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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数学语言的目的无非有二：
（1）使一些用自然语言表述会变得极其容易理解的常识，具有深奥复杂的数学外表。（如所谓IS-LM模型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高度专业的数学模型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剥夺掉许多普通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对于经济问题的发言权。使一般人对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望而生畏。这样可以使经济问题易于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收买的专家用晦涩的语言操纵和调控。
（2）使一些荒谬的有害的经济论点和政策，得到一种通过严密计算和得到科学支持的假象。
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是只能用数学语言而不能用自然语言表述。凯恩斯的著作很少使用数学语言（如他的名著《通论》），但这本书仍有效地影响了西方政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决策。
5、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很可疑
记者：您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是否具有意义？
何新：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量的关系。它的若干基本概念，如价值、剩余、竞争、分配都是一种涵有数量意义的概念。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关系在建制模型。但我认为它们理代数理经济学所提出的多数虚拟模型是可疑的。
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在一本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指出：
"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通过战后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有不少经济学理论是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构思出来的，这样的理论和建议，经常与经济的现实不符，当然不能奏效。现实经济不可能简单得用几条"抛物线"就能客观描述。这种观点真可谓切中经济学的时弊。这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学术化"，经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和精心的雕琢，真的成了象牙塔中的"精品"，遗憾的是许多"精品"中看不中用。"
而美国学者马拉伯则讲过一个颇为极端的说法：
"以本人之见，较为确切的描述应当是：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迷游戏。这游戏通常极为粗劣且不时被一些聪明的骗子所操纵。这些人的学术报告所言远超过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任何可能的贡献。"（"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的历史"，中译本第9页）
美国经济学家Sidney Weintraub则较为学术性地指出：
"斯莫伦斯基教授和雷诺兹教授是研究帕累托最优化的，在讲授时往往把它跟福利经济学混同起来，认为价格法规最适用于静态经济，而不是实际经济。更经常的是，只假定有关费用是一组纯客观的可数量，为图简便而有意忽略重要的主观（即使用者费用）成分，因为这种主观成分会使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复杂化。此外，令人伤脑筋的市场故障并发症会引起可疑的"次最优"--也是低阶的--权宜解决办法。
哲学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为突出）、政治理论家、法理学家以及议员们一直在对伴随公众行为的优点而来的缺陷权衡其得失。现代经济学家用数学手段把概念精雕细刻，以避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幸的是，大多数"效益"和许多费用都是非现实的和零散的，由于实际情况难于预测，计算自然也就无法精确。
在我看来，萨缪尔斯教授（W．J．Samuels）承担了一项最难捉摸的任务--试图把纯经济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朦胧概念在经济学中加以区别。它的普遍存在影响了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看来经济学家命定要和这种矛盾打交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些竭力宣扬"绝对不受价值论约束的"经济"科学"的人却大肆吹捧政府准则，在装模作样地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约束的同时，保卫放任自由，反对平均主义措施。我认为，混乱的根源来自四十多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一道禁令，这道禁令规定：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经济学家们被告诫：要严格坚持资源分配问题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不管这些目标对人类福利多么至关紧要，都要把它们看作是外加的东西。"
他讽刺那些热衷于设计抽象模型的经济学家说：
"经济学中有不少精致的理论都是从假设技术不变而"工业技艺处于一定水平"为前提的模型中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所乐于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却多半起因于技术的变革，这就导致了咱们的模型同史实之间有某种极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果说1876年的美国资源分配是"理想"的，那末美国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该是1876年式的啦。要是今天的印度按照最理想的设想来分配资源，那末它的境况也就根本不可能好转。创建技术业绩的正是技术本身，不管静态福利经济学施展什么样瞒天过海的伎俩，这终究是平凡而关藏不住的真实。"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还不可能有脱离利益体系而中立的纯科学经济学的存在？
何新：经济学不是统计学。统计学应当中立。经济数字统计、统计分析应当力求中立和客观。但统计数字和数学并不是经济学。经济政策、经济目标涉及到国家之间、市场体系内部的经济利益竞争，不可能是中立的。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目标，只能为美国人、美国资本主义谋利益，不可能为中国人、为全世界人谋利益。中国的政策也如此。
要知道，经济制度、经济生存方式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命脉。凯恩斯曾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政治家总是受到一种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的。不是受好的经济学影响，就是受某种坏的或过时的经济思想的影响。这个观点我赞同。凯恩斯说，整个世界几乎完全是受"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主宰；那些自命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践家们，事实上是"某位业已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引自埃·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5页。我认为：
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需要形成和实施具体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因此需要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没有抽象一般意义而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抽象数学模型和一般原理，从中直接引申出国家政策的抽象经济学。宣称自身是这样的经济科学，这就是欺人之谈，是伪科学。
二、个人的购买和投资之术（所谓微观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与国家制订宏观政策的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根据你的观点，你是否认为根据不同的同情--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纵的竞争关系，应当具有不同的经济学和政策理念？
何新：非常正确。在我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功利性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谋求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国民的经济安全。
因而我注意到，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国家利益以至上的、坚持维护民族经济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主张放弃国家民族利益，不计后果地融入"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李斯特曾指出，重商主义实际应当称作"重工主义"，即保护"民族工业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在理论传统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说？
何新：极其简单--正是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
创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英美学派认为自己有必要让全世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忘掉李斯特。因为李斯特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作为工业出口强国的英国。但是任何其他国家如要效仿英国的成就并和英国相竞争，就必须借助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引自J．L． Hammom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The Rise of Modern Indastry,London 1947）。"
记者：为什么李斯特会持有这样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
何新：说来话长呵，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一部近代世界经济史。有关背景材料，建议读者参阅阿什利《近代关税史》（Modern Tario History），以及Binkley《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Realism and Nationalism）。让我们作为一个专题放到后面再作深入讨论。
但是，你是否知道19世纪促进德意志统一和复兴的伟大政治家俾斯麦？
记者：知道。他号称"铁血宰相"，历史学家对他也是褒贬不一。
何新：在俾斯麦执政早期他一度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他接受了一个经济政策而消除了温和的自由党人的敌意。因之齐默曼（Zimmor mann）指责他盲从英国的政策。（J．L．H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但是政治实践和对国家利益的权衡使他在1878年对自己早期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质疑--这是因为他已研究了李斯特著作。1878年他在议会发言说"我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国际贸易相互之间完全自由，象自由贸易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这究竟能不能促进德国的利益。"（同上书）而到1882年。他的观点已经明确，他对国会讲了如下的话：
"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象一位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向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武器。英国由于它的资本、它的煤铁、它的港口和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已经变成世界的超强国家。然而它在它的各项工业变成这样强盛以前，是靠高得惊人的保护税则来保护自己抵抗外国商品的竞争的。"同上书。
俾斯麦是一位清醒地认知德意志国家及民族利益的杰出政治家。所以他从自己的政策后果、政治实践中得出的这种教训是至为深刻的。我们应当记住他的话：所谓自由主义，实质乃是强势国家用以突破弱势国家关防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政策工具。
记者：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垂直分工和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以中国能从这种国际交换中获利？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中国何以仍能获利而走向强大？
何新：由于购买力及劳动力价格的差异。由于中国市场的相对封闭，如果中国的自由生产力由于市场开放而破坏，则外部商品的流入与购买力平价差异的消失使汇率优势消失。
6、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精致包装的意识形态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有科学成分，也有艺术想象的成分。
何新：但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数学工具和伪科学形式精密包装过的意识形态。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一种思想不论多么荒谬，只要成为教科书，就会不朽地流传下去。"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系统。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科学不同，它并不以逻辑上的必然真理为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信念。你信仰它，对你来说，它就是真，就是善，并且就是美。
你看我们很多有名经济学者，昨天他还在大批特批西方主流经济学，今天他又在大唱赞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转变有什么矛盾。为什么？不过是他的信仰变了而已。（笑）
记者：意识形态与科学究竟不同在何处？
何新：意识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萨缪尔森说："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人们的理论常常是掩饰某种物质利益的信条。"即"虚伪的意识"、"歪曲了的理论"。（M．Blaug）意识形态是价值取向的符号体系。它背后的真正意义是社会的利益。
意识形态与科学常被混淆，因为它们都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解释。科学是认知体系。意识形态是评价/价值的体系。科学追究真与伪，即寻求真理。意识形态评价好与坏，有利与不利。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解释，更重要的功能是评价和鉴别，与功利密切相关。科学要求利益和价值的中立，意识形态则渗透着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系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尺度（常常代表着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人们依靠它来区分对社会的有利与无利，好与坏。
科学的结果是可验证的，其过程，是可操作的。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多数领域，都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学术，可以成为学说，但绝不是实证科学。
美国有美国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二者不必趋同，也不可能趋同。他们只要不向我们强制灌输，不把假的说成真的，硬要我们崇奉它，追随它，我们就不必去批评它。人各有所信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才是真的"信仰自由"和真的"自由主义"。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一些西方政治家，一些崇美的中国学者，大肆宣传对美国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信仰，甚至强要人们相信唯有这一套可以作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这就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威胁和危害。
7、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记者：有人引证主流经济学拥有数学模型。他们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规范或尺度。凡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的就不是科学，能建立这种模型的就是科学。因此其推论是，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数学化了，成为精密的专门科学。也就是说，对它的任何怀疑是幼稚无知的。
何新：把数学工具引入人文学术，这种见解和尝试至少已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在笛卡尔、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已是流行的观点。也许是笛卡尔最早提出这种想法。那时还未发明微积分，笛卡尔心目中的数学模型就是欧几理德（初等）几何学。欧氏几何是一个自足公理系统。从若干原始公设出发，引用有限的公理，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推导出全部结论。模拟这种几何证明方法，笛卡尔试图建立他的哲学原理体系，斯宾诺莎也以这种方法发展他的伦理学。后来还有莱希尼兹。他的一个著名论点，如果发生哲学争论，那么争论双方就坐下来，打开计算器，说：我们来算一算。但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是意识形态，并非"精密科学"。所以是否应用数学模型并不是真理的标准。他们那种严密模仿几何形式的哲学著作，今天让人看去显得十分迂阔可笑！
黑格尔曾经嘲讽那些认为数学方法是理性标准和具有深刻性的人，他说：
"认为某种数目或图形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消遣，但另一方面恰是思维浅薄的特征。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某些数字或图形含有深刻的意义，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但是对于哲学，问题并不在于思考某种可能性，而是思考的现实性。思想的真正精华不存在于武断地设定的符号形式里，而只存在于深刻的思维自身中。"
记者：黑格尔这些话出处在哪里？
何新：《小逻辑》的导论。我还想告诉你更为有趣的一点。这些经济学家崇拜数学，认为在经济学中由于应用了数学模型就成为精致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数学家自已却并不这么崇拜数学。
19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早已失去1+1=2的那种幼稚的精确性。"函数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关于导数和积分的基本概念还从来没有恰当地被定义过。"（M．克莱因）数学的逻辑基础本身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至今还未得到解决。
人们以之作为精密工具而应用数学，但这个工具本身的逻辑基础和严密性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来说，20世纪是一个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其中一大危机就是数学基础中的逻辑危机（可参看M·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卷）。
正是面对这一危机，罗素讲过一句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古今数学思想》，P．306/4。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位数理逻辑专家的手里可以说被发挥到极点了。数学哲学家本身不会迷信数学，是怀疑论者。倒是一些只对数学的皮毛有所知的人象孩子玩积木一样喜爱在经济学中制造数学的模型。（笑）并且用这一套玩意儿来吓唬人。
记者：如果您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价值系统，那么它就十分接近于伦理学。
何新：对。经济学的本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伦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别名是所谓"福利经济学"，请你注意这个名称。所谓"福利"，所谓"幸福"，以及所谓"主观偏好"，所谓"欲求"（需求/欲望），这些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所常使用的范畴，其实也都是伦理学中的范畴。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价值体系就是论证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以及永恒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永恒的经济形态。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为什么不可语冰？不是因为冰不存在，而是因为夏虫坚信冰不存在，并且的确，在它生命的全部经验中也没有冰这种事物的存在。但是严冬仍会到来，冰雪仍然会到来。
记者：您谈的这一点很重要，至少是人们通常面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很少言及的。
何新：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海德大学哲学、经济学教授、汉诺威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著作《资本主义伦理学》（1982）关于这本书的书名，这位有良知的西方学者特别指出如下一点：
"不同方面的人们曾向我提建议，用较少感情色彩的概念"市场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我还是在书名和问题的提法中保留了这一概念。
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对于我来讲，'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分析上不够尖锐。"市场经济"，它描述的是经济的协调工具--市场的更为有限的方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会起作用。
资本主义则相反，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的利益和收益最大值）来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比市场经济更准确全面地标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而且更适宜于表征这一社会制度的理想典范的模型。"
这位西方学者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伦理特征就是它具有一种道德空想性：
"作为社会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它仅仅是关于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念。作为经济学理论它没有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
"一种仅仅以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和通过市场与价格体系加以协调为基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它并未成为现实。作为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幻想的、非现实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空想。
当它的代言人用现实资本主义尚不完善为理由使其免遭对手的抨击时，这种空想的特征就更为明显。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指出，资本主义还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应归因于模式之外的诸种影响。
然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声辩是缺少充足理由的。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能够与现实相联系，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它历史的场合和它历史的实现条件。
如果一种理论虽然介绍了一个出色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却由于外在的影响或不可达到的前提而永远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拙劣的空想，仅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的废话"之中（黑格尔）。"
这些观点非常精彩。在80-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理由是它具有非现实的空想性。
人们转过头模仿和抄袭以被误解的美国模式为样板的市场资本主义。结果几乎无一不掉入陷阱。只有中国没有陷入这种泥潭，为什么？恰恰是因为中国保留了改革前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经济和政治框架。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江泽提出"三个代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人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由于制度改革不彻底。但人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反论，就是某些问题的出现，是否向资本主义的让步和模仿走得过多了？孰是孰非呢？对此，我认为第一要进行理论的重新思考。第二理论并非一切，还有实践和历史。历史就是上帝。
批判社会主义模式的人说，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但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供求自我均衡的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伦理的空想吗？陈岱孙先生曾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论述的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的行为，其本质乃是一种长期静态均衡理论，不能说明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均衡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30年代出现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和大量失业这种数量波动现象。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是提供了一种能解释这种产量和就业量剧烈波动的短期动态的宏观非均衡理论。
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瓦尔拉斯"喊价人"通过"试错过程"来寻找均衡价格，以便协调全体交易者的需求计划，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市场总是趋于均衡状态，因此绝大多数交易和经济活动是在非均衡价格上进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看不见的手"、"理想均衡的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空想。要知道，供求自动均衡的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供求均衡即意味着利润的消失。我赞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前旧经济体制不良性的批判。但是，我不赞成在放弃一种空想的同时引入另一种空想。对一些崇拜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推荐给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认为我们同样必须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必然错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必然错
记者：总而言之，您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唯一的方法。
何新：我的观点是，数学绝不是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关于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模型的争论的实质，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否已经脱离庸俗经济学的轨道，而成为了一门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已形成规范性理论的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没有！因此，对西方经济主流经济学，根本没有盲目崇信它的必要。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边际革命"是在19世纪即已发生的。
何新：人们常指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似乎马克思不了解主观价值论及其供需均衡的自动市场模型。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J·萨伊。关于萨伊，劳尔爵士告诉我们：
"J．B．萨伊（1767-1832年）一向把他自己认为是亚当·斯密的阐述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于1808年，在选择和提炼的过程中，萨伊把斯密的理论加以曲解。萨伊自己的贡献在于强调效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
萨伊的效用价值学说是以一定的传统为根据的。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过一些强调效用的经济学家。孔迪拉克神父在1776年出版了名为《论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效用学说的最早的申述之一。
可以把萨伊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均衡分析是当今价值学说的实质。
在奉行萨伊学说的法国作者中，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单独提出。奥古斯丁·库尔诺（1801-1877年）并不是萨伊学派的直接继承人。
他是一个数学家。他认为市场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单纯的形式关系；某些范畴、需求、价格、供给可以看成是彼此的函数；因此，就有可能把市场的关系用一系列的函数公式表述出来；经济的规律可以用数学的语言系统地表述出来。因此，它正是运用微积分学的自然领域。
库尔诺奠定了行为派经济学的基石。在这一学派后来的发展，有瓦尔拉的"储备价格"（reserve prices）概念，有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和今天的"边际代用率"。
脱离开古典学派探索创造价值的原因的途径，导致了强调在竞争条件下，亦即在"现金交易关系"的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效用学派和数学学派共同强调了这一点。同这两个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区别相比，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很显著，却是次要的。他们都是倾向于绝对性和形式主义的；他们都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他们都先是含蓄地然后又明白地声称，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琼斯所称的那种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后古典学说的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事实是，马克思是充分了解萨伊的理论及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观价值论及其数学模型的。劳尔指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理论"超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以"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攻击的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辩护性"。
因此，19世纪后期德奥学派中形成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边际效用"论及所谓"边际革命"，并不是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视界和界限的新理论。
熊彼特曾经写过一本《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他列举的人是：马克思、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帕雷托。这十个人中没有萨伊，而马克思的经济体系是独树一帜的。其余九人虽然有英美学派（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瓦尔拉、帕雷托）之分，但这九个人在基本理论上，都是属于或者说源自同一个学派：即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的19世纪庸俗经济学派。
记者：如果你的看法成立，那么就是说，20世纪的当代经济学在技术层面尽管有新东西，但在原理方面也并没有提出超越19世纪的新观点？
何新：正是如此。应当注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是19世纪50-80年代。而萨伊一类庸俗学派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技术产生于19世纪20-70年代。许多人怀疑《资本论》的时效性（过时论）。殊不知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资本论》的体系要陈旧古老得多。第二，马克思是认真研究过、分析过、批判过萨伊的（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晚年沉潜于微积分的研究（《数学手稿》），表明他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分析实际也是感兴趣的。
记者：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否定他们的数学模型，而是怀疑他们的基本原理。
何新：对！如果原理错，则再精妙的数学建模也是错。让我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欧洲主流的宇宙理论是地心说，即以地球为唯一恒星，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而运动。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自托勒密以后的1000年里，西方天文学家发展出许多分枝流派，发展出许多计算方法的系统，用以说明天文现象。这些学派和计算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和争论。
事实上，托勒密学派关于"本轮"、"均轮"的那种种系统也是数学模型，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精致模型是颇具相似之点的。
但是，哥白尼所打破的，并不是具体哪个学派和哪种计算或哪种方法，而是关于宇宙围绕地球旋转这一基本公设。这个基本公设一旦被打碎，一千年中一直作为西方天文学主流的那些体系、理论、计算以及"模型"，也就统通烟消云散了。
在经济学上，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怀疑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主观价值和边际分析的基本公设。如果这个公设是荒谬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也包括与政策设计有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还有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帕雷托的"序数效用"以及什么"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一类数学游戏）正如托勒密体系就一样不过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假设而已！
9、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第一，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斯密和李嘉图以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第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时代是在19世纪中叶，他当时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在现代是否仍有效？
