克这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学术意义上，哈耶克留给我们的问题恐怕远多于他所解决的问题。在哈耶克热中，不要误读哈耶克是很要紧的事。

思考人类发展的大题目

自由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哈耶克赞同这样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转引自传记235页）。哈耶克对确立自由范畴的贡献在于，他不是简单地从道德理念（他当然不拒绝道德理念）出发讨论自由的意义。受波谱科学方法论的启发，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由此得出了对计划经济合理性判断的批评。知识的分工本身并不一定导致强制，但无视这种分工的制度常常产生强制。哈耶克的这种理论逻辑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方法，所以，大家（包括哈耶克自己）都承认，在自由范畴的研究上，他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哲学家。 现代经济学家会用另一种方式讨论自由的意义，最终与哈耶克还是殊途同归。

人文学者的一切学问不外乎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具体看，人文学者要研究人的自由活动的边界问题。按照浪漫主义的逻辑，如果说人的最基本的价值是自由，那么，人来到人世就是一场悲剧，因为人注定要参与集体行动，而人一旦进入集体行动，就开始丧失自由。集体行动从家庭开始，到政治活动结束，人的活动总量扩张了，同时对人的自由的约束也增加了。不难理解，我这里说的约束，是指契约对人的约束。

尽管哈耶克的思想为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表述清楚自由的实质。按照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思路，我们显然不能把契约对人的约束看作自由的对立面。如果契约是公平的，那么这个契约对人构成的约束就不属于对自由的约束。自由的敌人是强制。契约如果是在强制的情形下成立的，自由便受到了侵犯。产生强制的原因有多种，它可以是信息不对称这样的技术性因素，但更常见的是暴力，特别是政府拥有的系统化的暴力。本质上，这些因素都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发明的“交易成本”这样一个范畴。施展暴力，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施展暴力，并强制进行交易；或者人们为了躲避强制而放弃交易，都是交易成本不节约的情形，后者的交易成本无穷大，以至交易不能发生。在这些情形下，弱势人群是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按照这个经济学的解释，自由实质上是平等地达成交易契约，而侵害自由则是依靠强制来达成契约。

哈耶克当然知道强制的意义，但他的目的在于说明强制具有某种非现实理性的性质。现实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不是无所不能的广大的理性。所以强制必然给人类社会带来悲剧。哪怕这种强制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后果也不会有多大区别。哈耶克关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髓应该在这里。

即使哈耶克是从政治哲学出发来论述自由，其意义也十分重大。人类社会离不开集体行动，而一旦进入集体行动，技术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就要发生，政治强制造成的交易成本随着组织层次的提升也在递增。遗憾的是，几千年里人们不懂得这一点，到了近代，理性主义走到了极端，变成了浪漫主义，大大夸大了理性的力量，产生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主义”，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代表又是与大众隔膜的知识分子！哈耶克就这样在两条线上作战，一方面他要批判虚伪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又要批判知识分子。批判政治家容易，批判知识分子则远为困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哈耶克，承担这样一个历史使命需要多大的勇气！

烫手的理性

批判理性，哈耶克不是第一个，但在经济学界，哈耶克对理性的批判似乎影响最大。但理性这个范畴是不应该被一指头掐死的，因为它在人类思想与蒙昧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斗争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进步。到现在，我还担心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当对待理性这个范畴，把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搅和在一起，结果把理性主义丢了，而把浪漫主义当作自由主义供奉起来。

在当今中国，即缺乏自由主义，又缺乏理性主义。不要忘记，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的时代背景与中国当今现实很不相同。英国从启蒙运动开始，用理性主义反对蒙昧主义有200年以上的历史，慢慢地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如果说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极端理性主义，使理性主义变成了所谓“建构理性主义”，那么，中国的理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辉煌。中国的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哈耶克所反对的那种理性的产物，而是强制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的产物。

哈耶克自己也相信理性的意义，他在《自由宪章》中写到：理性无疑是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的论证仅仅在于揭示，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理性可以成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发展，则恰恰可能毁灭理性（转引自传记236页）。他在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时说，他们两位“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合乎理性的了。他们的雄心是比较节制的”（转引自传记368页）。不难发现，在哈耶克看来，还有一种自由主义理性；我则愿意称之为现实理性主义。

