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视界与劣势——兼评林毅夫教授的“后发优势”说 题记1 　　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家经常谈论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他们很少注意西方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后发劣势。它是指下列现象：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术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模仿技术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应 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扬小凯 题记2 　　我通过对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观点的讨论，探讨了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或缩小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 ——林毅夫 　　2004年7月，扬小凯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不仅留给了人类两本巨著《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还留给中国人民一场关于应该“制度兴国”的建议与讨论。这是他最后给人类的遗产，留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遗言。他，从来不是中国的主流，他的曲折经历与国家的苦难相连。但他不仅是当今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有着一颗永远跳动的社会良心。 　　他甚至让他的论敌们敬畏。林毅夫、张维迎参加了北大举办的悼念会。这一次，张维迎改掉了前些年张口闭口“我的老师莫里斯”的口头禅，在短短的留言中三次表明扬是他的朋友。无论张维迎如何突出他与扬小凯先生二十多年的交情，但在学术层面，他还够不上与扬小凯的谈论级别，他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在社会关注、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勇气方面，他们也不是同路人。这两个方面，也适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共同体。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完全契合扬小凯的科学理性、独立人格与呼唤“民主宪政兴国”的平实话语；“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一句话，应该留给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微弱的良心。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一个发育较早的农业文明形态，由地主经济与自耕农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由封建皇权与科举选官制度构成的政治结构，由王权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的意识形态，三个版块相互配合，形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比照起游牧经济，中国曾一度取得了农业文明的技术优势与超稳定结构的制度优势。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相继出现，它们通过基于分工不断细化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后来居上，取得了后发优势。相比较而言，中华文明一家一户为一个经济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保守观念，抑制了分工与市场体制的发育，始终没有催生出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缺乏基本的社会民主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导致政治上的专制，始终没有出现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元素；知识分子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与批判精神，黏附在封建王公贵族的皮囊上成为策士，从未构造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系统，也未形成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群落。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西方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原因。鸦片战争以降，在西方列强经济、军事、文化的挑战与侵略下，中华文明开始衰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步走向解体。 朝向现代文明的变迁与路径选择，成为16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主题。而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30年间，由于洋务派的单纯技术模仿的保守路线，也由于维新派制度模仿的夭折，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意义上）的后发劣势。 19世纪的中国，从体制内部来说，存在技术模仿的洋务派与制度模仿的维新派两个阵营：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制度不变），西学为用（技术模仿），包括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富国国强兵、以夷之技以制夷的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大臣。他们忙乎了近20年，一下子兴建起了枪炮局、造船局、北洋水师，也壮大了洋务权贵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期望在维持原有制度的条件下，通过技术模仿来维持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封建统治。最后，随着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与《马关条约》的签定，洋务运动的宣告彻底失败，也成为单纯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论绝大的也是令人痛心的讽刺，使中华民族再一次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当然，尽管通过技术模仿的企图，落得了所谓“后发优势”的凄凉败局，但毕竟还是在固守了原有政治体制、维护了后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格局的同时，中国引进了西方技术，并在洋务运动的权钱变换中培育起了新的权贵。