何新：马克思所谓"庸俗"，我理解具有三层语义：
（1）流行的（世俗的、通俗的），
（2）浅薄的，
（3）琐碎的，即日用杂货式的。
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手稿中的话。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具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古典经济学力求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本质和原理，它不寻求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矛盾。他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外在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而庸俗经济学则不同，它是辩护性的。所谓辩护的意思就是护短，就是极力夸饰美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方面（特别是伦理意义上）。而力图掩盖市场经济冷酷、丑恶的另一面。
第二，庸俗经济学没有原理，只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想观念下那种表面现象的抽象描述。
马克思说："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形态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这一批评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仍然适用。
第三，市场经济由于其优胜劣汰即效率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没有政府干预和调节的自由状态下，社会将陷入由贫富对立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社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体制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严重的存在危机。而对这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在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模型中则予以漠视。
马克思说：
"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
庸俗经济学的起点是所谓"个人偏好"与"社会福利"。它用这个概念偷换了古典经济学所已经发现并试图分析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这个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荒谬性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之所以蔑视这种主流经济学（在当时就是主流），还因为其抽象力的肤浅。庸俗经济学自马歇尔、庇古以来一直试图借助伪科学的专用术语，如所谓"边际效益"、"个人偏好"一类怪诞的伦理术语和无现实意义的数理模型来吓唬人，来冒充思想的深刻性。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出现。马克思当时即嘲讽庸俗经济学玩弄术语的偏好，指出：
"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以上引文见《全集》26/3，P．556-559）
第四，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德国原有的"历史学派"）经济学。
马克思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的《资本论》实际只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除第一卷外，他留下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都是手稿或残编。（从70年代以来，这一批手稿的中译本已全部得到出版。）
可惜的是，在当代，似乎马克思当今在中国的某些精英意识中，已被人们忘记和忽略了。但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超过当代任何经济学名家，包括所有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总和。马克思的确是一位经济学天才。
记者：那么你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奖？
何新：我认为那正是西方主导国家以表面客观的方式，树立某种经济意识形态权威，以此主导和操控世界舆论，实施对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的一种工具。也许老诺贝尔本人当初设立此奖时未必有此意。但近十年来，这个奖中的人文部分（文学、经济、人权）正在由于这种不客观和不公正而声誉扫地。
10、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否已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呢？
何新：没有。我在这里可以向你推荐一本书《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英国经济学家Mark Blaug的著作（1980）。此书的精彩之点，不仅在于作者全方位地回顾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规范形成发展的过程，而且在于作者具有一种独立清醒的批判态度。
作者指出，近代经济学经历了穆勒的实证主义，波普的证伪主义，西尼尔、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划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倡导的数理操作主义等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不是争论不断。事实上至今主流经济学尚未形成比较公认的理论规范以及方法。
记者：你在上次的讨论中曾说，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
何新：是，但试图使数学模型的运用具有一种表面性科学的形态，则是萨缪尔森于六十、七十年代在主流经济学中大力倡导所谓"数理操作主义"的结果。萨缪尔森说：
"我们理论的有用性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往往能够确定由一个或几个参数的指定变动所产生的未知变量的变动性质。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在操作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确实包含着对于可观察到的数量的若干限制，根据这些限制它想必会遭到驳斥。"
实际上，在50-70年代，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究竟什么是使经济学接近科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卷入这场争论的，不是二三流的人物，而是包括被某些中国经济学界视同偶象圣人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样的人物。
记者：有过这样的争论吗？请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
何新：其中一次重大争论导因于1953年米·弗里德曼的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它的中心论点是抨击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理论构筑法，批评经济学家乐于虚拟种种抽象假定（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常乐于引用的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不应把这些假定错当成现实。
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指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取决于实证经济学所产生的结论是否，并且值得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的作用像一种"档案"体系，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对这种档案体系的评价取决于逻辑和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准则是能表明某种特别的语言是否完全、是否正确。
作为一种实质性能假说，理论对所说明现象的预测能力必须受到检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否正确，对假说的唯一合适的检验方法是把它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矛盾，假说就会被抛弃，如果两者相一致，假说就会被接受。
弗里德曼一再强调，只有经验才能对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验证的对象只应是假说本身的含义，而不能是假说所依据的假定的真实性。
弗里德曼指出，对假说的实质性含义的检验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科学来说，检验假说含义的标准--实际证据，不是得自可控制的实验。这类证据常常是复杂、间接和不完全的。证据的收集是困难的，对它们的解释又总是需要细致的分析并包含没有多少实际说服力的连续的推论。
弗里德曼后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应然的市场假设，并没有遵循他这里倡导的实证方法。
但这里他所概括的实证方法本身，是对培根以来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浓缩和提炼，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具有意义的。
弗里德曼说：
"经济理论应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应该根据要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只有事实证据方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表明理论究竟是被暂时'承认'其为有效还是被'拒斥'。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
这一观点，接近于中国哲人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观点，本来应是颠扑不破的。但殊不料，它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形式主义者滥用假设（即数学模型）的批评，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愤怒回应。与弗里德曼进行争论的另一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在萨氏看来，经济理论的"非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
就难怪他的门徒萨克斯后来会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炮制出类似"休克疗法"、"哈佛500天计划"那一类远远背离现实的向理想市场经济过渡的空想性改革计划。
我在前面曾谈到笛卡尔模拟欧氏几何的方法论。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证陈旧。殊不料，萨缪尔森也作过类似的事。Blaug对此评论说：
"萨缪尔森提供一个逻辑证明（1966年），但那个证明以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得式"理论为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整个演绎结构保证种种假定、理论命题和那些命题的结果全都相互隐含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理论没有完全公理化，并不具备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足以表明为什么在区别理论的假定和它们的含义时存在着某种特点。"
记者：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果如何？
何新：实际是不了了之。它必然不了了之。弗里德曼不可能把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坚持到底。他如果坚持这样做，势必就会背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了。他不可能这样做。M．Blaug指出：
"从我们对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察，从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情况。"
弗里德曼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的非现实性和非实用性，目的是试图探求使主流经济学回归到经济现实的土壤上，成为更有效地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这一套将市场经济理论性地全面美化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因此，弗里德曼的批评最终被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噪音之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最终并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方法体系？
何新：这两点都是事实。而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己私见。是西方主流学派的权威学者们自己也承认的。
几十年以来，对主流经济学非现实性的批评，即使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部，从来没有平息过。
20世纪50-70年代出现过一系列抨击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它们都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Blaug的书中列举有代表性的几本名著。他指出：
"西德尼·舍夫勒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这本专著使人联想起战前出版的巴巴拉·伍顿《为经济学哀悼》（1938年）。它在否定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一主张方面走得格外远。舍夫勒的中心论点是简单性本身：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时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规律，因而也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琼·罗宾逊在《经济哲学》（1962）中把经济学描绘为一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一部分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媒介，即一种辩护性的特殊辩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也认为公认的经济学与其说是前者还不如说是后者，她说：
"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
只是罗宾逊最后近乎绝望地呼吁不要放弃"经济学能向科学迈进的希望"，但对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原则。
记者：你认为凯恩斯所区分的关于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实证的与规范的。其涵义何在？
何新：对一个事物的研究和证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实际是怎样，另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在理想上应该是怎样。前者被认为是实证的，后者被认为是价值取向，即所谓"规范"的。（凯恩斯语）从纯事实的描述不可能形成应当作什么的价值论。凯恩斯作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使用所谓"休谟剪刀"，意思是说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
根据M·Blaug的说法：
"实证经济学是涉及事实的，规范经济学是涉及估价的。一门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门规范科学的目标是确定理想，而一项方策的目标是形成规范。"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纯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纳索·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然而在30年代，新福利经济学出现了，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没有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
弗里德曼认为，要区别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假装这样做只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帕累托供求均衡的概念以及与其相联的潜在的帕累托式改进的概念，不应同实证经济学的原理相混淆。自称我们能在不致力于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对"效率"问题作出"科学性"论断的说法，已经播下了巨大混乱的种子。
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科学主义，但他们很少敢以自己的模型付诸实践。在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中，事实上尚没有发现和确定任何有意义的、被普遍认同，而且在经济实践活动可以从事有效预测的经济科学规律。
11、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记者：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呢？
何新：我认为，或者说我所致力的经济学目标，在方法上是必须追求实证和务实。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在一些普遍规律的指导下能够预测一个事件时，我们才找到对该事件的科学解释。在目标上，我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国家利益。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我不支持为少数人服务和弃置多数的价值取向。谁来保护弱势的多数？要靠国家、要靠政策、要建立保护弱者的保障体制，靠看得见的手。
历史和政策检证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其原理可疑、政策失败。（如果认为西方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其经济学成功或拥有一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所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成功，那恐怕连西方人自己都会大笑。）正是当代社会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一系列原理仍然有效，首先是他的经济学说。因此我主张回归马克思。而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记者：我已读过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您的一些观点对人有启迪。但我感觉存在一个问题--不系统。您在许多问题上批评西方经济学（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批评休克疗法，但您自身的指导理论是什么？您缺乏一个系统的阐述。您说您的经济理论导师是马克思，但《资本论》及其手稿显然无法应用和指导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
何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二是工作量太大。因此，我过去只能从实践出发，对一些根据西方观点设计的改革指施提出批评。换句话说，我知道一些理论肯定错，但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的探索。
记者：你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怎样区分对错？
何新：三个标准。一是逻辑的标准（理论自身内部不存在结构矛盾）。二是客观的标准，理论描述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三是实践的标准，理论的预期目标与实践是否相符。
记者：你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伪科学吗？
何新：不。主流经济学经过了斯密以来200年的发展，其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重要的经济思想。列宁曾指出，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但是我认为，必须警惕张五常一类经济术士那种有意识误导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经理论问题是可以自由探索的。问题是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利用某些经济学理论，封闭某些经济学理论，以贯彻其国家战略目标。有些经济学家知道他们是被利用的，并且自觉地参与这种战略合作。而多数经济学家则很可能是天真的。他们未必知道自己会成为代表美国利益意识形态的工具。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
一是原理类型。即试图探索历史上各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原理。
二是技术操作的实用类型。这种实用类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国家政策服务，所谓"宏观经济学"。主要为政府设计财政金融和公共经济政策。这是政治经济学，即政策经济学的类型。政治经济学关系到国家经济体的存亡安危，发展战略，所以也可以称作战略经济学。
还有一类为资本家、投资者服务，说明经济运行的原理及经营之道，即所谓"微观经济学"。
三是意识形态类型。所谓"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有人称其为"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在社会科学中，常用一种推理方法，那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这个字眼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它是指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提供实际情况，也不说明逻辑关系，更不给予明确的指示，但却被认为会影响行为。
形而上学的说法没有提供情况，因为它的术语不是依据任何外界事物来说明的。这种说法并不具有科学的内容；不能说，如果它不正确，事情无论如何会是不同的；然而它也决不是空洞的，它表示某种精神状态、某种政治同情或道德价值，它可以把人们的意见结晶成为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形式。"
意识形态类型的经济学，在历史中有两个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的代表。一种代表是苏联类型，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为改革前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说明和支持。
另一种代表是英美类型。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或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看作乃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流派的起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其中最具极端偏激性的意识形态代表，就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附 录］
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
此文是何新1991年写报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经济研究报告。
--新自由主义批判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一个时期以来，有同志似乎相信这样一种假定：西方经济的发达是由于其经济理论的先进。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若引进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以之指导中国国家政策，不仅可以解决我国
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可以快速致我国于现代化。
这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许多理论谬误，连带引入政策设计后导致的政策失误，均由此而生。
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也曾抱有类似的迷信。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无一成功。他们后来不得不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件，寻找新的理论工具，于是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派。
近年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已是一种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与此相反，一些人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低"，是因为其公然申明的党性、阶级性。)
实际上，如果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理论内容未必直接关系到人的利益问题，而党性、阶级性还可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比经济学更直接地关联着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切身经济利益问题。经济理论的构造和取舍，价值与是非的判断，不管经济学家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都极其强烈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牵制。19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关于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还往往反映了民族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尖锐争夺(例如19世纪英、美、德、法等国关于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对于这一点，诚实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例如凯恩斯即说过："至于我，我的学说，当然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歧义和存在复杂争论的学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纯粹是客观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流派极其繁多复杂。但近年在我国流行的却主要是两种学派，一是凯恩斯主义，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我们有根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这两种学派，特别是后者推荐给中国人，试图影响决策，是有目的的，是从属于国际资本要把中国国家经济拆散，然后有选择地以发达国家最大资本利益为核心，完成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和若干政策建议，确实成为实施这一目标的工具，只是人们未必觉察而已。
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种数据和数学符号、公式。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数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有了数学，就具有了客观的科学性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伦敦麦克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一书中有详细论述。书中指出，数学在许多经济理论中的运用是脱离实际和意义甚微小的，计量经济的模型的运用是过分早熟的。。
197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W．Lenotief)指出："尽管专业经济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实际结果却往往是尽管计算精确而与经济实际并无关连，徒然引导读者由貌似合理的假设走向似是而非的结论。"(《经济学家》1984．9，第64页)
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凯恩斯：《通论》，第383页)。但正由于其重要，对于将其理论假设付储政策实践就更需要慎重："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通论》，第383页)
这些看法，不是不谦虚，不是不尊重经济学，而是由于从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罗爵士误导法国政府政策，演化出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有此看法)约翰·罗，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1705年出版《论货币与贸易，为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法国国王接受他的建议，允许他在法国建立纸币发行银行(1716年)。这在初期刺激了法国商业繁荣。但随之发生大规模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银行破产(1720年)。罗逃离法国。马克思认为罗的重商主义政策是法国革命的诱因之一。，到本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萧条，直到最近东欧国家制度的倾覆与苏联的社会动乱，以错误经济理论导致错误经济和社会政策，诱导出社会动乱的前车之鉴，在近代经济史上比比皆是。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兵"是指军事、战争。但战争毕竟不是每日都发生，而经济却无一日可以无之。国民经济，才真正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若察之不以其道，则国本动摇，民生困竭，甚至政权倾覆。古今中外，其先例不可胜数!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制订关系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不可不审慎。不可从西方经济教产书本中设计描绘的理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经济现实、社会实际出发。
谬误的理论之所以坏，不是由于在理论上一定讲不通，而是由于将其原则付诸实践，必会导致恶劣的结果。而好的理论之所以好，则并非因为它不会遭受非议，而是因为它在引导实践改善经济状况上行之有效。
在经济学中，实践、实证、实效，也应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市场自动调节理论的幼稚性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一部分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此书也是当代美国经济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我们许多人通过这本书，接受了自由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改革天然方向的意识形态假设。"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主要就是这本书在我国普及的。萨缪尔森在该书第三段称此书是"全部新古典学派的综合"。(据《剑桥经济杂志》1986．3)此书于1948年问世，于1965年印行12版。代表了美国二次大战后主流派经济理论。
在这本书第一章中，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自动调节理论--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理论：在理想的市场关系中，供给、需求，能通过价格涨落机制而得到灵活调节和自然平衡。
就是说，当供给不足时，物品价格即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调入缺短品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价格随之下落，社会需求得到满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物品价格即下跌，低利润、低价格信号将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于是供给再度实现平衡。同时，由于来自消费者选择的压力，促使市场竞争激烈，可以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从而推进经济的高效率。类似的理论，更简括地被概括在所谓"科思定理"中："假定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权利初始界定清晰，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优。"国内宣传这一定理论的文章，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第27页。反驳的理论，可参看《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高鸿业文。
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市场仿佛是一种美妙的自动机装置，而"企业家像是自动机那样地进行活动"。可惜，这只是一个美妙的神话，就连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相信。然而，近30年来这个市场自动机神话，却一直被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两个重大的政策性结论：
1、据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主要是由于缺乏市场的自动机功能。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做出及时、灵活的反应，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等种种弊端。
2、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自由市场化。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资源及主要生产部门必须全面完成私有化。
以上的市场理论和两点政策，构成1953年自南斯拉夫首发经济改革以来，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共同指导原则。但是现在，通过数十年以来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实践，这一改革方案已充分受到检验。我们看到，在取得初期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后，社会主义经济几乎无一不随之陷入经济紊乱，继发社会动乱而崩溃，迄今无一国改革(除中国外)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功。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以上的指导理论和方案实际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我们应当惊讶上述这个市场理论模型的构想，竟是如此简单和幼稚。上述理论的核心观念是通过价格和利润机制牵引投资方向。但是美国哈佛商校有两个学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投资行为的理论和测定，是职业经济研究中最有争论的领域之一"(《宏观经济分析》，J．Shapiro，第252页)。他们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以上关于市场通过价格调节供求的模型，在抽象理论的意义上似乎是完美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构造的。因为，如果这个市场模型要在现实中成立，至少必须存在四个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
(3)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
(4)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
然而，在任何现实的经济体制内，我们都根本不可能现成得到这四个条件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中那种空想性的市场自动机理论，称作"充满合理预期的均衡论"。
他讽刺地指出："每年在1/4以上的学位论文被席卷到这一假说的潮流中。"(日本《经济学人》1988．11，盐泽田典文)。相反，在现实经济中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工人(即资本存量)。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的代价有多人?是否可保证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适应需求是需要时差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往往落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自由市场经济的本性，即存在发生宏观失控即生产能力过剩和危机的可能性。
