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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1
  本调查数据来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环境保护部、国家质监总局、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等单位。

  一、新发展观下的幸福感
  人们把幸福看作人生的终极目标,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追求幸福。有学者认为,幸福的终极目标还应该包括人类发展、公平正义。其实,人类发展的目标与个人幸福的追求本应该是一致的,从发展的角度看幸福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指数”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这个概念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简称GNP),并认为,**施政应该以实现幸福为目标,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把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近年来,法国、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试图将国民主观幸福感纳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提出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就需要全面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作为衡量各级**业绩的参照。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开展的民生指数编制工作,将民众幸福感纳入该指数中。民生指数编制是新社会发展观的一次探索。该课题主要考查民众的幸福观和相关影响因素。该课题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网络,执行时间为2010年8月中旬,抽取包括特大城市、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人口密集的中等城市、发展中的中小城市、经济欠发达的中小城市等24个城市的居民进行调查。
  二、不同群体的幸福感
  (一)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4800人中,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约占六成,为59.2%,两项相加为 74.2%,也就是回答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有13.6%的人做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选择,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 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调查中从“不幸福”、“不太幸福”、“说不清”、“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分别计分为1—5,结果显示4800被调查者的平均幸福水平为3.74,标准差为0.912,也就是说整体平均分接近“比较幸福”水平。
  (二)女性比男性更感幸福
  本次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为男性52.9%,女性47.1%。调查结果显示,两性被调查者幸福感有一定差异,女性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 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而回答“说不清”、“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男性,经卡方检验,男性和女性之间幸福感的差异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男性的平均水平低于女性,为3.71低于总体平均水平的3.74,也低于女性的3.78。
  (三)不同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差别不大
  不同年龄组之间幸福感的差异不大,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高的是61—70岁组,最低的为31—40岁组和41—50 岁组;“非常幸福”与“比较幸福”合计,比例最高的为70岁以上组,比例达到80%,最低的是30岁以下组,比例为70%;倾向于回答不幸福比例最高的是 30岁以下组,“不太幸福”和“不幸福”比例之和为14.1%,最低的是70岁以上组,没有人回答“不幸福”,6.7%的人回答“不太幸福”。30岁以下组、31—40岁组、41—50岁组、51—60岁组、61—70岁组、70岁以上组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69、3.76、3.75、3.77、 3.83、3.88。
  (四)大学本科、研究生幸福感最高
  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幸福感最高,16.7%的感到非常幸福,60.6%的人感到比较幸福,二者合计为77.%;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的被调查者幸福感最低,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3%,回答“比较幸福”的比例为55.5%,合计68.5%,三项均为各组最低;介于之间的倾向于幸福的排序分别是大专组、高中组和初中及以下组。初中及以下组,高中组,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组,大专组和本科及以上组幸福感的平均值分别为 3.69、3.75、3.63、3.78和3.82。
  (五)非农户口居民幸福感高于农业户口居民
  本次调查中被调查对象分为本市非农户口、本市农业户口、外地非农户口和外地农业户口四种类型,经统计分析发现,非农户口的被调查者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外地为17%,本地为16.3%,回答“比较幸福”的,本市非农户口比例最高为77.8%,外地农业户口比例最低,为68.9%,介于之间的本市农业户口和外地非农业户口居民比例接近,分别为70.5%和71.7%。本市非农业户口组、本市农业户口组、外地非农业户口组和外地农业户口组幸福感平均值为3.81、3.67、3.75和3.65。
  (六)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幸福感低
  就业状况关系到居民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本报告把就业状况分为六种类型:(1)农村务农和其他形式的农村就业;(2)农村、城镇企业主和自由职业;(3)农村、城镇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就业;(4)农村、城镇集体、私营企业雇员;(5)学生;(6)未就业。农村、城镇集体、私营企业雇员组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农村、城镇企业主和自由职业组和未就业组;学生组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低,其次是农村、城镇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组和农村务农和其他形式的农村就业。农村务农和其他形式的农村就业组,农村、城镇企业主和自由职业组,农村、城镇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组,农村、城镇集体、私营企业雇员组,学生组和未就业组的平均幸福感为3.74、3.82、3.62、3.83、3.46和3.88。
  (七)领导群体的幸福感最高
  统计分析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服务人员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回答“非常幸福”比例最低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组,商业服务人员组,农林牧渔水产生产人员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组和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组的平均幸福感得分为3.95、3.82、3.77、3.77、 3.69、3.63和3.65。
  (八)直辖市居民倾向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