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未来将走向何方，或应该走向何方”（传记128页）。但是，哈耶克自己也在构建社会。他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之前发表的文章《自由与经济制度》中说“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并宣布长期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体系，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框架，在其中，每个人应该干什么及维持生计的决策，交给个人自己决定。……下面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财产权的精确内容和具体限制是什么，国家如何及何时强制执行合同，需要对待普遍原则一样予以深入的具体分析”（转引自传记148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哈耶克也是要“建构”的，而且如果他来做议会议长，他会感到终身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建构任务。

在理性的问题上，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凯恩斯读了《通往奴役的道路》以后，要求哈耶克在自由与计划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他认为哈耶克没有划出这条线。事实上，在政治哲学上，哈耶克已经划出了这条线，因为他知道自由的敌人是强制，而强制是可以明确得到定义的。但是，在现实领域，哈耶克的确没有划出这条线。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哈耶克事实上承认他不能划出这样的线。这本书要探讨“社会中人的人的强制降低到尽可能小程度的那种状态”，但他承认，他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取消强制，“强制只能减少，或使其危害尽可能地小，而不能完全取消”（转引自传记235页）。

凯恩斯对划出一条线的怀疑是对的。在实践中，在自由和强制之间应该划出的不是一条线，而是很多线，用这些“线”来屏蔽专制的危害。诚然，划线这件社会工程已经到了哈耶克的“扩展的社会秩序”领域，但不能认为“这种秩序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转引自传记364页）。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在“理解”这种秩序，尽管经济学家不能去设计这种秩序。事实上，哈耶克自己也在努力这种秩序，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就是理解这种秩序的结果。 要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还是要政治哲学家的哈耶克？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价在当时的经济学界乃至在当今经济学界很有代表性。从道德和哲学的角度，凯恩斯与哈耶克是完全一致的，但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论点，凯恩斯是不赞成的。对哈耶克，需要这样一种“两分法”来认识。

其实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有影响，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他的经济学却始终未能获得统领经济学主流的地位。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承袭了斯密的经济学传统。但哈耶克他们多走了一步，把价格理论扩展到了宏观分析领域，并提出了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它开辟了一个有价值的统一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方向。但哈耶克没有再做精细化的工作，而凯恩斯做了，于是凯恩斯受到喝彩，只是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又走过了头。后来制度主义经济学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并避开了与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冲突，于是被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这样，哈耶克的经济学至今受到冷落。在哈耶克开辟的方向上建立统一的经济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哈耶克本可以是一个优秀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也本可以过一种富裕的经济学家的日子，但鬼使神差，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哲学家，也因此过了一种不太宽余日子。只是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才过的优裕起来。按照中国目前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哈耶克“迷失”了方向。然而，人类社会幸亏有了这样一位迷失了方向的思想家。他的经济学本来可以做的更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哈耶克在1931年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哈耶克的文章统治了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但到后来，哈耶克逐渐离开了经济学，在思想界摆开了战场。这是因为他畏惧经济学已经具有的高度而选择了一条省力气的生活道路，还是看到思想界的工作更具有价值而感受到了一种“绝不能逃脱的使命”（转引自传记140页）？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当时的德国已经出现了纳粹主义，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有蹈向此途的极大可能性。哈耶克要为这场战争的真正的胜利做贡献，就是要防止英国再现悲剧。站在通观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哈耶克做出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说是悲壮的。在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转折点上，一种智慧技巧，一个数学模型是不能帮助人类的；耽迷于智慧游戏而不顾重大时代困境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最终，哈耶克的伟大得到了证实：在经济学界，他是小人物；但在思想界，他是伟人，是经济学家也需要仰视的伟人。

作为当今时代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我在这一点上与哈耶克的心是相通的。中国的农村问题就像“格尔迪奥斯绳结”，用经济学家发明的“模型”是解不开这个绳结的。我们需要亚历山大的剑来砍开这个绳结，这把剑就是社会公正，就是权利平等。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忙于用绣花针来装备自己，而把亚历山大之剑弃置不用。在我看来，哈耶克的思想正是锻造亚历山大之剑的熔炉。