例如，由于市场需求千变万化，而个别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专利建造新的生产线，当其具有了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烁高利润的需求信号，可能已经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成为社会性的过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经配置巨大资源、劳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必然导致另一形态的低效率。
实际上，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上述市场自动机模型中已经隐涵。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自动退出这个生产部门。"
在上述的市场理论中，这一供求均衡的过程被轻描淡写地，甚至被颂扬为一种自动的控制阀、调节器。
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投资过旺、生产过剩，却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经济震荡和危机。工厂破产，商店、银行倒闭，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而调节供求的必然相伴结果。
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伴生物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职能，正是迫使经营者调整经济结构、调整比例失调的强制性手段。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资本论》第2卷)。
这种情况，在我国今天的经济现实中，实际也已经有所表现了。
目前之所以还能被控制，就是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仍在发挥作用。而俄罗斯近年的国民经济瘫痪，则恰恰提供了向自由市场全面转移中发生宏观失控所致经济灾难的反面例证。
三、影响我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两种西方理论
追溯80年代我国经济改革中一些方针设计，以及对一些改革方案、蓝图和目标发生影响的理论，使我们立刻联想到20世纪西方经济思想史存在的两条主线。
第一条理论线索，是凯恩斯主义。第二条理论线索，是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
应当指出，尽管一些年轻的政策设计者对于凯恩斯学说究竟是否具有清晰全面的理解，是有疑问的。但是通过1985至1988年间以巨额政府赤字、信贷扩张、通货膨胀促进总需求，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已被接受并推广的高消费政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见诸实施的若干凯恩斯信条。
凯恩斯主义以"总量分析"来观察供给、需求形势的方法，现已被沿用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标准的术语、方法。而在1984年前，这一方法还被权威的经济学家指责为"反科学的"(如厉以宁，见《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第424页)。
但是，尽管凯恩斯学说当时已被运用于制订我国经济政策，它的某些深刻思想却未必得到人们的真正理解。例如凯恩斯学说是反对"萨伊定律"的。这个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因此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量如何增大，都不可能出现需求不足。"
(据《世界十五大经济学家》，日本现代经济会编，第24页。)-然而近似萨伊定律的看法，却一度也是引导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针的基本假设之一。
正是由于无视生产能力发生过剩的可能性，才导致了1988年的经济过热。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我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并未真正理解凯恩斯关于随投资增长，资本边地效率发生递降的原理。
(《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随着投资扩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有趋下降的趋势。所谓"资本边际效率"，我以为就是马克思所谓"平均利润率"。因此这一原理实际是凯恩斯抄袭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对于解释1988至1989年以后我国大中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工业结构危机的发生，是有特殊意义。)
此外，还可以有把握地指出，当时热衷鼓吹高消费的人，也完全忽略了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倾向"(propensity)规律：收入愈高的人消费倾向愈低。而由此引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社会贫富两极若尖税分化，将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收缩，乃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近年我国经济中，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而储蓄余额仍大幅度上升，同时发生经济不景气。这种情况表明，凯恩斯这个观点也是有意义的。
最后，我还想指出最重要的两点：
(1)凯恩斯经济学被经济史家称作"危机经济学"，这不仅因为其诞生背景是30年代的大危机，而且因为他的主要分析，也是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危机问题的。
(2)凯恩斯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国家通过宏观控制干预经济，而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
但耐人寻味的是，近年与凯恩斯学说一起在中国并行不悖地大为流行，并且深刻影响了某些经济决策的另一派西方经济理论，却恰恰是凯恩斯所极力攻击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四、经济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首创于18世纪末的英国古典学家亚当·斯密。这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要点：
(1)认为专业分工和自由竞争可以形成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经济效益。
(2)从一国市场推广到世界市场，斯密认为，各国应根据各国天然条件，实行国际专业化分工(近年中国流行的所谓天然优势理论与此有关)。按照这一理论，工业品应由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热带国为世界市场专业生产水果、海洋国提供水产、原料国提供原料、人口国提供廉价劳力等等。据说以此原则，可实现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
(3)为了保证劳力、资金、资源等要素能在世界市场中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流动，斯密倡导排除国界、也无民族意识的泛世界主义。
(4)因此，斯密反对民族工业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斯密认为追求私人利益、不仅任何干预的私人经济，乃是最有效益的经济。
可以看出，这一诞生于18世纪末的经济理论的许多基本论点，几乎不走样地流行在中国近年的一些经济理论中，(如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看不见的手》一书)。
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斯密这一理论在鼓吹"泛世界主义"的表象之下，其最大利益却是有利于工业发达国家的：
第一，此理论反对不发达国家搞自己的民族工业，理由是浪费世界资源。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工业化在全球扩展，会形成对老工业国的竞争和威胁。
第二，所谓发挥国际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对于主要依赖输出农矿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非发达国，恰恰是经济劣势。因为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具有较高附加值，而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由于存在巨额剪刀差，实际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
所以亚当·斯密主义的本质，是有利于当时工业技术独占世界市场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其真正目的是保障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工业霸权地位。
对斯密主义的这一本质，早在19世纪初叶，与英国对立的后进国家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F．李斯特，曾一针见血地作了揭露。他指出："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浪漫 与世界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所考察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殊的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所谓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是生存在永久和平局面下，并且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利益。但这两个假定都不成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同一个国家内各个不同地区之间一样，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协作关系，不过前者是通过国内贸易进行的，后者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的。国际生产力的协作是必要的，但缺陷很多。遇到战争、政治上的变动、商业恐慌等变动，就会中断。""所以不论哪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协作，其次才想到国际协作。"(同上，第14章)李斯特还指出："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
李斯特揭露，斯密的世界主义是帮助英国达到上述政策目标的经济理论工具。"威廉·皮特(英国首相)是最清楚看到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可以如何有利于英国的政治家。所以他常常随身携带一本《国富论》。""英国人满口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一到涉及本国关税和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就露出了国家主义的真相。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加强英国工业优势时，他们才需要它。"(同上，第33章)有意思的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读这些话，我们有时似乎感到李斯特是为现代中国人而写作的。只是19世纪的"博爱主义"，今天在取代了英国工业霸权的美国人那里，变成了"人权"而已。
李斯特还辛辣地讽刺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提出："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揭露了斯密鼓吹经济个人主义的实质："在斯密理论中，有个人利益，有世界利益，就是不提民族国家。实际是利用个人，摧毁国家，让英国控制世界。"他愤怒地抨击斯密主义"流行学派抹煞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原则，甚至完成否定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要单靠他们自己的个人力量来进行保卫"。"然而在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之间有一个中介者、调解者，这就是民族国家。也许有一天，全球经济应当统一起来。但目前，国家仍然是个人利益最有力的保护者。个人是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和繁荣。"因此，"必须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国际集团准备条件"。(同上，第14章)
李斯特还指出："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国家的统一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地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均衡发展。""国家为了完成这类任务，难道不应该要求各个个人限制他们的自由吗?国家难道不应该因此要求个人牺牲收入的一部分，牺牲他们脑力和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吗?"(同上，第14章)因此，针对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李斯特强烈呼唤爱国主义："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我们将自己的努力与力量献给我们民族的文明、幸福、荣誉与安全。我们也为人类争取这同一目标。但是人类的幸福必须与民族的幸福一致。"(《费·李斯特》，第35页，商务版)
李斯特以19世纪初法国低价大量进口英国工业品，导致法国工业破产的事例，揭露斯密国际专业分工论的民族自私本质："英国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当时法国人不加考虑地欣然领受了这一礼品。""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中以较低价格获得了所需要的消费品，似乎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工人由于失业而乞讨流浪。""英国人以出口补贴形式赠送欧洲的礼物实在不小，但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更加惊人--他们丧失了发展自己国家工业的机会。"(同上，第12章)因此，李斯特的重要结论之一是，国家对本国民族经济的干预和保护都是必须的：
"历史向我们指出，干预政策不是出于空中的理想，而是出于的分歧。由于国与国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由于存在国际竞争和战争，各国经济必须由国家保护。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这种冲突还不能结束以前，这种干预政策是不能放弃的。"(同上，第10章)迄今，李斯特似乎还是中国经济学界很不熟悉的一位经济学家。与门庭若市的亚当·斯密学派不同，这位19世纪大陆经济学派的开创者，在20世纪除在日本、德国外，受到英美学派的极大冷落。实际上，他是发展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奠基人，有的经济史家把他誉为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理论之父在1950年德国纪念李斯特的讨论会上，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李斯特的理论具有无比的现实性"，因为"人们意识到，单有冒充为完备体系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不够的"(《弗·李斯特》，第27页)。二次大战后西德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李斯特主义而不采纳美国人试图输入的新古典主义，作为政策的指导理论。
在观察经济理论史的时候，许多人容易发生两种误解。一是以为经济学存在一种连续而一脉相承的发展，却忽视了实际上往往同时并生着许多不同的流派。一是以为后来出现的理论一定比前面的高明。其实，在亚当·斯密主义流行英国的同时，19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李斯特所代表的"历史学派"经济学。最有趣的是，当美国还是一个工业不发达国家要政府保护、抵御英国工业入侵时，政府采纳的也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理论，而斯密的自由主义学说并不流行。但当美国工业在20世纪已在世界市场中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后，李斯特主义就被抛弃了，而斯密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却成为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经济学说，似乎它是唯一正确和"科学"的理论。其实这是欺人之谈!
另一方面，联系近年在我国思想界，与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流行的是"国际缓和、世界长远和平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是一种偶然吗?
今天的中国经济，必须对世界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必须坚持中国经济利益的主体地位，而不能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属物。因此，我们在惊讶亚当·斯密主义具有现代性的同时，不禁也会惊讶19世纪李斯特与亚当·斯密所辩论的那些问题--即要泛世界主义还是要爱国主义，也具有惊人的现代性。一些倡导新自由主义和经济泛世界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家，是否曾考虑过这种经济理论的民族利益属性的问题昵?
五、我国自由市场改革方向的理论来源
斯密的理论，在19世纪除英国外，实际并不流行。20世纪初，英国剑桥教授A．马歇尔(1842-1944年)倡导新斯密主义。经济史家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以标志其与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的联系。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大危机，使得鼓吹市场机制尽善尽美而否认经济危机理论的"新古典主义"受到严重挑战。早年信仰新古典主义的凯恩斯，就是在这时走向了批判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说，主张国家应当干预经济，建立凯恩斯学派。
但英国当时还有一派经济学家，继续承袭斯密、马歇尔衣钵，鼓吹市场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史家称之为"伦敦学派"。
20世纪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并未超越老的斯密主义的樊篱。它依然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认为国家不应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与斯密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不少后来被凯恩斯派经济学家所放弃的古典观点，仍被这一派经济学家维护和发挥。因此甚至凯恩斯也把伦敦学派看成西方经济学界的极右翼思潮。
但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1984年以来，如果说我国经济宏观政策的某些决策曾被凯恩斯理论所引导，那么我国的微观经济改革政策，即工业改革理论，却主要是依托于伦敦学派所提供的论点(我国经济思想中倡导这一学派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可举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此文还连载于《读书》杂志)。1983年中国出版了一本销量很大的书(看不见的手)，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中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回到亚当·斯密去，即重新强调市场竞争和自由价格制度的重要性。而在同一年，美国却出版了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第3版)，指出："如果有规模经济，就会有市场的失败，因而需要政府干预。"实际当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在中国流行时，它在大洋彼岸已经遭受了广泛的冲击。包括这个学派倡导的经济数理化思潮，也受到了广泛的怀疑。琼·罗宾斯因此称70年代是新古典主义面临"第二次危机"的时期(第一次危机指大萧条和凯恩斯的批判时期)。为什么在美国经济学中当时已不时行的经济思想，在80年代却被广泛传播于我国呢?这一现象是引人深思。
我们注意到，伦敦学派的一些理论要素，几乎丝毫不差地被照搬照抄到近年的中国经济学中。直到现在，仍在某些方面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揭露这一点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确是事实。
若为不信，我们可以摘引和介绍这个学派中几位代表性人物的主要理论，作一比照。
哈耶克和罗宾斯，是30年代英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罗宾斯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是能使各种经济资源最有效地配置于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体制，对这种市场机制的破坏则是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的。
因此，罗宾斯强调国家不应于干预私人企业的活动。他说："政府对待工业的政策的目标必须是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那里，企业的力量和对资源的处置完全由市场来支配。"(《大萧条》，1934年伦敦，第193页。)
这一学派中最著名、也是反对社会主义最坚决的人物，是出身奥地利贵族的冯·哈耶克(F．A．VonHayek)。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有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称之为"社会主义大决战"。一批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就是哈耶克。哈耶克批评社会主义，不是针对社会主义是否合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的信息。(论战另一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兰格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可惜，他的思想在我国介绍不多。)
哈耶克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哈耶克认为，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
他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即使可能存在某种价格制度或竞争制度，但仍然不可能取得经济效率，从而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照样是不可能的。"(参看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研究评论》，1936年10月)哈耶克还提出了一个由经济到政治的著名命题。他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
哈耶克认为："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
因此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看法是，一旦实行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在这种中央计划制度下，不可能存在企业的本单位利益或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不能使个人的"主动性"、"进取心"得到发挥，而是一切听从上级的命令行事，结果必然官僚主义滋长，极权主义盛行。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经常翻阅我国近年经济著述的人，应都不会感到陌生。
虽然人们并不见到都知道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名字。实际上，我们有根据指出，东欧一些经济流派和我国近年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一些主要论点，正是来自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著作。
按照伦敦学派的看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必然加剧国际冲突，因为它破坏了国际分工，把一个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的利益之上。罗宾斯说："一个有着入场多计划经济的世界，将是一个地理上的工团主义的世界。任何类似于竞争性市场之点都会消失。在各个制度内部只会有对生产要素的极权主义的处置；在它们之外则会有国有垄断造成的混乱……很难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与自由企业的世界相比，和平会更有保障，国民生产率会更高，而国际分工可能减少，国际投资几乎微不足道。在各国之间现有的政治摩擦之外，还要发生许多经济摩擦，而它们在私人经营国际贸易时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国家计划化的世界，不是一个能使政治稳定或经济进步的世界。"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导致世界战争的制度。
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不利于国际分工的指责，似乎恰恰从某种角度回应着19世纪李斯特对斯密主义的批驳。但是，由此我们倒可以思考一下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分工论，究竟是对哪些国家有利!
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另一个最大特点，是在鼓吹自由市场神话的同时，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性危机的规律。他们认为，如果发生危机，那只是经济暂时的失调或偏离。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本来已经完全摧毁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70年代以后，在美国，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在面临挑战，而中国很多学者对这种挑战却似乎知之尚少。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比较利益。在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许多命题和定理是证明市场如何导致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但现在人们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最优)配置。孰不料在七八十年代，通过东欧一些经济学的中介，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却在我国得到了复兴。然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今天，通过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走向自由市场经济道路上发生的历史性失败，我们已有必要重新审视曾被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导向理论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潮。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指出了影响我国经济改革的两种西方主理论来源，但并不意味着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全盘否定。事实上，本文只是想指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照搬照抄它们并不行。对它们的理论内容需要分析和鉴别。政府引导实践，而理论引导政策。任何政策理论最终都应当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修正。
(1991年6月12日)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内外形势与战略方针
--关于国内形势与政策建议
本文写于1999年9月15日，是呈报中央高层的一个报告。载《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0年第46期。
(一)
自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原则，实施改革方针到今天，已21年。
21年，意味着一整个历史时代。这是党的第二代领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发展经济、与民休息。这20余年间，中国及世界面貌均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变化。中国初步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实现小康目标，达到初步的繁荣昌盛。而在外部环境中，冷战虽已结束，但换来的是美国一极称霸的局面。国际共运遭遇重大挫折。昔日改革明星戈尔巴乔夫成为历史丑角。俄罗斯及多数前东欧国家在走向私有化的体制转轨中土崩瓦解，鱼烂肉坏，内忧外患，难以自拔。这里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以史为鉴，以他人的教训为鉴，大有必要!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中央提出"讲政治"的原则，是央明而必要的!党的十四大以来，确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十年以来的实践表明，江泽民同志不负所托，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的胜利。江泽民同志是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和成熟的领导核心。
(二)
但是，国内外种种迹象表明，今后三五年间，我国内外形势即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可能面对内外非常之变。内部发生动乱，外部遭遇侵华战争，甚至战略性基地遭受西方敌对势力先发制人的核心打击(类似在南斯拉夫的中国使馆事件)，均有极大的可能。
近年来，外部敌对势力为搞乱搞垮中国，对高层政治领导实施挑拨离间和分化伎俩。
一方面，近年通过国内、党内所谓"民主派"，在其有影响力的报刊上，攻击"个人崇拜"，反对"核心"论，反对政治权威的形成和集中。
另一方面，又通过境外媒体及国内某些民办报刊，制造另一种个人崇拜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分裂中央，塑造或诱导出某种民粹主义的政治新权威。
在经济上，由于政策存在某些失误，经济严重衰退，大批国企面临破产。展望前景，有可能发生以下的四部曲：
1、大批国企破产；
2、大量员工失业下岗，生计无着，形成社会动乱形势；
3、由民粹派领导人推出蛊惑人心的"民主化"政纲；
4、中央分裂，政权以类似1990年叶利钦夺权模式转轨到非共产党化及总统制，政治全盘西方目标实现。
由此，中国将失去社会稳定，陷入长期社会变乱和国家走向解体。
(三)
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内外潜伏危机，需要形成新的对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即根据当前新的国情、新的国际现实，以及新的实践经验，对国家内外战略及政策基本方针进行新的寻求、探索，包括改变和调整那些不再适应于新情况的既定方针和政策，已经提上日程。实事求是这一科学认识的基本原则不应当变。正是本着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以下的思考。
(四)
20年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当时各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严重供给不足并处于隐性通货膨胀的状态下。
这种供给不足是由于当时国家资本不足、资源不足以及劳动力过剩，同时国家对社会及经济活动给予过多的、不恰当的行政束缚和约束管制而造成的。
在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后，这些不适当的约束和管制即行政命令经济逐步被打破，随着外部资本、资源和技术的流入以及劳动力资源的解放，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令举世瞩目的飞跃发展。
(五)
1990年11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谈话记录中，在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经济生活已被生产过剩所困扰。这个论点当时是破天荒之论，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广泛嘲笑(当时官方的口径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在，我国经济中存在严重生产过剩重复建设问题，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重复建设、不良投资以致产成品销售不掉的严重过剩局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由于国民经济向自由市场机制转轨不够，是由于市场发育不良等等。但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这正是由于国家经济体制在向自由市场体制的转轨中，经济活动严重失序，特别是中央对各地、各部门的投资失去约束能力，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局宏观调控不良，甚至日益失去控制，以致国民经济日益严重地陷于无政府的非理性状态而导致的。其错误政策的根源，是由于指导改革的意识形态理念中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误导。
(六)
自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已陷入多年停滞和持续衰退(所发布的多项宏观经济指标许多不是实事求是和误导决策的)。国民经济的呆滞和危机有目共睹。银行存款的节节上升反映了资本从投资领域的退出，即资本过剩，这正是经济大衰退的重要标志。与俄罗斯黑钱流出案相似，中国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资本外逃。其外逃总额可能并不少于资本流入的总额。当前，随着国企日益陷入瘫疾性的休克状态。我国国民经济随时有面临崩溃之势。
在金融及外贸领域，形势尤为严重!
(七)
多年以来，计划经济被作为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不良体制而受到批判。以至计划经济成为一个坏名词，但实际上，行政管制型经济即统制型经济不应当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
计划经济是对国民经济实施统筹安排、实施宏观调控的理性主义经济原则。(邓小平说：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他并不否定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它不应当是贬义的。它的对立面是纯粹自由主义的，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及听任国际资本摆布，即实施无政府主义的放任自由的非理性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在亚当·斯密及萨伊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提出，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来没有被认真实施过。因为它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储及财政部对美国金融资本市场及宏观经济实施着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约束(利率是调控手段之一)。美国商业部对进出口贸易实施着具有明显市场保护主义倾向的有力管制。在欧盟和日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功能更加细密和强大。发达国家本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搞无约束、无计划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无阻隔的全面对外开放的自由市场体制。
(八)
对西方来说，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乃是一剂用来误导它国政策的迷魂药。在70～80年代自由主义被西方作为改革方略推荐于拉美以及前苏联阵营国家。拉美和前苏联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所陷入的严重经济政治困境，表明这种改革方案是走不通的。
市场经济不等于非理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放任。理性计划安排以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原则，与适当宽松的自由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合理的经济体制。陈云同志的经济著作中，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对我国经济的统筹安排和体制改革方案有大量至今仍有意义的设想和规划。但长期以来，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经济改革思想未得到应有的估价、研究和认识。
我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困难，我们不应向世界银行、向IMF以及美国哈佛、英国剑桥大这那些外国策士手中找答案，而应当认真研究立足于中国国情，从长期成功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陈云同志的思想和著作。
(九)
许多人已意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的原因何在?在于部门、资源及人力的配置失衡。结构失衡问题如何解决，可以依靠股市和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吗?