那时行将成为主流的举子们很不知趣，没有凭着“公信力”与“良知”，在洋务派的高端论坛上，唱起“商业环境好好哎”的赞歌，在太后的宫廷帷幕里，献上“政治环境好好哎”的帖子，而是公车上书，直言变法。他们肩负起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四处奔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他们强调制度变革领先，仿效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制度模仿）。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包括了主张变法、革除旧制、建立新制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后，在坚固的制度屏障面前，维新运动由于“妖魔化了”洋务大臣群体、企图葬送太后维系的专制祖制而惨遭失败，被逐出了主流的舞台，以六君子在菜市口活活被斩首而告终，使中华民族进一步陷入了后发劣势的绝境之中。 这种惨痛的历史悲剧怎么敢忘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莫非是吸取了“六君子”主张制度变革而被杀头的血的教训，忘记了洋务派“技术模仿”祸国殃民造成的民族“后发劣势”，而自觉不自觉把洋务派由于不谈制度变革却成功登上主流宝座的历史经验，变换成主流精英的“集体潜意识”。不然，张维迎教授怎会感慨而得意地说：“我相信社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因为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流。”悲哉！谭嗣同，你个老冒，好好当你的四品主流嘛，讲什么变法，说什么为了变法“我不死谁死！”太理想化了，脱离了太后的领导，脱离了中国国情，教训呀。什么，有谁还要问“我的梦想？”告诉你：“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啊。” 不拿谭嗣同与当下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的人格相比了，还是回到新中国来，先看一看1949-1976年间制度演化的倒退与技术模仿共同导致的“后发优势”吧。 1949年以后，按照《共同纲领》，由新民主主义框架确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曾是一个模仿西方文明的、现代化的而脆弱的纲领：在政治上，由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多元化的社会政治民主结构，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小私有经济、民间资本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构成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民主的文化构成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文化结构。毫无疑问，这一社会形态是制度模仿领先的，指向现代文明的。遗憾的是，经由1953-1956年的“一化三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庐山会议”，萌芽中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被撕得粉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被压缩成三、五年，一个模仿斯大林式的模式降临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由单一的、缺乏竞争活力的公有制取代了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在政治上，由一个人的意志代替了多元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政治治理模式；在思想文化上，新闻、出版、印刷业的国家管制（1954）代替了多元化的科学民主文化纲领。比照起新民主主义纲领，依照生产力是生产关系进步与否的唯一判定标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1957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期待着知识分子的意见与建议。面对“右派”们的批评，那些高唱“商业环境好好哎，政治环境好好哎，舆论环境好糟哎”的“知识分子”，不仅躲过了“反右”的劫难，反而踏着原属于同类知识分子的尸骨，凭着“社会责任感”，登上了“主流”的位置；而那些“妖魔化”我社会成就，企图葬送“改革”的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有的被革除官职，有的被逐出校门。诚如许纪霖先生在总结近代知识分子命运时指出的：“有多少得意文人在紫禁城行走，就有多少倒霉书生充军边疆。” 这种逆向的制度倒退，到底能不能通过对前苏联的技术模仿获得“后发优势”呢？1953-1956年，通过国家行使制度安排的垄断性权力，实现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通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来自社会批评资源的封杀，通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来自党内批评资源的封杀，实现了政治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集中。于是，我们可以放手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通过“大跃进”的超常规技术路线，只等着“15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摘到“后发优势”的蟠桃，而是饱尝了“三年自然灾害”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后发劣势的苦果。 这一点，周其仁先生记忆犹新，在回应郎咸平平的发问中，他说郎咸平昨日没有使用过布票油票粮票，没有资格在今天谈国资流失，之所以“瞎掺和，就是财产权力想占一份，不是正派行为。说得严肃一点，就是企图染指国资。”当然周先生强调他使用过布票油票粮票，是不是他就有资格染指国资了呢？不然怎么会说：“不是我小气，大度不得”呢？不知周先生提醒过他的同事林毅夫没有，林也没有使用过布票油票，那阵子，林毅夫还是台湾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同胞。不过，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三个走到一起来了，也聚首到北大，尽管也存在单纯经济改革狭窄范围内的争论，但还都成为来往豪门富地的主流经济学家。 北大，这个北大学子哪怕沦落街头、身陷囹圄也无怨无悔的精神圣地。这是因为，你一来到这里，身后就逶迤着五四运动的文化长景，再弱小再卑微的生命，都因在科学-民主精神的照耀下而显出人的尊严。他们决不会凭借“主流”的名份来证明自己的公信力与良知，而是在民族危机与文明选择的紧要关头，可以会毫不犹豫地掏出丹柯一样的心来，高高举起，照亮民族的前程，让黑暗无处藏身。 