谁爱护哈耶克？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于一个社会主义氛围相当浓烈的环境中。欧洲的社会主义与东方的社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由它的发源地来到东方就变了味道，但这不意味着本原的社会主义就是美妙的东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显露出它的天然缺陷。传记作者写道：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四方社会成百上千万工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哈耶克出版批判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书，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在中欧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尤其强盛；在德国知识界甚至到了排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步。其实早在斯密以后一百多年里，德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境遇就相当糟糕，这有凯恩斯父亲写的书为证，那时间，谁如果宣传和信仰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在大学里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甚至怀疑马克思当年的遭遇也未必比哈耶克更坏。马克思可以做共产国际的领袖，哈耶克做谁的领袖？看起来，自由主义者注定是少数派。

但是，哈耶克还是生存下来了。是谁眷顾了哈耶克？还是欧洲这个社会。欧洲社会有包容性，尽管它的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是他们帮助了哈耶克，成就了哈耶克。但真正眷顾哈耶克的是欧美社会的人文环境。

读这本《哈耶克传》，我特别关注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关系。我感觉，凯恩斯像中国的胡适。哈耶克是可以学的，但凯恩斯学不了。凯恩斯的贵族气质是天然的，哈耶克的贵族气则是外在的装饰。尽管哈耶克在初到伦敦时在罗宾斯的支持下拿凯恩斯学术观点开刀，但凯恩斯还是以礼相待。他只是在私下里向他的朋友表示了对这种笔墨之战的厌烦。凯恩斯甚至为哈耶克找房子，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哈耶克只是在二战期间对凯恩斯挂起了免战牌，其余时间总是在与凯恩斯较量。像凯恩斯这样的大学者，也就构成了哈耶克的环境，这个环境的特点是宽容。

未解之迷：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观念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哈耶克，也包括凯恩斯，给出了一个令知识分子高兴的答案：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是的，这本传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似乎证明了观念的力量。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都信服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并通过实践自由主义而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就。

可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导观念。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观念主导人类社会的的时间并不长。宗教的蒙昧主义和仗恃暴力的专制主义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主宰着人类。一个时代选择何种观念来主宰社会，其原因还是要在社会本身去寻找。我们不能相信，如果哈耶克早出世1000年，人类社会就会完全改观。但是，哈耶克好像不相信这一点，他反对历史决定论。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不对，完全抛开历史决定论好像更不对。

米塞斯说的不错，大多数人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但由此说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们的领袖”，并断定观念的力量是伟大的，真是大可怀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人民的领袖呢？是自由主义者吗？如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轻易做人民的思想领袖，自由主义还能被我们所珍爱吗？米塞斯的推理是，掌握社会主义思潮的是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众，所以，改变知识分子的观念就可能改变社会的轨迹（参考传记49页）。我对此深表怀疑。按我在中国农村的调查，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喜欢平均分配土地，其原因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他们需要这种方式求得降低生活的风险。我们的学者很难改变他们的观念。

但有时候观念的力量的确是伟大的。当一项变革的物质历史条件已经具备，而旧的利益集团还在利用旧的观念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改变观念就将显示巨大的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给欧洲带来了麻烦，物质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观念需要登堂入室了，撒切尔和里根才向自由主义招手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命题：观念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是伟大的。当今中国，正是需要选择自己的主导观念的时候。 阿兰. 爱伯斯坦，2001，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秋风译。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7月25日

一本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

RichardM．Ebeling／文 秋风／译

自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获得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的25年中，关于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哲学的贡献之阐述和评价，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著作和论文集，见诸报章的还有上百篇大众化的和学术的文章。

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本完整的哈耶克传记，埃本斯坦（AlanEbenstein）的《哈耶克传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埃本斯坦是一位经济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致力于学术思想史、政治理论和哲学研究。在这本新书中，埃本斯坦则显示了他确是一位心思细密、喜欢追根究底的传记作者。他仔细地研读了现已出版的一切跟哈耶克生平有关的资料，同时还查阅了很多已出版的访谈录，包括伦敦经济学院收藏的档案文件和论文集，同时走访了过去几十年间跟哈耶克过从甚密的学者及其家人以收集资料。