实践证明不能。这只能导致(事实上已经导致)国民经济的严重泡沫化。被炒家称为"发大奖"的1999年5·19股市大井喷。实际是令遭不景气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的一次内伤性出血。
当前中国整体经济形势极其严峻。几乎在所有的实业、实体生产领域中，利润率均下降到接近负数。出口外贸行业在市场外受美欧新保护主义政策的种种打压，在市场上则由于高汇率政策而减弱竞争力。国内众多生产型企业被模仿西方的税制改革而带来的复杂高税率压得抬不起头来。
甚至泡沫经济领域的房产及股市，也呆气沉沉。最近市场上流行的民谚中有几个"没想到"：
--想炒股票，没想到成了股东；
--想炒房产，没想到成为房东；
--想泡小蜜，没想到当了老公；
--想免费治病，没想到入了邪功(法轮功)。
似乎除了寅吃卯粮，实施赤字财政和高额国债政策(实际是将巨额债务留给将来)，即拿不出其他任何激活经济的办法。
(十)
手边的两份材料引人深思。
这两份材料都发生在1999年8月份的《参考资料》上。一份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这个联合国的报告指出：
"以西方国家为首提出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使这些国家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并使数以百万的人完全失去了经济保障。而实行大规模私有化正是西方大学、国际机构和政府的职业经济学家提出的正式建议。"
这个报告又指出：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人类是天生的资本家。他们认为，尽快破坏东欧和前苏联存在的妨碍资本主义的计划桎梏将促使人们自动作出反应，创造资本主义繁荣。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现在格林斯潘自己也承认，他曾认为共产党统治的崩溃'将自然而然地萌生出一个自由市场的积极向上的制度'。他本来认为实行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天性'。但结果发现决定因素不是天性，而是文化，而文化不是经济学家精通的领域。"
西方评论家针对此报告指出：
"在过去十年一直阅读报纸的人，以及关注西方国家争论对俄罗斯和前苏联阵营国家政策的人，都不会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中的这种发现感到惊讶。然而，这个灾难的规模之大，甚至会让那些对这个政策提出批评的人也感到震惊。"
评论指出，"这个报告可以使对意识形态的肆力有怀疑的人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政策建议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载自《大参考》，1999年8月31日，第48页。
(十一)
同一天《参考资料》上还刊有《远东经济评论》8月26日刊载的一位美国教授鲁迪先生的文章。这位教授强烈反对传闻中的对人民币适度贬值的传闻。尽管他承认这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短期好的效果，但是，他坚决反对!
他鼓励中国人民币在当前如此严重的通货收缩形势下，继续维持高币值。他赞扬中国的一这政策为亚洲周边国家带来好处(据说这是中国的国际义务?尽管亚洲所有国家都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以减少损失，包括日本。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承担这种国际义务，而只有中国来承担?)，他说中国的政策减少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灾难后果(而这一危机正是美国金融力量一手策划和发动的)，并且帮助美国抑制了美元升值的压力(美国应该给中国银行领导发大奖)。那么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办法何在呢?这位美国教授的建议是快速全面私有化：
"中国必须对它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进行重大的改变。现在正是采取这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适当时机。"
这位教授建议：
"中国向大型合资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并鼓励大力发展私有化将促进出现繁荣的局。不需要多长时间，金钱和对自身有利的主动精神就会在就业和生产活动方面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局面。中国的错误一直就因为它依恋固有的公司制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已经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必须尽快予以废除。"
我们看到，这位教授的建议，正是联合国那个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威力巨大的馊主意"。
尽管这种馊主意已使俄罗斯"一亿人陷入赤贫，数百万人失去经济保障"，"其灾难规模之大使那些曾批评这个政策的人都感到震惊"。但是，他仍认为有必要在中国也尽快推行!近两年来，类似的建议在中国被不断提出。当前我们已看到许多由于国企崩溃而造成的灾难。
如不立即扭转政策方向，可以深信，其灾难的规模之大，有一天会让上帝都感到震惊!
(十二)
目前，国内外的一些理论家再次把"改革"的目标集中到解散(即全面摧毁)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企上。他们不顾俄罗斯私有化的经济崩溃现实，竭力把中国决策者引导到重蹈俄罗斯覆辙的道路上。其原因和目的究竟何在?
西方势力把对"改革"的目标集中在国企身上，这不是偶然的。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市场无序竞争及投资的盲目性与重复性上。而与所有制问题无关。那么，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却总要把中国的国企予以摧毁呢?这里有一个大阴谋。
国企，大型国企乃是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形态。中国的国有制形态，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柱和基础所在，是中国国力与国家权威之所在!正是通过这种所有制形态，才能将垄断性金融资本与垄断性产业资本高度集中，才能形成有效的国内市场摒卫，通过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于一体，而成为外部势力控制中国不可逾越的障碍。
很难设想，如果不在50～70年代形成这种强有力的、集中有限资源的国家垄断资本形态，以当时中国那种落后的经济基础，中国可以搞出"两弹一星"，可以形成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
(十三)
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是否都是不合于历史潮流的怪物呢?近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篇文章指出：
"最近，世界上超越国界的超大规模企业合并一桩接一桩。德国的奔驰和美国的克莱斯勒合并；德意志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家信托公司合并等。这种合并动向不仅表现在汽车、金融行业，也已经扩大到了化学、信息通讯、医疗、飞机制造、航空等广泛领域。
世界各国有实力的企业一齐行动起来争夺世界市场。世界进入了所谓的大竞争时代。要想在大竞争时代取胜，其战略是：通过大型合并，实现经营效率化，把因此而产生的多余资金投入到重点事业中去，以提高竞争力。"
为什么西方跨国资本在把垄断性跨国企业作大，而在我们这里，却诱导决策者不断出台新政策，搞垮、搞散、"股份化"掉大型国有企业呢?很简单，搞乱搞垮搞散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外部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将它们分散而吞吃掉!
(十四)
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惟有美国经济一家独秀。其手段主要是利用突出性的金融掠取。
中国在开放金融上所设置的市场屏障，以及金融与产业相结合的一体化国家垄断资本形态，是美国金融突出力量进袭中国掠取巨额超经济利润的最大障碍。我们看到，在俄罗斯所谓改革派力量主导下，俄罗斯自我摧毁了这些障碍，于是导致俄罗斯国家资金的大规模外流，其规模远远大于进入俄罗斯的外国资金数量。
如果中国接受类似美国那位教授提供的大规模私有化和摧毁国有化体制的建议，接受美国金融开放条件，融入美国主导的资本市场，摧毁国有金融及产业体系，其结果只能是一个，中国走向社会动荡和动乱，最终是走向殖民地依附道路。
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
此文是何新1998年写报中央最高领导的研究报告。
江主席对日访问已结束。
日本对此次访问采取一种十分矜持--即有礼貌的保持距离和冷淡的态度。日本拒不承认错误而谢罪道歉，同时拒绝就台湾问题说"三不"。右翼分子在江主席在神户大学演讲时公然捣乱会场，极其无理。联系日本近年来对外政策所作的一系列调整，这些表现背后实际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涵义。
1、未来30年内，中日之间，有交恶以至交战的可能。
根本问题是美国已成强弩之末。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即将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弱化，以及欧洲新秩序，欧陆新轴心的出现而日渐没落。新的世界秩序在重新形成。但是，东亚新秩序的未来前景极不明朗。中日两雄不并立。日本要作东亚中心，必须孤立、分解或孤立中国。展望未来的几十年，中国已成为日本图谋构建以日本为经济政治中心的未来东亚新秩序的第一位假想敌。
2、近期以来，日本及美国有一系列举动，都有战略意义：
(1)日本与美建立导弹防御体系。(2)发达国缔结限制高技术扩散协议(一方面防止对第三世界扩散核导弹技术。另一方面防止对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国扩散高级电子技术)。(3)高薪诱惑聘购中国电子软件人才。(4)日本已突破对外派兵的宪法限制等。
3、日本对韩致歉，不是向韩致歉，而是向美韩联盟致歉。因在韩国，美国经济、政治、军事都染指甚深，加以日本从战略考虑出发，图谋在未来借韩国为基地登陆朝鲜半岛。这些都需要以改善日韩关系为前提。因此才有日首相公开道歉之举。
4、日本最近的战略动向，同时有南进和北进之举。在南方沿海西进。实际上，在台独势力背后，在近期东南亚出现的反华排华浪潮背后，(如菲在南海闹事、印尼排华、新加坡图谋取代香港作亚洲金融中心等)，都浮现日本授意及支持的影子。我们应当注意到，以美国日本为背景，一条为遏阻中国而建立的由太平洋直贯印度洋的珍珠链式战略线正在形成。即：日本--台湾--菲新马--泰印尼--印度。中国必须高度警惕今后日本通过代理人染指香港事务。
5、在北方，日本在北进。日本已降低对俄姿态，以合作开发俄罗斯北方列岛为前沿，登陆西伯利亚。同时日本在试控拉拢蒙古，插手朝鲜半岛。将来日本很可能试图重蹈日本19世纪拟定的"满蒙战略"，即沿着以朝鲜满蒙为基地，割据关东分解中国的旧辙前进。
6、为适应东亚形势未来的变局，我国有必要修改对朝战略。声援朝鲜。
日、美构建导弹防御体系，名义是防朝，实际是针对中国。对中国来说，朝鲜仍然是唇亡齿寒的战略前沿据点。
7、应寻求在中俄之是加强经济联系。否则单纯政治关系、"战略伙伴关系"都是空洞的。
建立将中俄贸易，由企业的行为提升到国家间的政策性行为。向俄提供援助(债务形式)。为中国的过剩消费品寻求富有潜力的俄罗斯市场，缓解其经济困难。同时让俄罗斯的能源、原材料、矿产品、重工业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应该看到，俄罗斯、中亚及西亚伊斯兰区域、土耳其及东欧，可以作为中国未来寻求新出口市场及资本输出多元化的值得重视的区域。
8、向日本人谈"以史为鉴"是用处不大的。问题在于，对日本来说，明治以来的100年历史是光荣与耻辱并存的历史。日本人仅仅认为自己发动对美战争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二战日本是败在美国(工业、科技、原子弹)而不是中国手里。在对华战略上日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错只在战术上：发动两线作战，对华战争同时对美开战。困皮，日本对侵华战争从无悔意。由于日本对我国军事技术冷眼蔑视，以及日本在军事技术和高科技领域蕴涵巨大的潜力，日本在高技术形态下全面军事化，军国主义化已不是很遥远的前景。其在社会意识形态和舆论上一直对此是有战略准备的。在日本高层政经界(特别是金融资本财力)中有极深根源的右翼势力，一直在为此作准备工作。未来中日具有再战的极大可能。现已可以设想几种可能性(参看附录)。
联美遏华分解中华，最终亡我中华，是日本100年来对华的既定战略。
9、美国发动亚洲金融危机动荡东南亚，目的之一是打击中国。日本也蒙受损失，其金融资本从东南亚迅速撤退。但日本采取全面收缩战略，实际是让出战场，有利于美国攻击香港、中国。而避免自身与欧美正面冲突。
日本金融实力并未受大挫。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由于日本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股人之一，又是大庄家，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中反而受利。一旦美资撤出，它仍将在东南亚出击。
10、未来国际形势有极其严峻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尽管可以作工作，但由于缺乏牢固的其同利益的纽带，以及各国从自身国家利益的自私谋算，在未来面对与日本可能的抗衡中，中国在发达国中，甚至在俄罗斯方面，都可能找不到真正合作的盟友。他们只会坐收渔人之利。
11、根据我访问日本时对日本文化的观察，日本人在文化的心理上，自命为太阳神子孙(皇室)，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甚至官方从不承认汉字是向中国学来的。他们眼中的中国人是一个劣等民族(劣等支那人)，贫穷、愚昧、肮脏、落后、腐败。他们以巨资扶植拍摄中国电影中类似"××""××"一类，就是让中国人自己向日本人展示丑陋支那人的文化形象，向日本新华者和年轻一代灌输仇、蔑华情绪。
我当年写《诸神的起源》目的之一，就是告诉日本人，太阳神最早本是中国人(伏羲--黄帝)而不是日本人的始祖。中国称华族，称汉族，本义就是日华、光华及天汉(银河)之族。
我这本书最近在日本由树花舍出版而引起文化界轰动。实际上，这种文化研究也是政治研究。对这种研究，国家应在文化政策上给予支持。应当明确鼓励一切长中国人历史志气的研究，但应当抑制那种灭中国人志气的研究。但目前的文化政策对此似非常麻木。
近一个世纪以来，胡适、张光直一流亲美学者从西方引来所谓"疑古"、"实证"的观念，把中国上古史抹成虚无和漆黑。目的是迎合西方文明中心论，否定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从概念上摧毁中国人的自尊心、自豪感。这一派在考古学、历史学观念上，至今仍有影响。
例如胡适认为，连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都不存在，楚辞是被人编造的。现在的学术界，胡适很香，郭沫若很臭，鲁迅也不香。最近文学界从美国又刮过来一种崇宋抑唐的舆论。崇宋就是崇那个投降捐帑无耻汉奸成邦的弱宋，抑唐就是抑制在两千年历史上，特别是在汉、唐、明、清四代中，中国作为东亚文化轴心幅射成为大中华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的事实。在我看来，这种学术可以称作汉奸学术。
12、冷战结束后，由于发达国家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迫切需要，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正在日益尖锐、激烈，从伊拉克、伊朗、古巴、直到朝鲜，从南斯拉夫到最近在英国扣留皮亚切特，我们可以看到美英新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打击一切有可能威胁西方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的国家，一方面准备跨国界超国家地以西方人权及国内法律标准，推向全世界。试图将西方法律国际化，跨国化。这实际意味着一个新殖民主义时代即将到来。
这种新殖民主义，也就是西方人所讲的"全球化"运动的实质。地球环境、资源、生存空间的紧迫性，使得未来西方可能再度为上述理由提出净化人口、奴役和淘汰劣质民族。也就是说，西方列强的新种族主义可以呼之而出。(皮亚切特其人如何毋庸论。但他是智利人，到英国治病，西班牙要求审判，英国竟予扣留。这是什么事?西班牙的治外法权来看哪里?不要忘记，智利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就是"全球化"。)
19-20世纪曾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是反殖反帝的世纪。列宁、毛泽东是这个世纪的世界性英雄。而在这世纪末，事物正走向反面。我们现在再次看到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在全球伸展扩张的阴影。
13、"大兵瑞恩"反映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英雄主义。"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华盛顿邮报10月25日文，见《大参考》11月11日)
面对多难的未来，中国也需要新爱国主义、新国家主义(加强国家宏观控制)、新英雄主义。
加上一个国家指导下灵活的市场主义和新世界主义(向外发展经济及建立世界经济政治公正新秩序)。在此基础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国才可以形成有远见而能引导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界战略。
14、必须防止形成美、日、欧反华联盟。尽管三方矛盾重重，但在遏阻中国这一点上，它们有共同利益。中国威胁论的根本要害，并不是西方担心中国强大起来搞对外军事侵略。(它们知道中国军事力量落后，几十年内作不到这一点。但它们故意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吓唬东南亚，阻吓它们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西方真正担心的并非中国军队，而是中国当前的资本、商品、劳务输出，在经济上与西方争夺世界市场，吸纳西方技术，提高工业能力。
因此，遏制中国、遏制俄罗斯是西方不变宗旨。此与中国、俄罗斯采取何种意识形态，何种社会制度完全无关。市场经济严格的竞争规律导致强者生，弱者死。朝、伊(朗)、伊(拉克)、利、中、俄，都是美国及西方名单上的假想敌国，也是20世纪新兴经济及政治势力的代表。美国最近把矛头指向朝鲜，真正目的也是围阻中国。对中国来说，朝鲜仍是唇亡齿寒之邦。有必要给予支援，不能使其沦为美、日的附庸。在这一点上，中国应当有远见。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行为，不仅是领导中国革命，而且是：1、朝鲜战争--打破了美苏雅尔塔两分世界格局。2、万隆会议--提升殖民地国家地位，中国从此成为第三世界归心所向的代言人。3、越战--摧毁美国世界帝国主义的军事霸权，使美国此后二十年间(直到海湾战争前)对外不敢轻言战。正是毛泽东把中国提升到这样一个地位，进一步是就是超级大国，但退一步却会被分裂，以至重新沦为美，日附属国，甚至会成为新殖民地。
何去何从，居安思危，值得新一代领导人未雨绸缪，从大战略角度全盘筹措和考虑。
［附录］
中日美在未来三十年中，至少存在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以至战争的以下三种假想的可能性：
1、台湾海峡危机
台湾于21世纪前20年内宣告独立。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彻底宣告脱离中国母体。(21世纪前20年内作不到这一点，则台湾即永远作不到了)。
中国攻击台湾，引发台海冲突。美国自日本基地出动援台，日军配合。形成美、日、台联军对华作战。
也可能日军直接援台，或在东北、山东、江苏沪宁一线攻击中国本土，围魏援赵。
2、南海冲突
菲律宾/越南在外部力量支持下占领南沙/西沙若干岛屿，设置标记，虏获中国人员。与中国海军发生冲突。事态激化，中国海空军陈兵攻击。日本/美国军事政治支持对方，并实施军事援助。日美海军出动沉我战舰。
3、朝鲜半岛危机
朝鲜因经济恶化，政权不稳，内部生变。三八线附近爆发冲突，韩军越境入朝干预。日、美支持韩国。朝鲜紧急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1998年12月2日报中央)
股市黑洞揭秘
华军网9月4日有一篇文章。讲一个深圳女孩在股市上发财的故事。用1万元几个月就炒出了40万元。一翻40倍，真是恭喜发财呵，让人流口水。有如此美妙又短干快的生财之道，工人何必作工，农民何必种田，国家何愁没钱？！都去炒股好了！
但人们不禁要问，40-1=39，那39万又从何而来？股市并不是印钞机，也不是从事生产的实业，这39万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或者是某种"大法"，空手搬运而来的吗？
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这乃是资本的直接增值。这是一个好说法，但它只是一个说法，用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那39万究竟从何而来。
最近有反人韩德勤写了一篇文章，揭开了这个谜。这篇文章把股市的原理讲透了。原来，那39万实际是来自变相的"集资"。这种集资生财之道，古已备之，并非"新经济"的发明。晚清人称此术为"老鼠会"，又叫"砌砖塔"。曾流行江浙一带民间亦称"抬会"。见诸于"廿年目睹之悟现状"。近年有无锡邓太、长城沈老板太福即善用此术，用"高投资可获高回报"的预期，把大家（股民们）分散的钱"集"了过来，或者用一句行话说是把别人的散钱圈了过来。只要天天有新钱圈进来 ，此术就永远不会破，而且愈抬愈高。但一旦没有新钱入圈，这个把戏就会漏底了。有赚的，同时就有赔的。赚钱的欢天喜地，赔钱的"被套"。被套的一旦绝望就跳楼。
索罗斯1997年在东南亚制造了一回大跳楼。他的"基金"不过是中式"老鼠会"的洋名而已。今天股市上一批"大土鳄"仍在天天圈钱。天天有人赚钱、圈钱，就天天有人被套，天天有人面临跳楼的危机。近年资金市场的非法集资与股市集资的本质具有同一性。可是邓太、沈老板因为非法集资被枪毙了。但受到经济学家论证和政策鼓励的股市圈钱却如火如茶。主流经济学家说，股民们的投资决策，是根据企业的效益。玩股的人都知道，这纯是欺人之谈。股民们跟着庄家走。庄家选股则有随机性。通常盘子愈小，挑升愈快，圈钱愈容易。这也就是庄家们对二板市场特别感兴趣的原因。千万别信电视上那些评股的专家，据说他们往往是被"大庄家"雇下来捧股的"托"。
讲透了，90年代赚钱的最优方式不是搞贸易和产业，而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资本套取，即直接圈钱。庄家的本钱愈大，就愈容易挑起股价高涨。股价一涨，小鱼们（即散户们）就纷纷吞钩跟庄，跟得够多了，庄家就可以作空仓了。一空一抛，成千上万的大钱就圈到资金大鳄的肚子里了。
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国家投资的方式基本上无非是两种。一是自由金融证券市场。一是来自国家财政。但这两者不是并行不悖的。开发西部需要资金，钱能从股市上集到吗？不能，钱都流入股市，银行资金也去炒股，不要说开发西部，就连搞国防也没钱了。入股市钱愈多，存在银行中和国家财政可以用的钱就愈少。中国经济为什么近年陷于困境？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中国最严重的腐败不在别处，当前社会的两极分化日趋尖锐。但导致这种分化趋向极端的区域，即在股市。股市本身是非生产性的经济，对国民经济不能创造任何财富，而只是对社会已有财富和资源实施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中的根本机制是"按资分配"。谁掌握的资本大，谁就有机会成为大庄家。股市是当前经济政治中的一个最大黑洞。这个黑洞比海关走私、比偷税漏税，不知要深沉多少。这个洞中流失的国产，被股市大庄家金融豪客转移而吞没的国有及小百姓资产不是百万、千万，而是亿万计。成克杰贪污4000万该枪毙，但在股市上一年掠取4个亿的富豪却号称"投资家"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
二板市场一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大门再一打开，不仅将进一步导致货币迅速集中到拥有大资金的股市巨豪手中，而且中国的金融血脉从此将源源流向跨国性的国际大庄家手中。
所以说，现代的金融帝国主义，已不需要八国联军，一不抢房子，二不抢地，只要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证券市场的大门打开，只要让国际金融大庄家的资本自由进出，一切照国际规则办，国际大庄家就可以进来圈大钱。这就叫资本的进化。
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起因就在这里。直到后来俄罗斯国家银行的血快流干了，连当年力主推进自由化改革的总统叶利钦也受不了，于是不得不重新限制资金自由进出，关起大门。金融危机促发政治危机，昔日的改革人叶利钦只好黯然告别政治舞台。80年代日本贸易对美国年年有巨额顺差，导致美国资金向日本逆流，日本企业在传统工业领域几乎打垮了美国所有的产业竞争对手。但是从90年代起，美英金融资本跟日本人不再斗产业，而玩汇率，玩股票，玩金融衍生工具。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打得小日本经济十年不振。到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都是摆在眼前的教训。可奇怪的是，我们中国人却好象至今还是视而不见。
（本文原载于"何新世界论坛"，http://www．hexinworld．com）
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
此文是何新2000年3月12日写报中央的一篇形势分析和评论。文中明确提出了失业、统计数字失真以及股市庄家圈钱问题，这些问题已引起中央重视，从政策上作了调整。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1． 国家在近年内可能由于失业问题爆发中型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2． 香港近期可能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
这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
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
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
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
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
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
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2000年3月8日写，3月12日修改补充）
何新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
（1998．8）
对目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来不准备发表看法。（1）一些基本观点和形势预测，在过去的几本书中都已谈过。近年的形势发展似在意料中。（2）目前在国内传媒占据舆论主流地位的议论是庸俗经济学。对这场金融危机，多数议论仍只是对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流经济思潮作出应声虫式的回应。不值得对其作认真讨论。但是，考虑到当前这场危机仍日益深化，对我国的经济前途影响日深，如对其走向与本质认识不清，可能导致国家命运的重大转折、因此，写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领导参考。
一
世界经济在90年代将面临二次大战后5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点，笔者在1990年前后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有预测：①"去年东欧事件后，有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人其黄金时代。而我个人的看法却正相反。依我看，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1990·12·11人民日报第一版《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S教授谈话录。）
（这个观点发表后，当时曾被香港报刊抨击及国内一些学者嘲笑。）
②"1991年以来，世界资金市场激发炽热的金融投机活动，再度形成股市膨胀的"金融肥皂泡"。但是，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工业利润率下降，失业率上升，正从深部损害着世界各国的产业经济。从长远趋势看，在世界经济当前的表面活力下，潜伏着极其深刻的危机。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全面态势和近十年来的基本趋势，有根据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可能正在进入历史上第三次经济大衰退的下降低谷。90年代很可能发生全球性结构性的金融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危机。"（人民日报1992年1月24日《内部参阅》增刊第一期。）
二
因此，认识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应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眼光。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远未走到尽头，我估计其在明年将深入到欧美地区，将进一步直接震撼美国。这个危机能够在几年前被预测，说明其爆发不是偶然的，而具有某种客观的必然性。现在可以说，当前这场危机，最初由美国跨国金融投机集团对东亚发动，但其结果，却是美国统治集团始料未及也不能控制的，而且已经引火自焚，严重地危及美国自身。
因此，发动这场危机的始作源者，甚至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抨击：
"当代美国主要经济评论家库特纳（RobertKuttner）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东指西地宣称亚洲的崩溃是结构出了问题，包括太多的国家干涉，太多的亲信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足等。但这些指控其实都是避重就轻地找理由，反而疏漏了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充满了恶意的，完全不受节制的流动资金。它挟带超国家的实力排山倒海而来，再健全的体质，再多的外汇储备，都将无法抵挡它的威力。库特说道："一旦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机集团选为打击目标，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力量中。热钱涌入，追求超级利润，在一番扰乱而不再有利可图后，它又快速流失，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这种投机资金唱和，以货币紧缩和经济的收敛来因应困境，向金融市场屈膝的结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紧缩。"（《参考资料》9月16日南方朔文）
三
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点，最近国际经济评论界已有共识。以至一向以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缪尔森最近也对西方领导人发出严肃警告：
"这场经济动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其经济学家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几乎已经不知所措。正如所有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后果一样，这场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会性政治性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少数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孤立的问题了。日本、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在放慢增长速度或陷入衰退。这些地区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除非它们的经济衰退被制止，否则崩溃局面将自行蔓延。"
一位德国银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也会跟着倒下去。现在的情况与2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情况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有一个共同点是：股市在有时出现引人注目的技术性反弹后又一再下跌。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金融货币投机到了极没有节制的地步。"（《参考资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危机乃是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将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终倾覆。
四
如果以10～30年发展趋势的观点作中程展望，我认为未来世界极可能陷入多区域的战乱局面。从苏联崩溃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为美国一极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实现"多极化"。但是，这种一极化需要非常强大的能够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力量来支撑。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目前却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这种一极化的局面，是支撑不久的，必将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国、各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无极化的动荡纷乱世局。
这种前景，在不远的时期即将出现。
五
1990年我访问日本时，当时任参议员（后为首相，现任大藏大臣）的宫泽喜一曾对我说，战后，90年代世界经济中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将形成三大货币区：
1．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
2．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马克区；
3．美元将不再居于世界货币地位，仅作为区域性货币从而形成美元区。宫泽说，这将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局。
宫泽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其国际金融方针的战略指导思想。人们所说的国际政治多极化，其经济基础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多元化，正是以这种天下三分的蓝图为基础的。
六
但是，这种局面的发生，将意味着，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即不再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对美国自身来说，这将意味着其巨大的外部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美国作为巨大国际债务国，在国际金融中实际早已处于存在最大坏帐、呆帐（末清偿债务）的不良金融国家的地位，是国际中一个最大泡沫经济的寄生体。
德国一位著名银行家最近指出："美国经济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投机气泡，这个气泡是在支撑着美国巨额债务的华尔街证券推动下形成的。这是一种虚无的东西！在美国有50％的家庭是投资股票的，这个数字已经破了历史记录。就像美国的负债水平破了历史记录一样！"（《参考资料》9月16日）
一旦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也就是美国不再作为掌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银行国家，其表面庞大而骨子里虚弱的金融地位即将现形。这一前景对是美国是一个恶梦。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从打海湾战争到以"对冲基金"为金融突击力量发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为了阻止这种天下三分的局面发生。在实施这种战略时，美国一直在有效地利用两种国际金融工具和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这两种金融工具就是：
（1）表现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的庞大跨国金融游资
（2）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两种金融工具的背后决策者，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国会。而其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萨克森主张放任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七
去年年底我在香港，有一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我讲了一句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危言。他说：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这场战争的手段不是飞机大炮，而是金融手段--各国货币储备、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金融信息。