  本次调查包含了国内四种类型的城市,直辖市、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类城市居民对于幸福感的评价平均数分别为3.82、3.72、 3.65和3.79,直辖市和县级市最高。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类型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越低。在总的幸福倾向上直辖市居民比例最高,其次是县级市和首府或省会城市,地级市最低;倾向不幸福评价的比例与这一趋势一致,直辖市最低、县级市次之,最高是地级市。
  (九)东部居民幸福感最高,西部最低
  本次调查中属于东部的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海南省三亚市、河北省冀州市、福建省长乐市、辽宁省营口市10个城市,属于中部的城市包括长春、山西省吕梁市、河南省驻马店市、湖北省赤壁市四个城市,属于西部的城市包括呼和浩特、重庆、西安、西宁、银川、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云南省大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县级市、贵州省凯里市、四川省广元市10个城市。东中西部居民幸福感评价的平均数分别是3.83、3.73和 3.66,东部最高,西部最低。东部、中部、西部平均幸福感得分为3.83、3.76和3.66。
  三、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一)家庭因素
  1.三口之家倾向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从家庭人口数量的因素来看,发现五口之家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20.3%,单人家庭最低,为 9.3%,且三人以上家庭高于三人以下家庭;从一人到七人及以上家庭组中,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分别为59.30%、75.40%、77.00%、 73.30%、72.70%、63.00%和72.40%,三口之家比例最高,其次是两口之家四口之家,单人家庭比例最低。家庭人口数从一人到七人的各组的幸福感平均数分别为3.35、3.73、3.78、3.75、3.77、3.55和3.68。
  2.离异居民幸福感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居民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为15.3%,其次是未婚居民,为14.9%,和丧偶居民,这一比例为11.7%,离异居民的比例最低,仅为    5.4%。把“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合并来看,未婚居民倾向于幸福评价的比例为65.30%,已婚居民为77.40%,离异居民为53.10%,丧偶居民为61.70%。做负向评价的趋势与此相同,离异居民倾向于不幸福评价的比例最高,已婚居民最低。未婚、已婚、离异和丧偶各组居民平均幸福感分别为3.58、3.81、3.29和3.53。
  未婚、已婚组男性幸福感低于女性,离异、丧偶组男性幸福感高于女性。各组幸福感均值排序由低到高分别是:离异女性、离异男性、丧偶女性、未婚男性、丧偶男性、未婚女性、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
  3.有受教育子女成为幸福感正向影响。从有无子女受教育一项分析,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高于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反向评价上结果一致,有受教育子女居民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均低于无受教育子女组。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值为 3.78,没有子女受教育居民组的这一数值为3.69。
  4.赡养老人与否对幸福感影响不明显。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高于不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这一比例分别为15.3%和 14.3%,两组在选择“比较幸福”的比例接近,分别为59%和59.6%,这样,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倾向与幸福评价的比例略高于不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但在“不太幸福”和“不幸福”上,前一组也高于后一组。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的幸福感为3.74,等于总体平均值,不需要赡养老人居民组为3.76,略高于总体平均值。
  5.有自有住房居民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有自有住房居民组在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上的比例均高于租房居民组,比例分别为15.3%、 13.7%和61.4%和47%;前一组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也低于后一组。有自有住房居民组的幸福感平均数为3.8,租房居民组为 3.5。
  6.家庭收入差别。把被调查居民分为月收入1000元以下组、1001—2000元组、2001—5000元组、5001—10000元组和 10000元以上组,结果发现幸福感评价与家庭收入高低有线性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3.40、3.62、3.78、3.89 和3.95。各组在幸福感各选项上的选择比例与这一结果完全一致,家庭月收入越高选择“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比例越高,选择“不太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越低。各组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0.2%、11.7%、14.4%、17.0%和26.1%;选择“比较幸福”的比例分别为 50.9%、56.7%、61.5%、63.8%和57.8%;选择“不太幸福”的比例分别为18.3%、12.3%、8.6%、5.9%和5.3%;选择“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6.7%、2.8%、1.8%、1.5%和1.1%。
  考虑到家庭人口的不同,进一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与幸福感的评价呈低度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家庭收入低的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波动较大,随着收入增加表现为从低向高震荡变化,特别是人均2000元以下变化复杂,之后的变化幅度减小逐渐平缓,达到一定高点后不再变化,甚至略微下降。
  (二)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与幸福感非常接近的概念,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进行评价,选择“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和“不满意”中的一项,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感评价随着生活满意度升高而升高。对生活状态“非常满意”的居民中有63.4%的人感到“非常幸福”,33.9%的人感到“比较幸福”,二者之和高达97.3%;对生活状态“比较满意”的居民有10%的人觉得“非常幸福”,80.2%的人觉得“比较幸福”,二者之和为90.2%。
  (三)未来预期
  调查中希望了解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与幸福感评价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对未来预期越积极,幸福感越高。“很悲观”、“会有一定恶化”、“说不清”、“会有一定改进”和“会有很大改进”各组幸福感的平均值分别为1.78、2.61、3.18、3.85和4.27。预期未来“会有很大改进”的居民感到“非常幸福”的比例为39.5%,感到“比较满意”的比例为52.5%,预期未来“会有一定改进”的居民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0.1%,回答 “比较幸福”的比例为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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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1 12:21:53
 (四)生活尊严