埃本斯坦追踪了哈耶克生平的各个阶段，详尽地描述了他的父亲、祖父的生平及其与19世纪奥地利学派成员的关系。不过，本书对于哈耶克从美国返回之后的那些年的经历，似乎有所缺漏。比如，对1927年到1931年哈耶克出任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期间的活动几乎就没有提及，而这段时间却发生了很多值得记录的事件。一直到1931年哈耶克离开维也纳之前，他显然已使该所成为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方面获得广泛赞誉的研究中心。

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作为1930年代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阐述者已经获得国际声誉，另一方面，则是从1940年代起他作为社会和政治哲学家捍卫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也获得同样卓著的声名。

这种局面与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促使哈耶克于1949年离开英国来到美国，哈耶克决定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们曾育有两个孩子，新任妻子则是他年轻时就恋爱的远房侄女。

LudwigM．Lachmann有一次对我说，1930年代末期到哈耶克在伦敦的家里吃饭是一桩让人尴尬的事。当时，哈耶克跟他的第一任妻子互不搭理。坐在餐桌前，Lachmann跟这个说完跟那个说，而他们两人彼此却不说话。

Lachmann相信，哈耶克这段时间作品高产，部分地就跟他不幸福的家庭生活有关，他把自己的精力全副投入到研究工作。

于是，我们得以弄清，哈耶克1930年代中后期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核算问题的论著，如何促使他认识到并反复强调与劳动分工同时发生的知识分工的重要性。埃本斯坦解释了哈耶克关于生产活动受到在商业周期过程中可能被货币力量扭曲的市场价格引导的论点，如何促使哈耶克最终把握了基于市场的价格发挥着信息收集和分配的功能，从而实现了在市场关系的网络中无数个人计划之协调。

由这一认识，哈耶克构造了自己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演进理论。在此一秩序中，人类制度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之产物，因为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没有、也不可能被某一单个人或团体之心智所知晓或把握。

埃本斯坦概括叙述了他自己认为可以从这一洞见中得到的论旨，也即哈耶克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深入阐述的思想。读者可以不同意埃本斯坦在这一部分所做的阐释或特别强调的重点，但他必须承认，作者的确是在努力地理解和评价哈耶克在这几十年中所致力阐明的理念。

书中败笔

埃本斯坦也试图再现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那段时间的学术气氛。他说，由于哈耶克研究经济理论的“奥地利学派”理路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不想聘任他，他只能当该校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尽管他有点孤僻，也讲究礼仪，不过很明显，他的同事和学生们都发现他是很容易共事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学术伙伴和导师，并且总能从他那里获得教益。

埃本斯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耶克的学术活动的叙述与关于193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岁月的记述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如果读者关于哈耶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知识完全就只建立在埃本斯坦本书第五到第七章的叙述上，那么读者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就是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是一个受到误导、装腔作势的低能者。

埃本斯坦鹦鹉学舌般地照抄凯恩斯主义者反驳哈耶克的言论，说哈耶克假定资源被充分地利用，而不是未被利用，因为如果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劳动和资本，那么消费者和生产者物品的生产总量肯定会增长。哈耶克作为一位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家被埋葬进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是引用MiltonFriedman的一句话：“我认为《价格和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著作，我觉得他的资本著作不堪卒读。”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给同事和学生留下了肯定性印象，相反，1930年代在伦敦经济学院，他则由于日尔曼口音和他的“奥地利学派”观念，而令同事们觉得他完全难以理解，学生们则发现他讲课了无生气，让人糊涂，作为老师也无法接近，读者们由此一叙述中得到的结论就是，“可怜的哈耶克，如果他没有那么拼命地想当经济学家，那么他生命中的这段岁月大概还不至于如此糟糕透顶。”