但是不管用什么手段，某战果是一样的。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掠人之财，屈人之兵，乱人之政。近一年来，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我们在俄罗斯、印尼，在韩国，在东南亚，看到强人倒台，政权易位，无数人倾家荡产。据统计，"除了在金融市场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和有价证券价格下跌以外，人们还看到当地人的资产贬值75％（包括香港）。相当于1997年的100美元贬到今天的25美元，甚至更少。设在香港的一家基金会的代理人马克·费伯最近指出，亚洲主要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按美元计算）至少下降50％。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下降了80％。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如今低于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后者人口仅为700万。香港自去年7月以来，房地产价格已下跌 40％，人民资产缩水 170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金融体系总储蓄已丧失掉一半。"这种惨重损失的后果不亚于经历一场大型战争。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在1997年不露声色地对东亚发动了这场金融战，可以说正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必须指出，为美国策划和发动这场金融战。在前方冲锋陷阵者是索罗斯及老虎基金会等对冲基金，而在后方谋略策划，提供后勤支持的乃是美国联储、财政部以及IMF。
这四者表面不同，实际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服务于美国国家以及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一体化战略目标和利益的。
八
美国去年发动这场经济战争，在战略上有两大目的。第一通过摧毁东亚区域经济，打击日本金融资本，迫使其收缩，从而使日本在80－90年代试图构筑以日元为中动的东亚货币区的战略努力被遏止。
这一战略目标可以说已基本上得到实现。
台湾评论家南方朔指出："就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自从进入80年代之后，其旺盛的生产力即已直通欧美，并面临欧美强大的保护主义及"修理日本"（Japan－hashing）的冲击。这促使日本采取"再亚洲化"方针，在东南亚扮演投资火车头的角色。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打击目标之一无疑是日本。因此，亚洲金融风暴可以被视为处于强势的美国金融势力重新攻占亚洲，而日本则被迫谈出的一个转折点。"
九
美国的第二战略目标是自亚洲获取巨利后调集资金力量进取俄罗斯及欧洲市场，通过俄罗斯和欧洲股市的大幅震荡，陷德国马克于虚弱地位，进而阻遏破坏欧元在1999年的实施。1991年以来的7年，是欧盟为实现单一货币艰苦奋斗的7年。明年1月1日起，欧元国家将在非现金交易中引入欧元。三年后，2002年1月1日，欧元将全面进入国际货币流通领域。这是世界金融领域中的一场结构性变革。将导致世界货币体系的两极化局面，意味着美国国际金融霸权的终结。围绕着欧元的兴起，美国与德法为轴心的两大金融力量正在角力。这场战役方兴未艾。正当亚洲各国（包括香港地区）在这场美国发动的摔不及防的金融战中倍尝苦果而纷纷采取保护本国货币措施后，未来国际金融大战的战场将进一步由亚洲转向拉美、欧洲和美国本身的战场。
十
俄罗期经济学家康·索罗金不久前曾在一篇论文中深刻揭露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指出：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在亚洲方面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先对小国和周边国家进行打击，然后对因周边金融环境不利而被削弱的亚洲主要大国--日本和中国进行打击。然后，计划将"战斗行动"推进到欧洲，以中断金融一体化进程并使欧盟的经济支柱--德国发生动荡。最后，美国准备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将使"接受施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美国及IMF"慈善家"。
"正是美国人不露声色的行动使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韩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急剧恶化。向上述国家提供贷款的银行也岌岌可危，日本的金融体系动荡不安。日元不断贬值破坏了该地区业已形成的汇率制度，加深了东京与亚太国家，特别是同中国的矛盾。其原因是：该地区国家的货币贬值使北京的出口能力下降。为了保护本国的生产厂家，中国本应使人民币贬值，但是，无论从国内政治原因，还是从对外政策原因考虑，采取上述步骤对北京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中国不得不花大力气保持人民币的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就不可能谈亚洲货币统一和亚洲结算机制问题。"
这位评论家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亚洲国家对石油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减少，使"初级产品"的世界价格大幅下降，低价格重创了俄罗斯，但却加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此外，亚洲危机还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并加强了美元作为世界结算单位的地位。
竞争对手的困境使得美国人有机会插手以前难以染指的该地区的事务。韩国不得不全面采取IMF的货款条件，将银行体系"廉价出卖给美国。"日元大幅贬值之后，美联储大量购进日元，使日元汇率趋于稳定，暂时平息了日本金融市场的风波。但这种干预附加了一些强硬的要求，其中主要要求是准许美国金融机构购买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大量股份。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使它的最大债权国德国银行体系深陷坏帐危机。而目前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十分接近泰国、印尼过去与日本的关系。（《参考资料火1998年8月4日文"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种高水准战略分析的出现，表明俄罗斯经济学界终于从萨克斯休克疗法的理论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十一
1994年2月本文笔者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曾提及当时正在被国内舆论界火热鼓吹的金融体制全面对外开放及自由化问题，双方问答如下：
记者：对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走向，您有何看法？
何新：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如果仍然盲目听从美国来的专家（包括IMF）建议及理论学说，一味模仿采取美国式的银行体制，我国国家控制下的国有制金融体系最终势将解体。
记者：那么您对中美财长最近发表的《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第8次联合声明》如何看？这份声明很明显表示，美国将大举插手中国的金融领域。
何新：我知道，美国赢了。
记者：如果中国金融真像您讲的那样发生崩溃，后果将是怎样的？
何新：一旦人民币信用由于恶性膨胀而崩渍（像目前俄罗斯卢布那样），那么为了支持人民币信用，可能国家不得不更加依赖内外债务和谋求得到国际金融资本支持。最终在"对外开放金融"的幌子下，外国金融资本将长驱直入，迅速冲击和占有我国原有的金融市场。那么我国经济改革全局最终可能将以人民币信用崩溃为标志，而于本世纪末陷入难以收拾的总体危机。（《中国时报周刊》1994年3月20日第116期，《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放慢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使上述前景得以避免。然而，爆发危机的阴影并没有彻底消失。
中国并非本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若干金融机构由于负债累累而破产，也表现为近一年来日益深化的产业危机和严重的失业问题--这种产业危机实际是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因为许多企业就是由于呆帐、坏帐问后得不到银行资金支持而破产的。当前产业危机的严峻性，可以说是建国5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十二
几点建议：
（一）以上的分析如果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必须看到，美国华尔街背景的对冲基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是一个战略整体，都是为美国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和美国金融资本统治世界服务的。因此，我国的货币政策不应该盲目追踪IMF的建议。而应该以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标的。
（二）人民币汇率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适度灵活浮动，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为履行对IMF的某种政治承诺而固守僵死不变的货币及汇率政策并非明智的政策选择。
（三）1999年欧元的诞生，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欧元将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有报道说：中国准备将一部分国际货币储备由美元转为欧元。这种寻求多元化的方针是明智的。
（四）我们将进入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而不是平静缓和的时代。对国际经济形势未来的严峻性以及国际竞争的激烈性，应有足够充分的估计。但是当前有人提出，有鉴于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的失败，今后中国应采取闭关自守的战略而放弃谋取世界市场的战略，这是绝不可取的。这种舆论的突然噪起，正与1988年--1992年前后鼓吹中国加速人关的噪动一样，理论似乎相反，但背后却有某种共同的意在误导国家经济方针的国际战略背景。很显然，正如同美国近年竭力阻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制以遏制中国的国际竞争，这种新理论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应当看到，不采取开放体制，中国无法解决自身人口过多、资本及资源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中国应当利用当前国际原材料价格下跌的世界市场，吸纳国际资源，更快地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金融上努力保护本国市场，在贸易上不断扩大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制造品的占有份额（以提高本国过剩工业部门的产销出路，提高产业就业率），同时有计划地实施跨国资本输出和劳务输出，以谋取国际利润，扩增外汇积累，纤缓内部人口压力--这才是中国面对跨世纪发展所应采取的有远见的经济战略基本方针。
（本文于1998年9月16日报中央）
（编者阻注〕10月中旬，传出美国若干对冲投资基金遭受重创而受损的消息，美国联储及财政部立即策应银行给予扶持。在对冲基金受创撤出亚洲、俄罗斯后，危机正逐步向美国本身及南美洲、欧洲区域转移。
形势的发展与本文的预测是一致的。
（1998年10月31日）
（1998．8）
编者按：这是何新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前准）写报中央领导的一篇政策研究文章。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的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其次是在保证国家主权、政治独立、经济繁荣的前提下，促进融入全球一体化经济贸易体系的进程。因为只有寻求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而不是抑制就业，抑制生产力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唯一可行的政策方针。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资本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引人注目趋势。本文拟试对这一进程的起因及后果作一初步分析。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
中国近十几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特别是1992年以来，此进程之迅速，由于国家政策的导向和保护，是惊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由以实物产量导向的计划体制向以利润导向的市场体制转化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大量极其深刻的新问题。迫切需要给予重视和解决。
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扩及于工业领域。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私有经济。）随着非国有工业的扩展，开始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之竞争。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 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 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 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
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地政府的财政困难。
这四个原因导致物价下降，是暂时的，正是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反映。一但另一方面，尽管物价回落，由于众多产业及建筑部门持续不景气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半失业，从而导致多数居民收入的下降，其降速及降幅高于物价下降速度，因而对低收人居民来说，物价仍呈相对攀升，对普通百姓仍属逼人。
十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1995-1997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迅速崛起了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多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权或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十一
当前中国经济，只有东南沿海区域尚好。即因为其能得到深圳、上海金融市场中汲取到的资金力量的支撑。
中国工业改革较成功的时期，是1991－1994年期间。当时 纺织品出口业及一部分机电产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意义重大的成功。但在1993年以后，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带头将投资引向中国国内房地产业，中国经济的内部投资在房地产高回报的虚假利润诱导下，大批资金转移方向而用于内需主导的房地产开发业，使一批出口部门由于资金不足银行周转不灵而衰落下来。由于资金短缺形成的金融市场高利率，以及继之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缓留退税等），进一步严重打击了中国出口业。1995－1996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1992年以后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失去了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和危机的重要原因。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可参看美国财政部的年度报告）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因此，当1995年政府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使国内房地产开发热冷却后，加上出口行业已发生的萎缩，一系列带头产业下落所引起的落潮效应（投资逆减乘数规律），立即导致1995年以后中国产业部门陷入相继衰落的困难境地。
十二
综上论：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
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这一危机的表现是；农产品因丰收及市场吸纳不足而过剩。在工业领域当前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大量非国有企业亦都陷入困难处境。这种工业危机是普遍的，并且近年来是持续深化的。已由生产资料重工业及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的生产部门，扩展到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并且近年来进一步传递到交通、邮电及服务（第三）产业部门。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人生计无着之境。
由于社会收入急剧下降，以及购买力下降，导致商品滞销及商业销售危机，由此而来的部分物价下降，不应被误认为是通货膨胀已被控制。实际上，由于人民收入水平的下降速度高于物价回落速度，因此通胀并未真正抑制，社会中两极分化其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愈来愈多无业无出路青年为谋求生存而被迫走向犯罪。
十三
中农信的破产，是当前经济中金融危机的表现。
英国《金融时报》在评论这个事件时指出："这一事件也许只能证明这只是债务缠身的中国金融部门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问题不在于这个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有多大，而在于这个冰山有多大。"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这场以产业衰退为标志的经济危机，近年以来，持续不断地向纵深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一危机打击下，将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私见以为，近年来经济的若干政策方针亟须调整。如过高利率，以及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难以承受的高所得税率，以及人民币高汇率即人民币价格被过高估计的三高政策，虽然导致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不利于产业特别是出口行业。
1996年发生的掠取性股市狂潮，是国内资金通过第二金融 渠道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尽管银行利率下调，但由于经济不景 气，产业投资难以获利，因而过剩资金被转人股市。在股市中资金被再分配和流变为消费资金。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爆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
由于经济中没有新的产业增长部门，亦没有新的大型投资源进入。因之短期内尚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前景。
我担心，这种持续衰退进程的继续，如不扭转，将在3－8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我国国民经济的局部瘫痪。这种局面必须避免！
十四
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部长、省长高级官员单纯依靠工资均难以维持生计。腐败已成为中下层官员的必然生活方式。
这种持续纵深化的社会危机终有一大会转化为政治危机。
顺便还应指出，中国及当前西亚太区所遇到的经济危机，是80年代末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向东方转移的表现。（美国经济近二年的复苏，实际与对日本经济出口的遏制以及亚太资金的转移注入有关）。
十五
如果没有有效的积极政策及对策，所谓"两个转变"就是很难落到实处的空谈。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存在每年不断增长的庞大过剩人口的政治背景下，维持高就业率是保障社会安定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实施阻遏小企业、乡镇企业（因其技术落后），而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的政策，是不明智的。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维持高就业率，而绝不是鼓励破产。
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 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代理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在国内，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保持国家在金融政策和体制上的主导地位。必须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资本的快速膨胀。必须抑制泡沫经济。
在国际上，应大力提高国内经济力量（国营、民营）对外的整体竞争力，而减小其内部竞争，充分发挥中国拥有廉价剩余劳力这一优势，以提高社会就业率为目标，全力拓展国际市场。之所以有必要加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经贸体系，就是因为这是更有效地拓展中国工业过剩产品市场的必要条件。
（1997年1月4日写，1997年3月上报中央）
编者按：请读者注意，何新此文写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夜。
论中国的新工业革命
（1992年10月6日）
今年我因事先后到四川、安徽、黑龙江及浙江四省，顺便做了一些观察和考察（年底还准备去些地方）。边看，边研究，边思考，使我在过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面临经济问题的主要脉络取得了一些较具体的认识。
我准备把我在各地走访所得到的一些印象和收集到的材料，做研究整理后，分为三或四篇，写成意见奉报领导同志，并作为个人向党的十四大的一点献言。
一、中国正在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一个基本判断是，尽管仍面临复杂、深刻的多方面问题，但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总体情况是好的。我注意到最近英国撒切尔夫人在台湾提出一个看法，她认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大革命的边际。"我个人认为，不论出于何种背景，她的这一看法具有远大历史眼光，是颇为深刻的。
实际上，中国在当代所发生的整个经济改革运动，的确可以看作是1949年以来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二、50年代我国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
在50-70年代，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此二十多年中，在中国建立起分布于全国骨干城市的（国营）工业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工业体系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部门。60年代的三线建设使我国工业化的布局，由沿海地区被引向中国内陆和纵深区域。虽然三线建设在交通运输问题上考虑欠周，但建设三线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意义。
我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进行的。没有当时的计划经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能获得成功。
三、近10年来我国正在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发动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解放农民入手。以土地承包制形式，进行了土地再分配，这实际是重新确定农民对于国有土地的租赁关系。
而在旧的公社制度下，由于农民不能自由支配土地、劳动。产品，实际是被束缚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下。因此，这一次农村改革，实际是我国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这一改革从政治束缚中解放了农民。通过这一改革，使农业生产率得以奇迹式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村出现大批过剩劳力。其中一部分流向城市，另一部分在政府信贷和部分外来资金技术的支持下，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了新兴的乡镇工业。乡镇工业和经济的扩展，使我国农村地区走向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可以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奠定了中国第二次工业化的基础。
在80年代，我国工业的投资方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过去侧重于投资发展重工业部门，而更多地转入到发展民用消费工业和城市建设（基建）部门（包括军工业的转向民用生产）。由于外部资金及技术的引入，出现了新型的消费品加工工业（集中在家电、服装等部门）。流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也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得以快速发展起来。
上述进程，实际都是我国现代经济史上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经济方向的转变。这一转变目前仍在进行中。
如果以较为恢弘的历史眼光去看，就会发现这一经济改革运动同时还具有十分广泛深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意义。因此，把这一改革进程，看作我国当代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完全恰当的。
四、第二次工业革命三大特点
80年代以来，在我国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具有一 些引人注意的特点：
1．如果说别年代发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集中在重化机电工业和矿业部门，则当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集中在日用消费品的加工业（包括家用电器）部门、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通讯工业部门中。
2．当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导致我国经济结构（包括工农业组织形式和一些部门的所有制形式）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革目前仍在向纵深发展中。
3．由于新兴民用工业涉及的部门众多，产品种类复杂，其规模之大与情况之繁杂，已决非统一的国家计划部门所能有效地控制。在此新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扩大乃是势在必行之举。
4．我们还注意到，目前我国经济中遭遇困难最多的部门，多数恰恰集中在第一次工业化时代所建立的那些重、化、机电和矿产部门。这一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恰恰反映了由第一次工业化到当代新的工业革命这一阶段，我国工业结构的深刻转变。
五、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其客观必然性
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点至为深刻。历史表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运而生，都有必然性。计划经济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控制和调配人力、资源、资金。如果我们考虑到重化矿工业部门投资大，消耗人力、物力多，建设周期长，而资金回收慢，因而难于快速积累利润促进自我发展。因此在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当时一种特别有效的组织形式。
在考虑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时，人们会注意到，它们利用和借助了发达工业国（主要是美国）的过剩基础工业能力，避免了在基础工业（即重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建设。从而才能主要依赖发展消费（轻）工业和家电工业，以出口为主导，获得较高的外汇积累。这是一条捷径，但这条捷径对50-70年代的中国来说却不存在。（至今，亚洲"四小龙"的基础工业部门仍然是较薄弱的，需要"补课"。）
中国在50-70年代，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在当时国内资金和资源（开发能力）非常有限的约束下，国家不得不强迫让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包括民用建筑业）部门为重工业部门让路，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
60-70年代，我国农村普遍贫困，城市中消费品短缺，人民（消费者）手中货币缺乏，这的确是一种广泛的贫穷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之造成，除了局部决策失误的原因外，可以说，正是上述优先发展重工业路线的必然结果。但也正是在做出上述牺牲的条件下，才保证了我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能以较短的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今天回顾历史，应当说．新中国50-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史上光荣胜利的一章，悲壮慷慨的一章，可歌可泣的一章（正如当时《创业》等形片所讴歌的）．而绝不是阴暗失败的一章。
六、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三个原因
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否仅仅是由于采用了自由市场机制的结果呢？（如国内某些经济学家和西方舆论所说的）不是！
如果客观、全面地看的话，我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人民生活之所以能迅速改善，是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的：
1．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在重、化、机械及矿产冶金工业方面奠定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基础支持了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支持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2．我国适时地在70年代末，在计划体制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发动了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
3．我国适时地使投资由集中于重、化、机电、矿、治等部门，转向于民用消费工业和城市建设部门，以及对外出口部门（这正是对资源的重新配置）。
因此，以往十几年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并不单纯是由向市场机制的转换造成的。因此不能片面认为，只要进一步搞一个内外全面放开、全部自由放任化的市场，就会使我国经济获得更大的成功。
相反，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复杂和险恶情况值得注意：俄罗斯搞休克经济（试图一步到位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化）不断惨遭失败。而且完全可以断言，只要不改变盖达尔那一套作法，就还将进一步失败。美国、欧共体及日本，都有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但都面临深刻的经济不景气，都不得不在经济中强化国家政策的介入机制，以努力保护本国市场和设法提高本国工业对外部的竞争力。这种现实，应该使我国的未来经济决策有所警惕。
七、不宜全面否定前30年的计划经济
对1978年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经济进程，在意识形态上作姓'资"姓"社"的辩论确无必要。但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也有一些理论家，也有一种理论倾向，即一讲市场经济，就全面否定前30年（1949-1979）的计划经济，否定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成就，进而全面否定今后政府对我国经济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这第一是不尊重历史，第二是在现实政策中非常有害。
我最近收到一位美国华裔学者的信。他在信中谈到这样一个情况：
"目前，美国的经济不景气，许多人士（包括我）在不同行业，都可得到一个认识，即美国经济上不去，不是生产力不足，不是科技不发达，而是生产关系问题。虽然不公开说，但在实际步骤上美国也已大力地推展'计划性'的经济，这几乎是工商界高级主管的基本理解，即常识。但我想，国内朋友大概从未想到会有这种事，或是听了也不信。"
人们不会忘记，有人曾在1987-1988年间向赵紫阳献计，主张在中国推行"休克疗法"，但未果（当时体改所有人提议要搞的"阵痛疗法"，就是"休克疗法"）。
目前，又有人再度鼓吹在中国搞全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今年以来，这种经济理论倾向有所抬头。被这类理论支持鼓励的某些政策，现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实际已被采纳，正在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有害作用。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今年在几省看到的一个共同情况是，国家对全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似正不断削弱（首先是国务院对地方的权威性经常受到质疑）。这个倾向如不注意，则我国经济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新的混乱和动荡。这一点，目前实际已有某些迹象。
作者［日本]吉田和男
泡沫经济这个名词是经济学用语。被用来指那些无法用经济基础要素解释的所有经济现象。它们"像泡沫一样出现，又像泡沫一样消失"。这大概与人们的实际感觉是一致的。
人们不难忘记1986年至1990年的几年时间里，日本股票瞬间翻了一倍至三倍。土地价格也增加了一倍至两倍。赚不义之财暴富的人们进行泡沫消费、泡沫投机。这样的场景就发生在十年以前"。
泡沫一词的词源可追溯至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据说是给没有实体的公司以特权，用极高的股价进行交易的事件。当时股份公司还是十分微妙的组织，背后隐藏着特权。当时的情况是，只要被赋予特权，这支股票上市就能获得暴利。但是由于它没有实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股价自然要暴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以其他的泡沫经济为例。人们大都熟知1636年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热。本来只有欣赏价值的郁金香其球根突然成为投机的对象，一时间市场价格大大超过实际价格，然而又瞬间暴跌。此外，1846年发生在美国的铁路股票热也属于同类，可见历史上泡沫经济现象也时有发生。
直至1929年10月29日之前的纽约股市盛况空前。而这一天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如前所述，日本的昭和经济危机实际上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当时出现的泡沫经济导致日本经济危机。
1971年至1973年由于资金过度流动导致资产价格攀升，这实际上也是泡沫经济。石油危机击碎了泡沫经济，因此没有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
泡沫经济的发生用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正因为无法解释，才干脆起名泡沫经济。因为无法解释，因此也无法解决。在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有的学者都用标准的假设进行理论阐述。所谓的理论价格指资产价格将来利益的即时贴现价值。
也就是说，今年的一百万日元同来年的一百万日元不同。这是因为今天的一百万日元可以产生利息。若以10％计息，来年便成为一百一十万日元。相反，来年的一百万日元在今年只值九十万日元。每年可获一百万日元地租的土地价值是指包含复利的土地价格除以10％的利息率得出的数字。如果土地价格超过一千万日元，把它卖掉把钱存入银行每年可得到更多的收入。
相反，如果土地价格低于一千万日元，从银行借款购买土地，来自地租的收入超过支付借款利息，所以买地合算。同样的资金，买地比存入银行获得的年收入多。