张先生等主流，还算不上真正的北大人，他们缺乏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他们一定没有读过或者没有认真读过非主流写的那段回忆，记载着缺乏人权与民主的条件下，人们的悲惨命运，比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或者章立凡的《往事未付红尘》，不然，张维迎怎么敢大声喧哗，只要攀附上主流位置的人，就一定长着一颗“社会的责任心”？周其仁怎么会在是否应该制度变革的当口，畅谈要在30年后，拿中国的GDP去挺过它美国？林毅夫又怎么会倡导绕过“制度变迁”的艰难险阻，让我们手持一把“技术模仿”的钥匙，打开尼古拉大门，进入“后发优势”的宫殿呢？人们被愚弄和欺骗多次，有着刺透灵魂的记忆，怎么会在一个坑里跌到了一次又一次，还敢小步快跑迎向前去拥抱主流们递过来的花朵，那到底是玫瑰，还是罂粟？ 森说过，落后国家民众的凄苦，更多的不是自然的或技术的原因，而是制度原因。他们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我们回到1970年代末期吧。经由十年“文革”的真正的政治动乱，到了70年代末，传统体制在技术上与制度上的前苏联模仿的经济能量已经耗尽，它剥夺与改造的私有财产已经被吸完了最后一星点骨髓；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最终使得民众政治追随荡然无存，核心体制内部的混乱已经不可收拾；为了远期人类大同而培育起的禁欲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忠诚也土崩瓦解，个人迷信的太阳在到达顶峰以后也无奈地在人们心中陨落了。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通过思想解放运动，通过经济制度的再安排，重新启动民间投资热情，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感召下承接社会走向工业化的历史主题，就成为民族生存与技术模仿的基本思想文化条件与经济制度条件。 如果说，1978-2004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增长与一定程度的后发优势，首先应该归于安徽农民冒着身家性命的“诱致性变迁”与后来的强制性变迁，这一点也为林先生先前的研究首先冠名提出，此后才有了持续不断的技术模仿。我想，林先生当年从台湾弃暗投明，不会是冲着大陆的技术可以获得后发优势来的，他的反共立场的转变，一定基于热血青年的理想追求与中华民族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全方位的制度考虑。说心里话，能游过海峡两岸，不会是林先生对游泳技术的个人偏好，而他一定有着过人的胆识、坚强的意志与制度上的追求。后来，他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证明了他的才华，也为学界所敬佩。甚至当朗咸平横刀立马，孤军奋战时，他是主流阵营惟一挺郎的。但如果是赞同郎回到大政府全能主义的话，或者只求技术依赖，而不管社会不公或无义，是不是又魂走他乡，回到了30-40年代的国统区？ 我们知道，在60-70年代，国人从痛恨富人，到甚至痛恨财富时，政治权利的争斗最后只是落得了话语霸权，在全民勒紧裤带还不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得到解放时，社会公共权利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纽带被基本剪断了，那是传统体制期望实现工业化国家原始积累之必须；经过80年代的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模仿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技术模仿的互动，我们在经济总量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同时，个人利益追求的复苏像一种强酸计，使得荒唐的禁欲主义主义与道德原教旨主义迅速溶解了。由于缺乏政治社会深层面的改革，弱势大众在经由了80年代短暂的光荣与梦想之后，许多普通工人从在岗到下岗，而一些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利可以把子女轻易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可以受贿上千万，这是技术模仿带来的后发优势，还是制度障碍导致的后发劣势？而当三农问题变得突出，地方黑势力与一些地方官员相互勾结，横行乡里，还有千百万尚未脱贫的农民，还有成千上万上不起学的儿童，这是技术模仿引发的后发优势，还是制度障碍导致的后发劣势？当成千千万万的农民工，辛苦了一年，工资被一再拖欠，让一个大国的总理成为讨债大军的掌门人，这又是技术模仿带来的优势，还是制度障碍导致的劣势呢？…这是主流精英们的视界盲区留下的先天缺陷，还是有意回避成为“后发劣势”，或是兼而有之呢？我以为，他们心知肚明。 熊红涛总结道：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后一种的模仿，可以直接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和管理模式，而不需要进行基础创新，成本比较低，而其效益却非常的明显。而前一种模仿由于是制度模仿，涉及国家的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制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规则安排，必然会触动既得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落后国家倾向与技术模仿，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都一定的阶段，就会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经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但这时候，累积下来的各种弊端积重难返，既得利益集团更为庞大。这时候在进行制度改革，代价将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获得的短期利益…。用技术的模仿以及由此带来的短暂繁荣推迟甚至代替制度的变革，当模仿的潜力耗尽以后，失败或许在所难免。我觉得中国就 处于这一个关键时刻。 相反，先确立宪政并完善市场经济各种法制的落后国家相对与技术模仿的国家会获得持久的长期的稳定的发展。 中国人民是聪明老实的人民，他们期待的只是经济上的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民主公正，思想上的文明与自由，期待如林肯所说的一个“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文明家园。他们曾被教导:...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们降低了近期奋斗目标，只期望与先锋队员们与时俱进，能共享经济的进步中的民生，共有社会公共权力。千万不要让人民失望，也千万不要由于放弃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最后跌入后发劣势的陷阱。如果那样的话，林毅夫先生或许会在失望中再一次跳入大海，游过时间隧道，游过莱茵河，去见千年风云人物马克思，告诉那颗依然跳动的人类的良心：你播下了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