这些章节是本书的败笔，这些章节对哈耶克这段时间为经济分析作出的无疑是最重要的贡献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公正、富有见识的概括和理解。与埃本斯坦所创造出来的印象相反，哈耶克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欧洲最重要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他论述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著作在英国与凯恩斯思想可谓势均力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SudhaShenoy曾对我讲过，1931年，他的父亲、二战后印度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B．R．Shenoy在听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开的、后来结集为《价格与生产》的系列讲座后大受启发，大大扩展了他理解经济过程之性质和运转的视野。

而且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利息、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相反，正在经历一个复兴和重建过程，奥地利学派正在走向新的黎明。哈耶克的贡献与米塞斯的贡献则是此一复兴的基石。

埃本斯坦在其传记中完全没有正确地评价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理论，他们把生产看成是需要透过生产活动过程把生产工具转化成成品消费品的时间性过程，而在使用货币的经济中，这些相互勾联和相互依赖的生产阶段只能透过市场价格和利率之网络实现协调。

米塞斯和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是，货币和信用扩张会扭曲市场利率，发出错误的价格和利润信号，进而导致资源向错误方向流动，资本配置失当，储蓄与投资失衡。奥地利学派理论揭示了被总产量、总就业、一般价格和工资水平这些宏观经济总量如何掩盖事实从而导致这种扭曲现象的，并阐明了微观经济的过程及货币、信用扩张将如何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影响市场中生产结构。

不幸的是，与其投入到解释哈耶克之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致和关怀不相称，埃本斯坦解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时显然有失公允。

因此，埃本斯坦的传记只是关于哈耶克生平的不完整的学术思想传记，更有进者，他也没有满足人们对传记作家最基本的的期望：他没有试图持平公正、有理有据地理解他所讲述的传主的生平事迹———即使他最后不同意传主的见解。埃本斯坦是写了哈耶克的第一本传记，但人们仍需要期盼另一部更权威的传记问世。

注：本文为英文原版《哈耶克传记》书评，写于1999年，有删节。

　 2003年06月14日，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用观念战胜观念

——《哈耶克传》代译序

冯克利

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思想家，就如同透过思想家的理论去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看他们穿行于人类社会的变迁之中，被烙上时代的累累印记，可以形成一种有着丰沛历史感的理解。正是从这些印记中，我们才能见证思想家在不同时空场景中非常不同的遭遇。

这些不同的遭遇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力不减，但其走向却被严重歪曲；二是在沉寂多年之后才被人发现而重新焕发出光彩。此类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前者如以赛亚·伯林在《休谟和德国反理性主义的起源》一文中讲述的民族文化空间的变化使一种哲学发生畸变的故事：休谟哲学的谦和品质注定了他与民族激情和宗教狂热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到了有着“迷乱人生观”的德国人哈曼那儿，竟然能够蜕变为给神秘主义浪漫派助阵的利器。另一个不为伯林所知而我们十分熟悉的例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欧美多是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到了中国却能够变成激进派保种图存的呐喊。至于后一种思想被埋没多年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被伯林发掘甚力的维柯，当然也有这里就要谈到的哈耶克。

所以我常有一种感触，读思想大师的原典固然必要，但这事也跟吃汤圆差不多，若是只吃汤圆不喝汤，是会失去很多味道的。我们要想知道那些思想是怎样成熟的，它后来的命运如何，它为何以那样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都得从思想史、从鲜活的历史脉络中寻找。从这样的追寻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用一些呈现于历史中的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比起各种貌似新颖的理论来可能更具说服力。比方说，研究当下国情的学者，如果看看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或是俾斯麦当政时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么对今日的社会情状也许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世界近代化的历史上，毕竟有过不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其成就并不亚于今日；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当然也与今天多有相似之处。我们若是搞清楚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令马克思连连叫好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今日一些知识人为何对当下“道德破产”的世风怒不可遏；知道了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那种无所信持的市侩政治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建立在阶级分析上的国家学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有那么多人感到现成的理论模式根本不足以捕捉纷繁缭乱的社会事实。社会本身的发展逻辑，经常把我们貌似完备的新学说逼入困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寻找智慧。如果说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大写的“历史”果真取代了神的启示，那么这位新到任的神祉是很会跟人类开玩笑的，它有时仿佛把自己的行踪坦露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变得十分欣喜和张狂。等到问题成堆乃至尸横遍野之后，我们才醒悟到它那样做其实只是为了戏弄我们。但幸运的是，在某些时候，总还有那么一部分冷静的人不为所动，才使得思想史乃至于历史本身，不至于完全变成一场闹剧。