因此，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上涨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当年因金融缓和金融利率下调，土地价格上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但是，泡沫经济时期的土地价格攀升是无法用这个道理去解释的。如果购买土地，在价格攀升的时候卖掉它，可获转让利益。只要预见土地价格将攀升，买入土地便可获利。于是，对土地的需求剧增，现实的土地价格跟着攀升。也就是说对土地价格攀升的预测导致土地价格攀升。虽然从长期的角度看它不合理，但短期内如能卖出，并适时退出，就可获利，因此行为本身属合理行为。
在这里"预测"的作用不可忽视。土地价格攀升，如果预测它还将攀升，预测与攀升相互作用，土地价格便急剧攀升，几乎成为无价，恶性循环形成。由于从长期看是不合理的，所以不知何时会暴跌。
泡沫经济必然破灭。导致泡沫经济破灭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总量限制和上调利息率。而是以此为导火索，泡沫经济自行破灭的。一旦预测土地价格将急剧下跌，也就是下跌预测占主流的话，逆泡沫产生，土地价格持续下跌。
结果，所有的人全然不知泡沫经济起于何时，缘于何故。知道的只是泡沫经济崩溃。专业不动产经营者、金融机构为此蒙受巨额损失，可见认识泡沫经济何其难也。
（何新摘录）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本文原载于人民网，思想文综，2001年8月9日。
作者：老田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异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即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83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那么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并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如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决定性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从"边际革命"开始，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与婴儿吃奶的本能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林毅夫先生断言"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的建立有两个基本过程：一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出发，根据特定社会具体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严谨的逻辑体系来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二是从这一逻辑体系导出能经得起实际资料检验的假说。"
经济人假定是基于行动者的行动理论，而不是非行动者的思维活动，经济学决不是心理学，刻意混淆这两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征。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性质并且适合于个人努力，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不良影响，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大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林毅夫先生宣称"使企业制度具有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和目的，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号称在企业理论领域有独到见解的牛津博士张维迎称"１９９３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市场中的政府》，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七八遍，但是我仍然愿意在这里重复其中的主要观点，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任何程度的关联；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林毅夫博士所断定的"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都不是什么竞争与市场带来的效率，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具备了排除市场竞争者的资本实力。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举步维坚，是因为中国产业技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所带来的，中国的企业的生存状态就是与此地位相适应的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对于这一问题，下文还将详细展开叙述。
3、个人激励的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代理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世界经济现实中成立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quot;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规条，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裁囱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quot;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顺利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毛泽东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真理，"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管理和监督困难就断言经济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比农业更高？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稳定社区的环境里，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也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人们主要是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因此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代理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只是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毛泽东时代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之后，"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与成功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其后果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化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严格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在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被可口可乐公司选中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科技高回报"的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继续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根本没有出路
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是没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数人长期不断克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必须被满足的欲望，为精英阶层的欲望被优先满足作贡献，由平民阶层主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作让步，这样才能保证最坏的社会局面不出现。不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反而是平民阶层负上全部责任，这样的管理怎么可能有出路。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管理必须要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即便成功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在精英主义制度里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这是因为欧美日大企业具有技术垄断地位，和建立在技术垄断基础之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和没有正常出路的缘故。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
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在逻辑上等价，但是在现实中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可持续发展是属于"知"的范畴，而适度发展则是"知行合一"。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主动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以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经济效率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只有这一道路才能为中国的多数人口，提供一条现实的出路。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自动加强和升级。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
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
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作者［日本]吉田和男
泡沫经济这个名词是经济学用语。被用来指那些无法用经济基础要素解释的所有经济现象。它们"像泡沫一样出现，又像泡沫一样消失"。这大概与人们的实际感觉是一致的。
人们不难忘记1986年至1990年的几年时间里，日本股票瞬间翻了一倍至三倍。土地价格也增加了一倍至两倍。赚不义之财暴富的人们进行泡沫消费、泡沫投机。这样的场景就发生在十年以前"。
泡沫一词的词源可追溯至1720年发生在英国的"南海泡沫公司事件"。据说是给没有实体的公司以特权，用极高的股价进行交易的事件。当时股份公司还是十分微妙的组织，背后隐藏着特权。当时的情况是，只要被赋予特权，这支股票上市就能获得暴利。但是由于它没有实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股价自然要暴跌，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再以其他的泡沫经济为例。人们大都熟知1636年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热。本来只有欣赏价值的郁金香其球根突然成为投机的对象，一时间市场价格大大超过实际价格，然而又瞬间暴跌。此外，1846年发生在美国的铁路股票热也属于同类，可见历史上泡沫经济现象也时有发生。
直至1929年10月29日之前的纽约股市盛况空前。而这一天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如前所述，日本的昭和经济危机实际上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当时出现的泡沫经济导致日本经济危机。
1971年至1973年由于资金过度流动导致资产价格攀升，这实际上也是泡沫经济。石油危机击碎了泡沫经济，因此没有产生巨大的恶劣影响。
泡沫经济的发生用所谓的正统经济理论是无法解释的。正因为无法解释，才干脆起名泡沫经济。因为无法解释，因此也无法解决。在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有的学者都用标准的假设进行理论阐述。所谓的理论价格指资产价格将来利益的即时贴现价值。
也就是说，今年的一百万日元同来年的一百万日元不同。这是因为今天的一百万日元可以产生利息。若以10％计息，来年便成为一百一十万日元。相反，来年的一百万日元在今年只值九十万日元。每年可获一百万日元地租的土地价值是指包含复利的土地价格除以10％的利息率得出的数字。如果土地价格超过一千万日元，把它卖掉把钱存入银行每年可得到更多的收入。
相反，如果土地价格低于一千万日元，从银行借款购买土地，来自地租的收入超过支付借款利息，所以买地合算。同样的资金，买地比存入银行获得的年收入多。
因此，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上涨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当年因金融缓和金融利率下调，土地价格上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但是，泡沫经济时期的土地价格攀升是无法用这个道理去解释的。如果购买土地，在价格攀升的时候卖掉它，可获转让利益。只要预见土地价格将攀升，买入土地便可获利。于是，对土地的需求剧增，现实的土地价格跟着攀升。也就是说对土地价格攀升的预测导致土地价格攀升。虽然从长期的角度看它不合理，但短期内如能卖出，并适时退出，就可获利，因此行为本身属合理行为。
在这里"预测"的作用不可忽视。土地价格攀升，如果预测它还将攀升，预测与攀升相互作用，土地价格便急剧攀升，几乎成为无价，恶性循环形成。由于从长期看是不合理的，所以不知何时会暴跌。
泡沫经济必然破灭。导致泡沫经济破灭的原因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总量限制和上调利息率。而是以此为导火索，泡沫经济自行破灭的。一旦预测土地价格将急剧下跌，也就是下跌预测占主流的话，逆泡沫产生，土地价格持续下跌。
结果，所有的人全然不知泡沫经济起于何时，缘于何故。知道的只是泡沫经济崩溃。专业不动产经营者、金融机构为此蒙受巨额损失，可见认识泡沫经济何其难也。
（何新摘录）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本文原载于人民网，思想文综，2001年8月9日。
作者：老田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异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即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
一、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83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那么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并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如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决定性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经济学自从"边际革命"开始，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动机与婴儿吃奶的本能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林毅夫先生断言"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的建立有两个基本过程：一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前提出发，根据特定社会具体的社会经济变量构建严谨的逻辑体系来分析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二是从这一逻辑体系导出能经得起实际资料检验的假说。"
经济人假定是基于行动者的行动理论，而不是非行动者的思维活动，经济学决不是心理学，刻意混淆这两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化的重要表征。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性质并且适合于个人努力，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不良影响，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大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林毅夫先生宣称"使企业制度具有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和目的，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号称在企业理论领域有独到见解的牛津博士张维迎称"１９９３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市场中的政府》，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七八遍，但是我仍然愿意在这里重复其中的主要观点，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提供法治、产权保护、市场秩序和基础设施。""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任何程度的关联；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林毅夫博士所断定的"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功，都不是什么竞争与市场带来的效率，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具备了排除市场竞争者的资本实力。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举步维坚，是因为中国产业技术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所带来的，中国的企业的生存状态就是与此地位相适应的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对于这一问题，下文还将详细展开叙述。
3、个人激励的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代理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世界经济现实中成立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quot;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规条，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裁囱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quot;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顺利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毛泽东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真理，"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管理和监督困难就断言经济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比农业更高？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稳定社区的环境里，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也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中，人们主要是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因此上升。
4、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代理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只是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毛泽东时代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之后，"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与成功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其后果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不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化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严格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在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被可口可乐公司选中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科技高回报"的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继续涉及这一问题。
五、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根本没有出路
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是没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数人长期不断克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必须被满足的欲望，为精英阶层的欲望被优先满足作贡献，由平民阶层主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作让步，这样才能保证最坏的社会局面不出现。不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反而是平民阶层负上全部责任，这样的管理怎么可能有出路。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管理必须要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即便成功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在精英主义制度里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这是因为欧美日大企业具有技术垄断地位，和建立在技术垄断基础之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和没有正常出路的缘故。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
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在逻辑上等价，但是在现实中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可持续发展是属于"知"的范畴，而适度发展则是"知行合一"。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主动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以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经济效率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只有这一道路才能为中国的多数人口，提供一条现实的出路。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自动加强和升级。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
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
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二、警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误导我国经济改革 |
| 1、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 2、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5、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6、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附录1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 附录2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1、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 记者：但是，1974-1975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失灵了。 何新：1978年，罗斯和密尔顿的《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出版，此书成为当年的经济类畅销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活。 随之出现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供给学派等各个新流派。这些新流派认为凯恩斯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的否定是错的，认为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是滞胀的原因，因此建议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他们主张： （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理由是：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经济的均衡。政府的作用是制定规则，并向公众公布政策规则以及政府所掌握的各种信息。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只会把经济弄得更糟。"引自《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译序，商务版。 ［有意思的是，本书译者对此提问道：如果我们想用卢卡斯开出的药方治理中国经济，"那么我们要问：中国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吗？中国存在的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吗？在我国，货币是中性的吗？信息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吗？"这几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我却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必须用卢卡斯提供的药方治理中国经济？仅仅因为他得过诺贝尔奖吗？］ 这股思潮，在西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称为"后凯恩斯革命"。 应当指出，70年代在美国泛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作"芝加哥学派"），不同于30年代德国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因为前者反对国家干预，而后者则是主张混合经济模式的"社会市场"，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 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曾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中国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以及90年代前期苏联及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共同取向集中在两点上：（1）让政府功能最小化，（2）让经济体制趋向私有化和自由化。 英美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一个小流派--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英美经济学中一个小流派，起源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其内涵颇杂芜，实际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科斯的理论与前者非常不同，但也自称"新制度主义"。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论证了私有化的经济合理性，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改革和经济瘫痪，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为意识形态基地而渗入了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传播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 因而许多经济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经济，形成虚幻增长的表象。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纵容性的政策，鼓励贱价变卖国有企业和地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实际都是根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而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 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冒充为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人。 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记者：为什么？能否更清晰地说明你的论点？ 何新：所谓当代经济学主要是指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这一学派的基础理论是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主要以萨伊、帕雷托、马歇尔所发展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建立的。20世纪成为西方主流学派，而当时被马克思称作"庸俗学派"的新古典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是在1830年前后形成的。 这几个人的经济理论都是极其可疑的。特别是法国19世纪初的那个自封的斯密门徒萨伊，他那一套东西完全是伪科学。"萨伊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意见--我的政治经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论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简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象有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退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0-301页）但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就是依据着这个人所提供的理论。 记者：不，应当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来源于亚当·斯密的。 何新：对。而萨伊正是斯密学说最著名的庸俗化的传播者。 你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萨伊会成为斯密学说19世纪初在法国最忘情的宣传和鼓吹者，以至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 记者：为什么？ 何新：让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材料。最早系统批判"自由主义"的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1789-1846）曾揭露关于萨伊的一个背景情况： "萨伊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每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 我们在纪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但是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管制制度，因为正是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09页，商务版，1961。 李斯特说：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 "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的眼光，心头只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来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 "对各国工商业作系统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同上，第208页。 由这一背景情况，人们可以了解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具有多么深的关联性。李斯特本身并不是"左派"，他反对当时已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他更强烈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的经济自由主义。 我想，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其实是源自亚当·斯密的。而这一点那些高呼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具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 （1）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 （3）欧洲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理论。 记者：是的，我读过列宁的这篇论文。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 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 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发动乱，但他们仍然决心怂恿中国必须按他们设立的方向进行这种"改革"。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我们似乎真的采纳了来自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这一金融改革建议。而由这一建议所引出的直接结果是： "（中国领导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张五常其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前后，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丛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 当时搞这套书的目的，可能是要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楷模，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1751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的著作。主编是狄德罗。参加编篡工作的还有：达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毕丰参与撰写自然科学的条目，孔狄亚克参与撰写哲学的条目。魁奈和杜尔哥在他们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阐述了重农主义体系。百科全书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这部著作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从而在中国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1984-1985）。