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比较》杂志 作者：普拉纳布˙巴丹
最近有两位九十多高龄的人瑞相继辞世，一位是残酷的军事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另一位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非凡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三十多年前，这两位曾有过短暂接触。这也导致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纷争的泥潭。
1975年弗里德曼到智利讲学，其间他会见了皮诺切特。批评弗里德曼的人士，因此有失公平地攻击他：一位崇尚自由的志士怎可承认军政权？众所周知，"芝加哥学派"崇尚自由市场，提出许多相关的经济建议，或许是皮诺切特渴望聆听这些建议的诚意打动了弗里德曼，才使他对军事政权表现出多少那么一点屈膝。今天，2007年1月29日，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日"这个特殊日子里，除了他本人那些短暂而令人费解的个人行为之外，还有一个本质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弗里德曼曾公开认为，经济自由比政治自由更为根本。1994年，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出版50周年之际，他就明确提出：迄今为止，自由市场是为人类所发现的通往分享民主制的唯一机制。
弗里德曼1962年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中曾指出：历史向人们展示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它并不是充分条件。而老头1994年的观点看上去比他32年前的主张似乎又迈进了一步：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之路中，这个重要的系统性问题迄今仍未得到充分地讨论。
以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印度为例。上世纪中国最后25年的历史表明，虽然不断通过扩大市场改革，中国在经济自由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这并不足以带动政治自由度的显著提升。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独立后的40年，不断提升的政治自由与弗雷德曼所诟病的对经济自由的大量限制相伴而生。这些限制往往体现为对经济严重的官僚主义监管与控制。（在许多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弗里德曼曾拿日本经济战后取得的辉煌成绩与印度经济的相对停滞作比较，指出印度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印度对经济的监管与控制。我就此指出日本其实也称不上是**不干预的典范。他的回答是，我的观点可能使对的，但日本经济如果没有**干预，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25年的光阴可能还不足以让中国因经济自由而走向政治开放。有人就指出东亚其他一些经济体，如韩国、台湾，在最初几十年的独裁统治中经济取得了繁荣，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能铺就一条最终通往民主的道路。尽管中国在经济开放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但目前中国的军警政权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放松控制的信号。虽然中国部分放松了对个人言论自由的控制，但如果有谁想挑战中央**的垄断权力，即便是一丝的机会，**对这样的政治行动都不会轻易放过。近些年，媒体报道了中国各地发生的大量地方骚乱，这些骚乱主要是因为一些经济问题，如征地、有毒物质污染、或国有企业大量人员失业。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中国**借这些地方骚乱迫使地方官员充当替罪羊，进而给予惩罚；把不稳定因素地方化，并试图就地解决；在中央跨地区协调前，借机甄别不满群体以保持中央**对全民作为一个整体的牢牢控制。亚洲其他国家，如新加坡的领导们，他们几十年来不断压制政治自由，但在许多人眼里，他们却是倡导经济自由的明星。李光耀为人熟知的"亚洲价值观"对市场是友善的，但对政治异见却并不友好。尽管印度经过了15年的市场改革，但在Heritage Foundation2006年经济自由度排名中，印度的排名仍然远远落后于香港、新加坡、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柬埔寨、肯尼亚、乌干达和多数拉美国家。即便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印度的民主仍然是生气勃勃，却多少有些笨拙。弗里德曼经常会区分政治自由与"人类自由"（"human freedom"）。即便以两个术语来衡量，无论是众所周知Freedom House公布的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评分，还是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总体民主度得分，印度都遥遥领先于那些在经济自由度方面大大超越自己的国家。由此看来，经济自由并不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
再让我们来看看西欧各国的历史，它们都没有明确显示经济自由或"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带来了民主的胜利。研究民主的学者经常把民主胜利归因于其他一些政治因素或结构性因素。例如，一些学者就认为，19世纪英国正是由于传统贵族与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才使特许制度得以推广，才使工人阶级获得其他一些民主权利。还有学者认为欧洲的民主是政治精英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它们以此来阻止遍布各地的社会动乱。19世纪中期的法兰西，路易·拿破仑英明地恢复了男性普选制，借此调起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冲突。甚至还有记载说他曾建议普鲁士**于1861年进一步扩大普选制。因为"在现在的体制下，只有保守的农村人口可以通过投票来压制城市的自由主义分子。
在印度，即便不考虑各种不平等，即便不考虑**对经济无所不在的控制，政治与人类自由的存在能否做些什么，以改变异质、分割的精英阶层。在印度，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获得超越其他群体的绝对权力。竞争性政治提供了一个程序性的机制，让相互竞争的对手因某些温和约束而能都坐在谈判桌旁。在这样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里，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弹性的制度，起到了控制管理各种冲突的作用。
近年来弗里德曼顿悟到，正是由于皮诺切特时期智利密集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才使智利最后迈向了政治自由化。但任何熟悉智利转型的人都知道，智力转型之路并非平坦，而且皮诺切特曾尽其全力试图阻止。不管怎样，其他国家转型过程也远远谈不上成功。
不错，人们曾希望通过中产阶级的崛起来实现这种转型。虽然经济自由化可能强化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也并不总是倾向民主。拉美国家和南欧国家的历史都记载了许多中产阶级向最高军**的欢呼。市场改革可能经常会加剧不平等。由有钱财阀和有权游说集团支撑的政治权力结构可能绑架，甚至腐化民主政治程序，有时甚至破坏重要民主权力的扩张，如阻碍有组织工人的结社自由，提高门槛阻止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因此，经济自由自身可能是重要的，但对政治自由而言，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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