时代思潮

思想家本人的生平当然是这种历史的一部分，有关他们的传记文字也就成了这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当初秋风先生发过来这本《哈耶克传》的译稿时说，他也许是做了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埃本斯坦的这本传记，实在说来算不上思想家传记中的上品。我粗读一遍后，所获感觉大体上跟他一样。它多少有些流水账的性质，而缺少人们有理由期待于传记文学的精彩叙事。不过在给生平事迹缺少戏剧性情节的思想家所写的传记中，精彩者历来就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我们似无必要过分苛责于作者。既然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倾慕于哈耶克的思想，在尚无一本哈耶克的生平传记可以利用的情况，这本传记的出版自有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对于欲了解哈耶克本人的社会哲学体系的人来说，除了能够从此书获得一个详尽的阅读线索外，大概不会有太多的收获。但它确实能够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上个世纪的遭际——这个世纪与思想家本人的平淡生活大不相同，倒是充满了复杂多变的戏剧性情节的。

文本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在这里只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哈耶克一生中两次思想上的重要转折。它们都发生在哈耶克学术生涯的早期，其一涉及到他本人思想立场的转变，另一次转折则涉及他对观念传播的认识问题。我相信，如果没有这两次重要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哈耶克。

弗里德曼在谈到经济政策的演变时说，一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是受着一些“潮流”左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转机“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他从过去一百多年里总结出在经济领域里相继出现的三大潮流，即“自由放任的兴起”、“福利国家的兴起”，和“自由市场的复苏”。有些人从这些言论中说不定能嗅出些许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我们在西方以外，未必能够发现这样一条清晰的变化线索。不过在西方社会的内部，这些“时代潮流”的嬗变过程确实可以找到丰富的经验事实。在讲到“自由市场的复苏”这一潮流时，他认为大众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几部发挥了巨大威力的著作，这其中自然包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今天大概无人可以否认，哈耶克的思想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多里促使人们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新认识上，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初推动他走上这一漫长的思想征程的，却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第二个潮流，即“国家福利主义”的崛起。从这本《哈耶克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他开始认真思考社会问题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那时整个欧洲呈现出两大基本特点：一是社会政治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为这些变化之象征的事件，有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了对奥匈帝国七百年的统治。而在哈耶克本人的故乡维也纳，这个一度繁盛无比的国际化都市，也就要变成一座自由即将衰亡的城市了。与这些政治事件相联系的则是西欧各国逐渐推开的普选权，以及由此导致的大众政党的崛起给传统议会制提出的挑战，这使欧陆传统人士对十九世纪的精英化自由主义是否还能存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环境的变化给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即“人们都开始认真考虑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按哈耶克的说法，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如此”。这种思潮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刺激下，逐渐超出书斋和报章的讨论的范围，开始进入一些国家的政治操作过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政府便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发生这三件大事，已使19世纪上半叶的传统自由主义彻底陷入休克状态，建立在契约自由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强调国家干预的言论所取代，鼓吹这种理论最力的，当然是欧洲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

凡是在二十世纪有着知识成长经历的人，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动员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能力，想必都有深切体会。它在引导人们关心广泛的社会问题、激发他们的道德勇气上所展示的力量，大概是任何一种学说都难望其项背的。此外，由于新近出现的大众民主制度提供了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的可能性，也使无数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们视为龌龊而无序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毅然走上了左翼政治活动的道路。

哈耶克也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这些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他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他和许多想为欧洲文明寻求出路的青年人一样，成了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利用在意大利战场上的空闲时间阅读一些“有着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著作”，在战后进入大学期间，他甚至在神学课上也潜心阅读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然而幸运的是，在哈耶克受到社会主义吸引的同时，适逢米塞斯发起了针对计划经济之核算问题的大论战。对这场论战的关注以及不久后与米塞斯的相识，成为促使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进行知识反省的第一个契机。在对计划经济的严肃思考中，他不得不面对一个认真看待科学研究的任何人都会提出的问题：“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社会主义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就不会有哈耶克后来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体系。