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又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条"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这是彻头彻尾不真实的谎言。我在前面所引证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的论述，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张五常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张五常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 ［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quot;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就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义。实际上，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张五常的那些观点，既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证明。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自己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这就是他那部书的书名：《经济解释》。但从内容看，这部书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是关于私有制神圣教义的布道、传教和引导。这部书的书名也是"伪"的。）张氏说：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好一个"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学深不漠不关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这正是张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极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乃是具有"公理意义"的自然科学： "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尽管张五常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 对张五常来说，除了科斯和张某，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 "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 "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什么是什么，而不考虑它应该是什么。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指赵紫阳）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以上引自张书第497-498页，商务版。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 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5、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记者：你前面曾经讲到，德国弗赖堡学派还有另一种"新自由主义"，它与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何新：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来，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的频繁出现，尤其是1929-1933年间的世界性大萧条，更加清楚地表明斯密模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无法在经济活动中完成自我调节的任务。因此三十年代西方国家代替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其中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英、美等国采用了这一理论指导经济，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与此同时出现了"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两大基本流派。一枝是英美学派，即新剑桥和芝加哥学派。另一枝是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肯、弗朗茨·伯姆等人，他们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赖堡大学任教，因而人们又称之为"弗赖堡学派"。德国学派虽仍然主张维护经济自由，但同时又继承了德国李斯特国家主义的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经济的政策思想。因此，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必须运用经济政策的各种措施来解决以下两个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1）维护市场经济的基础--公平竞争，而不是放任两极分化；（2）贯彻社会保障和安全政策目标。 1937年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创办了《经济秩序》从刊，宣传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宣称该学派的主要兴趣是"建立一个原则上自由的、但同时又负有社会义务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学者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国外。） 正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米勒·阿尔马克在1947年7月最早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对"社会市场经济"作过如下的解释：它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 记者：那么"社会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是否就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提出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不等于德国新自由主义。它同德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更加强调社会政策目标。德国新自由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理论原则，而"社会市场经济"则不仅是一种理论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政策原则。米勒·阿尔马克说： "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市场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 "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既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反市场经济的统制经济（指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指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介乎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它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强调并重视社会政策，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主张个人自由。它也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因为它本质上主张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无需通过中央计划指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 "社会市场经济"试图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政策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社会政策的区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行政命令来左右市场，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既能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记者：在具体实施中，德国"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有哪些政策？ 何新：综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主要手段是建立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 （2）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以保证价格稳定。采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贸平衡； （3）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主要的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 依照"社会市场经济"构想，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国家的作用仅限于此，不能超越。"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要求国家在宏观上通过货币、信贷、外贸和财政政策来确保竞争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一项全面的社会政策，以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社会进步。艾哈德说： "我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比赛秩序并制定比赛规则。" 6、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记者：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什么时候正式确立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在德国经济学中形成。德国经济学保持自从李斯特以来的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传统，一直没有汇入英美斯密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咄咄逼人的发展主流。除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外，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亦在滋长，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呼声甚高。甚至保守（右翼）的西德基民盟在1947年制订的"阿伦纲领"中当时也提出了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认为"对经济实行计划和控制……从长远来看是极为必要的"。甚至该党当时也主张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于1949年7月在"杜塞尔多夫文件"中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随着该党在同年秋天的大选中获胜，联邦德国第一届内阁--阿登纳政府--成立，"社会市场经济"即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指导原则。经济体制转轨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能顺利完成证明了社会市场经济构想的成功，它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这一点首先反映基民盟内。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有效和成功的体制后来也得到了与其民盟对峙的西德另一主要政党社民党的承认。1959年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 从1948年6月至1951年的这几年是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时期，在这三年半时间里，由于实行了币制改革，采取了其他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措施，西德的国民经济得以从战时体制转移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为往后经济迅速、顺利的发展打下比较牢固的基础。1951年工业生产第一次超过了1938年水平，外贸逆差减至3，000万美元，也第一次接近于达到外贸收支平衡。这一年还正式停止的工业企业的拆迁。从1952年开始，联邦德国进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至1959年，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至1955年。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一些，后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特别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五十年代初开始，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繁荣。五十年代被称为发生"经济奇迹"的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经济也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从1951年到1973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8年增长率超过10%（其中1951年为22．1%），有5年增长率为9%或9%-10%之间，有7年增长率在7%-9%之间。其余3年除1967年之外，增长率均不低于6%。 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突出的经济实绩称做"经济奇迹"。 这个时期，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高，一般制造业的利润率均在30%-40%之间，象埃德温·哈特里奇在《第四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一位制造商（他每年从营业额中获取35%的利润）能不沉湎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把多余的资金用于重建工厂、购买新机床等等，他就能很快通过其免税投资的稳步积累而大发其财。用不了几年，他就能通过利润的循环投资使自己成为德国的百万富翁，许多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发迹的。" 记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战后西德有哪些政策？ 何新：战后的西德联邦政府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最低消费需求得到适当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 （1）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严格财政开支，缓和通货膨胀率，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借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据统计，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1950年实际年收入平均为5，528马克，1955年增至7，445马克，1960年增至9，332马克，1965年则增至12，118马克；1955年比上年增长6%，1960年比上年增长6．4%，1965年则比上年增长6．5%。 （2）推行包括给失业工人发放补贴、给退休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1950年联邦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1%，到1965年上升为24．5%。 （3）大规模兴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居住条件，以解除工人的安家置业之忧。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工人罢工人数和次数比较少，因罢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较小。 联邦政府在原有的养老金保险、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同时联邦议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有《战争损失补偿法》；1956年有《士兵供给法》，同年对《失业保险法》作了修改补充；1957年对养老金保险进行了改革，同时颁布了《农民老年救济法》；1960年有《联邦住宅补贴法》和《民防法》；1961年有《联邦社会救济法》；1963年有《事故保险新条例》；1964年有《联邦儿童补贴法》；1965年和1969年对《联邦社会救济法》作了两次修改；1969年又颁布了《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1970年有《联邦教育促进法》；1971年有《联邦流行病法》；1972年再次进行养老金保险改革。 这从1951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大大地完善了，这一制度的功能已经不再象战后初期那样仅够维持居民一般生活水平，这一制度面对的是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居民的需求。 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当频繁的调整和补充。1974提，颁布了《失业救济条例》；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所有家庭第一个孩子每月补贴50马克，第二个孩子100马克，从第三个孩子起每个孩子每月200马克；1976年，颁布了《对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同年还规定工人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60岁退休；1978年，把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1979年规定养老金增长率的上限为4．5%，1980年又将这一上限降低为4%；1981年对退休保险作了几项规定，目的在于让退休者把退休保险金的一部分作为医疗保险费交纳出去。 社会保险制度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1）这一制度是创造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使饱经忧患的联邦德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个范围广泛的福利网为广大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伤、残、孤、寡、教育、就业、失业等多方面的保障，为他们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这至少在相当长时期中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使大多数居民觉得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斗争显然是多余的。整个五十年代中，联邦德国在1955年有过一次短期罢工。二三十年的安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想象的。 （2）这一制度保证了劳动力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再生产，也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意外事件（天灾人祸）面前不至于陷入窘境，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等等，这一切都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 （3）这一制度也带来了各类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福利措施本身要求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旅游等项）。仅举残废人康复为例，1970年到1978年，联邦在公共康复机构范围内为残废人资助了价值为6．3亿马克的康复设施，其中包括21家职业促进工厂，28个为残废青年进行初级培训的职业培训工场。以上资料及数字引自《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朱正圻、林树众编著），中国社科出版社。 |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苏联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形式的竞争：
"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action directe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越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这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
这种竞争分析，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作出过。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如果狮子与虎结成联盟与羚羊竞争，就是布哈林讲的第三类竞争。）
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
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
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
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4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实际上，张五常对斯密过于热心的吹捧会令西方的经济学史家感到惊讶。"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阐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国重农主义创立者）。"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斯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却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过自由主义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个善于把前人观点综合协调但自身极其缺乏创意的写作者。他说：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但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因为如果拿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94页。］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
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
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
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列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所谓"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国家）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张五常说：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附录1］
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标题是编者所加。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知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产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Com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Com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Com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Com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叁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叁（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何新评语：此人竟无知到不知"共产"一语的西方语言出处，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温斯坦莱（G·Winstanley）的掘地派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共产主义者"公社"，不知道"共产"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旧约》（耶稣曾说：只有分掉你们的财产，才能跟随我），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具有极为深远悠久的传统。张五常却竟以为"马克思是共产这个术语的创造者"，还居然以此为题"瓜豆"一篇文章。结果"瓜豆"一场，"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观此文可知其人及其学。确实，文品正如其人品！！］
1、中国至今未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那一套东西究竟在讲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远远脱离经济现实。
可以说，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象我后来也读不懂马歇尔、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
问题在于你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的理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现实中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行的。这样就愈读愈多。
有比较而后有鉴别，头脑就渐渐清晰起来。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批评没有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相区分。有人认为，您对中国一派鼓吹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可能有某些道理。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则还是具有某些客观性和科学价值的。
何新：问题就在这里。我的批评所针对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针对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至于中国，中国目前流行的经济学，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浅薄的衍生品，而且其理论内容是颇为混杂的。我认为中国还从来未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
2、经济学理论具有多元类型
记者：我们继续前几次的访谈。
何新：好。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并非属于同一类型。
何新：类型，你这个用语很好。经济学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类型，而绝不是只有一种类型。
L．Reynolds曾指出：
"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及问题的印记。"（雷诺斯《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前言》）
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由此，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学的内容和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西方所讲授的那些经济原理是否真的可以普遍适用？这些原理是否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是否主要适用于资本主义工业国？是否有可能创立一种普遍适用的经济学？"
我个人对此的回答是：
与哲学和艺术一样，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单线的，不是递进的。不只是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学。也并非后继的"新"理论肯定会比先行者更高明、更进步。在数学中，并不由于有非欧几何，而使欧氏几何的原理过时。也并不因为有了微积分，而使算术的原理过时。经济学中也很难说什么是过时的东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萨伊在19世纪初叶制订的，比马克思的原理早几十年。真正愚蠢的有时倒是后人。但后人总是有一种优越性，他们可以肆意批评或攻击前人。尽管他们对前辈充满误解甚或根本不去理解。
由于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多种类型，由于存在着极其矛盾的体系和至今未见最后分晓的复杂辩论，正因为如此，使用经济理论来设计经济政策应当十分谨慎。
也正因为如此，一种普遍适用的"形式经济学"目前还没有建立也难以建立。
为支配经济逻辑（包括周期性主涨落）的基本动力和原理还远不能被确定。现在一切经济学家（无论是否经过诺贝尔奖）所说过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可争论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争论的。因此经济学还远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国家对经济理论应当慎重地根据现实情况和国家利益进行选择。
如果决策者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类型可以存在，甚或以为已存在着的唯一一种"科学经济学"，并据其制订国家政策，那就很可能会被一种糟糕的经济意识形态所误导。
如果只死抱着一种经济模式不变（不管是左派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右派的自由市场模式），而不顾国家现实情况和社会现实利益的需要，那都是一种政策和政治上的愚蠢。其结果最终都会把国家引导到空想主义的灾难之路上。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需要左的经济政策时就要选择左，需要右的经济政策时就要选择右？这是一种实用主义。
何新：不，这是一种现实主义。你刚才所讲的，倒使我想起刘少奇过去讲过的话。他说掌握政策要象驾驶汽车，需要向左时就左，需要向右时就向右。这样才能沿着曲折的路走向最终的目标。（其实这是列宁的观点。）可参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意识形态与科学不同的一种特征就是宣称只有自我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要求人们不变地迷信它--"跟随我，必将走向天国"。一定要谨防这种人，往往就是他们会把你引向真正的地狱。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缺乏这种自信。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在寻求。我从不确信更不必信我讲的一切都正确。苏格拉底说过："他比雅典人聪明的只有一点--在雅典人人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而苏格拉知道的则是自己的无知。"
我也如是。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求学。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倦求索。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否定自己。
记者：但您实际上也在主张一种理论，也在传播某种观点。
何新：对，但我所传播的更多的是怀疑。我戳碎那些伪圣人和伪偶象例如张五常一类。他们恨不得因此而杀死我。（笑）
记者：在政治上，你肯定不是右派。也不太象左派。
何新：不，我不是"左派"。但也不是"右派"。总是有人想对我分类，想把我划入什么派。在价值观上，我是一个道地但不彻底的保守派（笑）。我信仰中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使我们的时代无愧于伟大悠久光华灿烂的中国历史文明，使这个伟大文明传统在现代得到新的阐释和重新认识，这就是我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目标。至于左派或右派，这种划分对我毫无意义。
记者：你这样讲，似乎就没有真理了。
何新：有。真理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东西。自圆其说只是一说，不是真理。那只是主观的意见。而真理是客观的现实。
佛有三身，过去、现在、未来。现实有三种形态，过去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现实。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就是现实，就是实现。
理性最初只是一种猜测，也就是所谓假说（主观的）。在猜测的阶段，应该吸纳各种观点，应该尽可能广泛，然后用逻辑工具去进行组织。组织的规则是逻辑规律，最重要的是不矛盾律。只要不自相矛盾就可以构建一种学说。叫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学说只是意识形态，并非真理。
真理的标志是能用同一原理解释过去，解释现在，并且预测未来。并且被事实所证实。这就是真理的现实性。
记者：你说到同一律，不矛盾律。这与你的思辩逻辑的原理似乎有矛盾。
何新：No。在思辩逻辑中，这种不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是在动态中被突破，又被更高的统一性所重新整合的。不断突破旧的统一（同一）性，从而形成矛盾，又在更高的阶次上重新整合于统一（同一）性。如此而至无穷，这就是黑格尔逻辑的三段论，所谓肯定（同一性），否定（矛盾），否定之否定（更高的同一性）。这既是辩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自组织过程。
罗素形式主义逻辑的问题之一就是只追求A=A的绝对同一，意味着所有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因而使不矛盾律绝对化。形式逻辑不是探索新知的逻辑，而只是整理和规范已有知识的逻辑。罗素的体系本来是为了排除矛盾，最终却使自己的整个体系反而都陷入于矛盾之中，解脱不出来。（这就是哥德尔所证明的。）
3、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科学，但它具有十分严密完整的数学模型和工具。
何新：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正是根据这一套模型和工具，用高速计算机作出来的。但是，苏联经济彻底崩溃了。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先要正确地确定质，然后才用得到量的统计。比如研究一个湖泊，首先必须认知这是湖泊，而不是沙漠，里面有水有沙有鱼。然后才可以去作统计，有多少水，有多少沙，有多少鱼。
熊彼特说：如果不了解统计数字是如何搜集的，就不可能了解这些数字。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更需要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参看《经济分析史》卷1，第31页。
但假如你先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然后抽取湖底的沙样，向我指证这湖泊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沙漠（一个会水量偏高于正常值的超常沙漠），那么这个统计模型能认为靠得住吗？