  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对“您是否觉得自己生活得很有尊严”进行评价,在“不同意”、“不太同意”、“说不准”、“同意”和“非常同意”中选择一项和自己情况最接近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月认为自己的生活有尊严,他们的幸福感也越高。“不同意”、“不太同意”、“说不准”、“同意”和“非常同意”各组幸福感平均值分别为1.79、2.80、3.25、3.89和4.28。

  选择“非常同意”自己生活的有尊严的居民中42.8%的人感到自己“非常幸福”,48.2%的人感到自己“比较幸福”,二者合计为91%;“同意”自己生活的有尊严的居民,9.5%的居民觉得自己生活的“非常幸福”,75.8%的居民觉得自己生活的“比较幸福”,二者合计为85.3%;不同意自己生活的有尊严的人,51%的人觉得自己“不幸福”,28%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二者之和为79%;“不太同意”自己生活的有尊严的居民中7.1% 的人认为自己“不幸福”,40.3%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合计为47.4%;“不同意”自己生活得有尊严的居民只有1%的觉得自己“非常幸福”,7%的人居的自己“比较幸福”;“不太同意”自己生活得有尊严的居民只有2.2%的人觉得自己生活的“非常幸福”,29.6%的居民觉得自己“比较幸福”。

  四、对于幸福感调查结果的讨论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

  本次调查发现东、中、西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基本上可以认为,幸福感的高低与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有关。

  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美国人总体上要比新西兰人富裕,但并未觉得更幸福。更富的奥地利、法国、日本和德国人并不比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人更幸福。从1958年到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了5倍,但日本人的幸福感却几乎没有增加。

  这并非说经济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研究发现,富足国家的人们明显比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幸福。对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10000美元(1995年)的国家来说尤其明显。没有任何富足国家的人们的幸福平均值很低,但是那些富足国家中较高人均收入似乎并不对幸福值又太明显的影响。而在低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过渡阶段国家的人们对生活表现出较低的满意度。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不断升高人们的幸福感。但是,幸福感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应该以社会均衡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提高全民整体幸福感。

  (二)人口学变量与幸福感

  许多研究显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年轻人,但二者差异不大。有研究发现青年人和老年人幸福感高而中年人幸福感低,一些经济学家也发现年龄与幸福感之间是U型关系。有人从几个方面对于这一结果进行解释,认为由于幸福感既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感的成分,青年人的情感成分——也就是单纯的快乐比中年人、老年人高,但老年人由理智认知产生的满足感比青年人、中年人高,中年人则可能快乐感和满足感均低;一些解释认为老年人的期望、抱负水平相对要低;老年人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相对较小;老年人会适当调整自己;老年人学会了减少消极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调查显示,虽然差异不是很大,但老年人的幸福感最高,青年人的幸福感最低,这一结果与国外许多研究结果略有不同。为什么青年人的幸福感低?这一结果是不是与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房价上涨等生活压力加大有关?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女性自我报告的幸福水平高于男性,但差距不是很大。这与本次调查的结果一致。国外研究发现,已婚者报告的主观幸福水平比未婚者、离婚者、分居者和鳏寡者要高;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更幸福,已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更幸福,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所报告的幸福水平差不多。调查显示,似乎女性更易因离婚、丧偶而降低幸福感,女性未婚和已婚者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但女性离异、丧偶者的幸福感低于男性。

  国外的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可能因为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发现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大专和高中学历市民的幸福感高,可能也与收入、职业这些因素有关。

  (三)民生与幸福感

  个人或家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卡尼曼等人的研究发现收入和幸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关,而且高收入者更多的时间处于敌视、愤怒、焦躁和紧张等负面情绪中,花在紧张的和压力相关的活动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人均收入明显增加,但在同一时期内,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却有所下降,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呈剪刀差。1994年美国全家收入低于1万美元且自称“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为16%,而那些收入高于7.5万美元的人的比例却高达44%,那些自称“非常不幸福”的比例从1万美元的23%减少到7.5万美元的6%。如何解释这看似矛盾的结论?

  更多研究发现,在较低经济收入阶段,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是有正相关的,在经济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就很低了,收入对幸福很少甚至没有影响。

  布伦诺·S·弗雷等人的多国对比研究发现,幸福感与收入的相关为0.20;在较低的收入水平,收入的增加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幸福水平,但一旦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变得相对较小。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为0.106,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经济收入较低阶段,收入的提高依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收入虽然是一个可以用货币单位衡量的量化指标,但是,收入的高低却是一个需要对比才能获得的,而和谁去比却是因人而异的,由于每个人的这种个体差异性,同样的货币量化的收入却得到不同的收入高低感受,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收入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指标,而不应该看作是一个经济指标,相对收入是一个比收入绝对数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就成为影响相对收入,进而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社会条件下,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处于合理范围,避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提高社会幸福感的有效手段。

  许多研究都认为,个人失业会直接影响其幸福感,社会普遍的失业也会影响整体的幸福感。本次调查中由于样本等原因,无法判断未就业者中那些属于失业状态,难以对失业如何影响幸福感作出判断。调查中发现,未就业者的幸福感并不低。

  调查中也发现,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幸福感高于租房居民,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预期也对幸福感有很影响。

  这些都说明,民生问题与居民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清楚地表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下的社会发展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层面,关注民生问题,关注人民的感受。幸福、尊严这样的心理感受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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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进行“痛苦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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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被平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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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1 12:51:06
有一些参考价值。但不知道样本情况,代表性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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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1 13:56:42
被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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