不过我们不必夸大这个问题的重要作用。如果只停留在理论研究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无论有多么大的价值，也不过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能造就一位出色的专业经济学家，却很难说也可以成就一个扭转时代大潮的思想家。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中，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有着对待知识问题的严肃态度，而没有一点儿历史的使命感，大概尚不足以促使一个人下决心穷毕生之力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哲学。事实上我们看到，从哈耶克步入经济学研究领域直到三十年代末以前，他虽然也有很出风头的时候，譬如在专业经济学杂志上与凯恩斯的论战就曾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甚至一度使伦敦经济学院几乎“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哈耶克的信徒”，但他这种名声大体上依然只局限于经济学专业的学术圈子。

促使哈耶克从专业经济学家向一名社会哲学家转变的第二个契机，发生在三十年代末。此时资本主义世界刚刚过去的经济危机，早已使人们不再关心他那些有关货币、价格和商业周期的理论。用凯恩斯的话说，他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一些“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和“垃圾”。这使哈耶克在学术圈里再次陷入沉寂。

哈耶克并没有因为自己学术地位的边缘化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对那些相信国家干预的药方可以拯救西方于危难之中的人，仍然抱以毫不动摇的怀疑态度。这首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知识分工理论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孤寂的处境反而使变得更加顽强，他开始深入思考一个超出了单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现象。他所提出的那个纯粹知识论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否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理想目标，开始演变为一个视野更为宏大的问题：人类在思考如何改进自身的社会处境时，何以会普遍地受到一些错误观念的支配？

“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据这本《哈耶克传》称，他在1937年编过一本《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文集（副标题是“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批评性研究”）。这个题目似乎显示着此书没有超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论域。但据哈耶克本人说，他所以承担此项工作，是因为他发现“一些在欧洲大陆已经众所周知的深刻的新见解，尚没有传进英语世界”。这项旨在传播一种正确观念的工作，成了哈耶克从经济理论转向政治学说的起点，他从此以后才开始“搞起了政治哲学”。他认识到，必须从更宽广的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一些错误的观念如何导致了“天真的结论”。哈耶克思想发展中的这一重要转折的原因，我们从他同年出版的《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可以看到更清晰的表达。

他在该书中说：“我深信，正是这类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因此他认为“必须有很多人在观念领域中进行艰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这类思考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这些思考对于眼前的事态所产生的影响不大。”哈耶克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不但看到观念传播在决定舆论中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坚信只要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一旦认识到决定着各种经济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是它们背后的一些道德和信仰因素，对于一贯秉承奥地利学派哲学化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哈耶克来说，从经济学转向一般社会理论的研究并不费力。这一学派的哲学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倾向于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之一种来看待，因此用今天的话说，它很容易变成“经济学帝国主义”，把自身的适用性扩展到狭隘的经济学领域之外。例如，它的世界观否定社会现象中的规律具有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认为这种规律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观察到的社会行为中表现出的规律性，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一些人们有关自己能够或应当做什么的信念。

从这个角度看，哈耶克与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韦伯一样，都相信塑造“人类行为世界”的是某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他们生存于其中的既定物质条件。用哈耶克本人的话说，人们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宗教仪式或咒语，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社会研究者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正在进行实物交换的人，无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区分出他们是在交易还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所以若是不考虑其中的主观因素，便无从知道这种行为的真实意义。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中的这种主观主义视角，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点。

既然观念在形成人们的“客观行为”上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对观念传播者的批判便成了至关重要的任务。米塞斯在这一点上也对哈耶克有着突出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一书是哈耶克承认对自己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两部著作之一（另一本是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米塞斯在这本书中认为，由于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理解复杂的命题，所以他们“总是追随我们称之为受教育者的人民的领袖。”这些领袖都是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骨干是他们，而不是群众”。这些充满道德激情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传播危险的观念，使人们无法认识到建立在个人产权和交换制度上的市场对于一个自由社会生死攸关的重要性。米塞斯在这本书里大声疾呼：“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社会主义的观念”。