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很多关于经济的数学模型，正是属于此类。
一位美国的批评者维克托·利彼特曾颇为深刻地指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坚持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决策单位方面，并把强调经济学学科的科学特征发展为一种偶像崇拜。相应地，主流经济学变得更加依靠以演绎方式进行的数学分析，即在给定的某种假设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性地试图用数学方式来演绎出那些假设的确凿的含意。新古典主义的实践者们对数学的应用往往是极为精深的。
然而，在经济学中使用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上那些最初的假设经常是不合常理的，同时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被任意地排除掉了。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地从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开始进行分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商务版。引文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举边分校经济学教授。
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性危机的规律），"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有必要去作经济周期的说明……被认为是过时的，认为这一问题正在解决。"（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否认无国家干预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否认经济剩余与经济剥削存在内在关联，等等。这些都只能导致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形态的错认。
那种模型怎能认为是客观的科学模型呢？
我认为，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搞清原理，然后才可能建立有效的数学模型。
记者：如果拒绝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就势必导致经济政策设计的盲目性。试问政府还可以用什么理论作为政策工具去制订国民经济政策呢？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己只是一种"经济解释"，不涉及政策。这正是它的虚伪之点。其实，即使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也绝不意味着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
事实上，美国就成功地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作为国际政策工具，而搞垮了很多对手国家的经济。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应当认真学习美国人的狡猾。
我主张现实主义。我反对任何自称是绝对真理的先验经济模式。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邓小平的"猫论"。你的模式（计划模式或市场模式，国有模式或私有模式）是不是绝对真理我不知道，这一点对我并不重要。我只关注采纳你的理论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社会后果好，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就是好模式。反之，如果一套模式导致人们没饭吃，或吃不饱；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导致国家产业崩溃，导致发生大规模失业，那么它们就都是坏的模式。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不是A就必须是非A"的"排中律"。
对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要看他是剑桥还是哈佛出身，博士前还是博士后。也不要看得没得过什么"诺奖"。只看他那一套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繁荣还是灾难。那个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他那一套"哈佛500天计划"，在苏联及东欧不是导致了大灾难吗？那么，不管这一模型是根据芝加哥学派还是剑桥学派的模型而设计，它都是一个极坏的模式。
记者：（笑）你这是现实主义还是实用主义？
何新：我认为我们奉行一种学说，并不需要先认为它必定是抽象的绝对真理（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形成这种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会带来好的实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的涵义正是针对这样的一种观念：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是真理，是天国理想，所以我就必须奉行它。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那乃是塔利班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
如果我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并非因为我信仰的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从意识形态的抽象对立出发而批判它。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因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才说是错的。我反对它，是因为它若被无禁制地在中国施行，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即使近年局部地施行，它也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深远的遗患。
检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是实效。如果不能带来好的实效，那就不管是张春桥的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型；用鲁迅的一句话：管它是什么"天球河图、百宋千元、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应该踏倒它。"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以及人生中取舍权衡是与非的方法论。
记者：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的这种解释颇有新意。
何新：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应当认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一并没有先验的、前在的、终极的理想真理（至少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
第二，实践检验的过程应当采用所谓"试错"法（trial-and-error）。
记者：是不是波普提出的那种试错法？
何新：不，其实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毛主席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绝不是先有什么正确的真理，然后才去从事实践。人类可以采用任何一种设想或模型进行尝试。但是，如果结果不合于预想，就应该放弃它，但是应当从失败、错误和灾祸中汲取教训。
尤其应当记住一点，如果实践的结果不符合预期目标，那么出错的绝不是客观现实，而是所用的理论有问题，模型有问题。必须修改方案和理论再去试。
如此不断地试错而且弃错--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直到实践的结果接近于人类的预期目标。这就是"实践-认知--修正--再实践--再认知……"的无限认识过程。毛泽东在1936年写作的"实践论"中创造性地系统论述了这一方法论。他用国学的传统语言称之为"知行统一学说"。他又将其概括为言简意胲的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译成现代语言是：以实际操作（实事，事是动词），而求真理（"是"对于"非"而言，"是"即真理）。
你提到波普，我认为这个英国人只是剽窃了毛的这一理论（正如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剽窃马克思）。他把它称作"trial-and-error"，用一些科学术语装饰了一下，就冒充成了他自己的科学哲学。
4、我是如何研究经济学的
记者：您谈到了经济学存在不同的理论类型。那么以您的看法，如何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类呢？
何新：我给你提供一张图表。
我认为研究19-20世纪西方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走向，要注意其中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或者说是三大类型。这就是自由主义（斯密主义）、反自由主义（李斯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其演变从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开始，大体如下：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1）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历史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种理论类型，或者可以认为是唯一接近科学（客观的）历史主义的经济理论类型。（2）真正具有政策和操作意义的"发展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它只能建立在李斯特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作详论。）
以上这个图表自然是极度简约的。但它可以提示一个路标，面对近代那些纷繁荒杂的经济理论流派，就可以找到一个纲把它们概括起来。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那时我的导师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王亚南译），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纂的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我读过的引我入门的启蒙读物还有几种《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
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得到全文出版。
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反复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几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们知道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形态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别人整理编纂的。
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已出版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极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译文与《全集》第一版有极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齐。
但是，马克思过于偏爱黑格尔式的"叙述方法"。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重要规律的表述是晦涩的、绕圈子的，因此与黑格尔一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那么一个罗罗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版。）
只有少数人真正读得懂他，这其中有列宁。而列宁则在《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笔记》，第151页，1993年新版。
实际上就我所读过的苏联与中国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而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要注意，庸俗经济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西方现代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包括来自各个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这期间我研读过的书包括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个时期我也曾考虑过作为一种中性的、超意识形态、超越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的纯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
最终我发现它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史，我发现并研究了与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持反论的李斯特主义。我注意到这一派经济学对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威·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可以如何适当加以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19世纪后期的俄国财政大臣康维特则指出：当时"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是俾斯麦的案头书"。
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具有极大政策实用意义（近代关税理论的奠基者）的经济学。但是，我同时惊讶地注意到，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
在德国，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学派的经济史中，李斯特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
记者：你认为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德国的民族英雄？
何新：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约·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称李斯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斯特象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
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因素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先决条件。"《经济分析史》2-195页，1960。商务版。
熊彼特的祖国是奥地利。他是作为一个德语民族的学者而讲了这样赞颂的话。他所说的"那幸运的国家"，就是指英、美、法国。但是，在英美多种主流经济学者撰写的经济学说史中，却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象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们研究他的理论。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
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
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赵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到《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5、作为一个闯入者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例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1-130。商务版。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与安全。
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们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
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
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
6、"何新旋风"发表内幕及风波前后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你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你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
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见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孙友仁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何新旋风"。文中说："何新旋风这个说法出自大学生之口。寄自长春的一封东北师大教师的来信说：这篇谈话录是一篇有助于人们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好文章，确实引起了众多人们的浓厚兴味，校园里一些青年朋友称之为'何新旋风'。"孙文收入在《何新批判》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你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强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
（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
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
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
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
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订。当然，我作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 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你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你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
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
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
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
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
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妙此事，对你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你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象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你重读这个谈话录，你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我在此节录其中的几段对话，我认为当时所谈的似乎也正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仍在面临的问题。
请你读一下这篇"谈话录"中的以下对话。
7、1990年与日本S教授谈生产过剩与失业
S：日本明治维新后，解决了政治制度改造的问题。明治前，存在严重的地方割据，明治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中国，40年制度还是一党专政。这是阻碍现代化的。（这是矢吹晋的原话。）
何新：日本虽然是多党制，但实际从1954年以来一直只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也快40年了吧？
从您提的问题看，您似乎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还不如你们明治时期的制度，这恐怕太离谱。明治以后的几十年，日本实际是军部专政，军国主义。即使从西方标准看，那也绝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日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准专制政治体制下，并且通过对亚洲的经济掠夺战争，走完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日本人不起来搞革命呀？就是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有君臣国家一体的观念。
至于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即使我们承认它有需要改进的各种问题，恐怕和你们明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若真谈封建性的话，贵国明治时期延续至今的那种皇朝政治，旧时代留下的残余恐怕才真正是很多呢。
S：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原话。）
何新：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S：：哦！（原答如此。）
何新：比如人们常常批评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低、企业中人浮于事，有隐蔽失业（据说约多出二至三千万人），成了闲人安置所，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从某种层面看，这都是事实。
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实际倒是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已经存在过剩，而中国的海外市场又太小。
S：是吗？（原话。）
何新：在经济学意义上，必须把社会对物质的需要，与在市场上价值能实现的商品需求，认真加以区别。前者是无限的，永远大于供给。而后者在一定的市场发展水平上，却是有限的。不注意这一点，盲目追求生产力、设备投资的无限扩张，就可能发生供求关系的失衡，发生生产过剩现象。
S：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现象。难道中国经济也会发生？（原话。）
何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决策者往往把社会的物质需要、绝对需求，放在投资考虑的首位目标上。往往把它们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概念相混同。
二是经济计划和决策，往往偏重于考虑社会物质需要，而忽略满足这种需要所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忽视在投资后若干年内，所能够实际回收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
S：我还是没有明白。（原话）
何新：我国计划部门，从50年代以来，对生产力投资必须与现实存在的市场规模相均衡这一原理，似乎缺乏认识。因而在生产力外延上，有追求使其无限扩张的倾向。
人们想，中国经济不是物资短缺经济么？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呢？所以投资建设的规模，永远认为愈多愈好。生产力愈大就愈好。殊不知，许多问题和困难，就发生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上。
由此发生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一是国家偏重的重点工程，却往往经济效益不好。二是中国经济积累依靠民用轻工业的成分很大。因为它市场大，而且需求具有一定范围上的可塑性和弹性。却往往供给不足。
问题在于，在生产中形成产值，在市场上却不一定能得到实现，这是中国工业长期存在的一个老问题。
这个问题，在改革前，表现为国家计划与生产部门的脱节，工业盲目追求计划产量或产值。在近年的改革中，则表现为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产成品的库存大量积压。
为此，在扩展设备投资、提高供给能力的同时，就必须注意供求关系的均衡问题。这里是存在经济客观规律的。而调节生产与市场，又必须依靠国家干预以及宏观经济计划。
看来，工业设备和就业的规模，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应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必须适合于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需求。市场需求对生产部门造成足够的压力，在高利润的牵引下，企业开工足，设备利用率高，就可以造成改进组织，提高效率的经济压力。再配合上能使投资灵活、及时转移的金融机制，就能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益问题。
许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决策部门也一直关注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问题，毛泽东即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苦于不易解决。而这实际也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动态均衡的问题。
供求的动态均衡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可惜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较少注意到它。时髦的理论是凯恩斯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和高消费理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理论。
实际上，中国目前工业生产力的规模已经很大，基础也相当雄厚。中国目前生产力不是普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的过剩。
无论中国产业设备的规模，还是就业人员的规模，在有些方面目前都已经大于国内现有市场需求所能容纳和充分实现其价值的规模。这是导致利润率下降，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文收入何新《新战略论·经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以上引文有删节。
8、1990年与日本教授谈农业与海外市场
S：如果由您提出建议的话，那么您认为，如何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较快？
何新：有人建议引入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比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试验过一下，但效果并不佳。
问题是人总归要吃饭，没饭吃就要闹事。你把人从企业解雇赶到社会上去，他还是没事情干。表面上，从微观看，一个企业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但实际上，从宏观看，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却更多。就整个社会生产率看，效率也并没有提高。
而且国家仍要给大量社会闲置人员及其家属补贴。长期持续，作为一个非发达国家的中国财政将不堪负担。这不是一种积极的办法。
S：那么您认为积极的方案是什么呢？
何新：我不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人士。但我设想，一面提高生产能力，一面扩大内外市场也许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办法。
为此我反对提倡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额消费运动。但是为了拓展市场，我会建议普及和扩大商品消费的人口面，这主要是指农村中。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中国农村进一步消灭贫困现象。我认为国家必须以财政和其他经济改革手段帮助中国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不仅是让少数农民致富，而且是要帮助整个中国农村进入商品经济。我认为重视农业，不仅是要提高和获得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必须设法提高多数农民的货币拥有水平。农村购买力的全面拓展，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工业的过剩问题，而且这也将是一场真正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革命。
实际上，40年来，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改革10年，经济成就也首先出在农村。但是经济计划部门历来最容易忽略的，恰恰也是农村。
1988年中，我曾向我国决策方面建议施行"新重农主义"的方针。（毛泽东时代也倡导过重视农业的中国?quot;重农主义"。）建国初期的"一五"期间，中国曾模仿苏联早期快速工业化的模式，以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一切为重工业让路。1956-1959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重新思考。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转农并举的方针。1958-1959年大跃进的失败及所发生的粮食危机，使他彻底改变想法。他说："过去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为农、轻、重、交、商。""过去陈云讲：先市场后基建，现在看来，陈云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字安排好，这是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文集》8-78）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说?quot;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的农业税比较好。工农业的交换，我们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等等。这些思想，可以看作一种粗糙的中国式的重农主义。
此外，向海外市场积极寻求扩展，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中国有足够巨大的海外市场，外部利润也会刺激企业改良组织，提高效率。
总之，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的海外市场太小。
请你重点读一下文中我用黑体标出的段落，你看尽管是10年前的旧作，是不是恰恰都仍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9、必须面对新的现实
记者：重读一遍。确实还是很有意思！
何新：请注意，在国内外当时所有的经济文献中，我的这篇东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在当时所造成的冲击力，应该考虑当时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概念，应该予以丢弃。（他们试图用"短期波动"置换这个概念。）
第二，当时国内正流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形态属于"短缺经济类型"。
第三，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讲，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给不足。
第四，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必须无限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第五，关于以过剩产品向海外市场积极输出这一建议，与当时国务院得到的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正好相反。当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发生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囤积物资、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间储蓄老虎出笼冲击市场。
中国早期经济政策，自在计划经济时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天然影响。即相信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自然带来无限的需求（萨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产过剩"问题，也就随之引出了实施"需求管理"的问题。所以其他不谈，这篇谈话录中仅仅提出这种新观点，就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以及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还有文中谈到的关于下岗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当前现实问题。
记者：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何新：但当年这篇谈话录最初发表时，多少经济学人愤怒地指斥我这一观点是荒谬和无知呵！因此对我的观点，有的后来被听进去了。有些就没有被听进去。
记者：你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这种观点吗？
何新：不。我认为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毕竟已经隔了十年，中国的现实，当代世界的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面对WTO，面对"全球化"，面对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程，更进一步说，面对中国可能最终再度陷入由这一经济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世界会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再度向中央就经济问题多次进言，提出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批评和意见。我认为当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记者：你对经济形势问题的看法，是否看负面的东西太多？因此而难以被人们普遍认同。
何新：可能是。我个人的悲剧也在于此。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而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9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1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归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
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50年前斯大林主义对世界说我们必胜，现在是小布什一类说我们必胜。其实这两种喧嚣都不是上帝，都不过是历史之流行进中产生的虚幻的政治意识形态泡沫。人类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讽的历史感呵！但是，上帝总是会嘲弄人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何新：我也是有感而发，我针对的也是福山一类"历史终结"的宣布者。
历史并不终结，而且永不终结。50年前，主导世界经济革命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场经济学的庸俗版，新自由主义。从一极转到另一极，历史有时的确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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