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人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和米塞斯一样，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开始，便把他的主要对手定位于那些充满伦理理想和建构主义热情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他从西方思想史中观察到，试图以“工程师精神”（这个出现于《科学的反革命》中的概念，后来演变为更为人们熟知的“建构理性主义”）改造社会的理想，无论在什么地方，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所要求的，而是一些在道德信念上无可指摘的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构想出来的。他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中说，民主国家的人们“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微不足道。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耶克从三十年代末开始，便踏上了为挽救自由制度而四处征战的不归路。从二战时期时写成的《科学的反革命》和《通往奴役之路》，到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和《自由宪章》的出版，直到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哈耶克的思想其间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看到的都不是一个安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以捍卫人类自由为己任的观念斗士。用这本传记中的话说，他在追求公共利益时“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驱使他进行研究的，乃是对公共利益的巨大关切。”一种“强烈的知识精英主义倾向”，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道德主义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在观念世界里匡谬纠偏的热情，即使年届耄耋之年依然未曾稍减——他其后的思想历程，使他成了一个最有资格说“吾道一以贯之”的人。1978年，他甚至打算通过一场公开的辩论，与巴黎的左翼知识分子一较短长——他也许希望能够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常规做法，即用扎实的证据和坦诚的交流来证明对手是错误的。在提出这种设想时他大概忘记了自己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做的严格区分：作为社会科学之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因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信念而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基础。既如此，我们不难设想，在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要里取得科学意义上的共识是何其不易。不用多说，这一计划的流产也在情理之中。

莫再为了忘却而纪念

但是，尽管哈耶克的对手们不易说服，他在同他们的对垒中勿庸置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对哈耶克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给予了最恰当的总结和评价的，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是来自他的一个对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名学者、《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面对八十年代以后自由化的滚滚洪流，在1999年为他的同志们概括出了导致“新自由主义”获胜的三条教训。

在他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首的自由主义者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政策，尽管这样做完全不得人心。“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当时得到公认的‘理智’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

其次，这些自由主义者在自己的信仰上从不让步，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这种毫不妥协的最高纲领又是“高度可操作”的，它提供了一个激进措施的巨大宝库，可以被运用于各种情况，并可以随情况的变化做出调整。

第三，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在五、六十年代，资产阶级根本不敢设想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辞退员工而不会引起社会骚动，更不敢设想能够对市政工程、邮电通信、学校甚至监狱实行私有化。但是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安德森由此得出结论说，无论多么神圣或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

显而易见，安德森在总结出这三条教训时，几乎不提自由主义的理论细节，也没有反省自己的理论有何问题，而是着力强调了意志或精神因素在导致其取胜中所起的作用，因而是不足为训的。但他确实十分真诚地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表现都是左翼力量需要努力学习的地方。本应坚信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重复着哈耶克本人在五十年前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见“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他变成了和哈耶克一样的唯心主义者。他欣赏后者早就悟出的道理：一种看似稳固的制度，在观念的进攻面前是多么“柔弱和可塑”。

安德森说的不错，既然哈耶克确曾因拉斯基和凯恩斯等人而黯然失色，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何不能让这个故事再重复一遍呢？这从一个侧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哈耶克在七十年代以后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非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新理论，倒不如说，这仅仅是一次老旧观念的复辟，是新潮流来临之际“为了忘却的纪念”。由此说来，尽管哈耶克是当代政治哲学家中间思路最清晰的人物之一，他也不会因为这种清晰而免除再次被人误读或遗忘的危险。今天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对于俄国经济的“休克疗法”造成的混乱，那些笃信哈耶克市场理论的政策操作者难辞其咎；在中国，许多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或是因为鼓吹加快市场化过程，或是因为容忍新权威主义，也开始被人指责为“背叛了民主的自由主义”甚至是“新权贵阶层的同谋”。这些指责当然都不是没有原因的。遗憾的是，哈耶克对这些事情会做出怎么的评说，我们已经无从猜测。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生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有可能发生。

对于那些希望它发生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柏克语，《致命的自负》第二章开头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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