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尴尬与出路

“主流的界限”（《经济学消息报》12月10日）一文关于主流经济学在“国退民进”之争中的被动尴尬，一口气用了“远离大众”、“历史低谷”、“众矢之的”和“无以挽回”等词深表关切和费解，并对造成尴尬的原因作了有益的阐述。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主流经济学的尴尬

主流经济学的尴尬由来已久，非今日始。只不过不同时期有其不同表现和不同命运而已。以我所见，主流经济学可分计划学派和市场学派两大流，各大流又可分前期和后期。计划学派1949年至文革为前期，文革后至小平南巡为后期；市场学派“南巡”至郎咸平“8.9”演讲可为前期，8.9之后为后期。

计划学派前期那是一言九鼎，谁反对它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尽管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不是商品，是产品，但却认为价值与价值规律在产品生产中起作用。就是这样一个“假商品”学者，竟也被当成真商品围剿十几年，直至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帽子，并投入牢狱达七年之久。后期当然没有那么严厉了，但仍反不得，反了虽不戴反革命帽子，但要丢饭碗的。这有高小勇先生为例,他说1990年因他主持的“经济学人”周报刊登市场经济的文章，该刊以“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总之，南巡之前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学派俨然一位救世主，似乎中国非中国人之中国，而是他们所得而私也！只有他们才有发言权，其他人想说话吗？没门！想写文章吗？没门！这不是危言耸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写了一篇约八万字的长文“论价值规律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该文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律（兼评孙冶方的“产品价值论”）；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写成后别说发表，连学者们私下都不愿表态。一开始我曾两次把文章送西安一位相识的经济学家，和从北京来西安讲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除前者只问我一句话“你能肯定孙冶方的价值论就是产品价值论吗？”北京学者一句话没问，连正眼瞧我一眼都没有就把我打发了。第三次是从上海复旦大学来西安政法学院讲学的经济学家，我求学心不死，还想再试一次，但接受前两次教训我未亲自去，而是把文章托一位熟人转交。过了几天转交人说，这位学者也守口如瓶，没说一句话把文章还给了他。

看！这就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像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世界上会有第二个吗？我不知道他们不表态，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是害怕上面，不敢表态？是傲慢，不屑于表态？或许两方面都有。总之，不能和我这样身份的人谈论这么重大的课题就是了。当时我认为这是自取其辱，是自己的尴尬.现在明白其实也是主流经济学的尴尬，是我们学术界的耻辱和悲哀！

市场经济学派自南巡之后成长为主流派，他们幸甚，国家幸甚。然而遗憾的是，它没有成为尴尬的结束，而是新的尴尬的开始。当然市场学派不可能像计划学派那样无法无天，它有它的样儿。它的样儿是什么呢？有评论说，一席针砭时弊指名道姓的批评后，在受到公众热烈支持和声援的同时，孤军奋战的郎咸平遇到了经济圈前所未有的敌视和诅咒，表面看，他的批评得罪了几个具体人，实际得罪的是一个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背后的“潜规则”。这是一个习惯了歌舞升平一团和气的经济圈，一个对现有经济秩序产生了依赖的经济圈。这个潜规则就是经济圈的道德良心伦丧，就是学术自由和学者自由表达的萎缩，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超稳定结构”。而一个超稳定结构的存在是改革最大的阻力。

这个评论无疑是十分尖刻的，它不但评出了市场主流派的特色，而且也评出了市场学派有别于计划学派被动尴尬的真正原因，这就是市场派不但与计划派一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且又新增添了经济利益共同体。这样他们就成了货真价实的企业、政府和学者三位一体。企业、政府的利益也就是学者们的利益，而这正是这次“国退民进”之争中主流派被动尴尬的真正原因。

这个潜在的尴尬，虽早已存在，但它被揭露在世人面前，大白于天下，只在这次。其中的奥妙首先是挑战者不是往日的大陆学者，而是素有独立自由之风的香港学者；其次又有互联网助阵。这两条是我们历史上所没有的，因而长达几十年的主流派的尴尬迟迟未被揭露。我希望从此以后我们的主流派与这种尴尬永远告别，当然这要接受教训才行。不过有人如果不服气，不认输，还要继续搞圈子，继续搞“共同体”，那一定会有再一次的“郎咸平”火烧连营。别人不信我信。所以我认为“8.9”演讲应该是市场学派的前期，这一天应该成为一个壮丽的日出！

出路：打破圈圈、丢掉幻想

主流派的出路，就是打破上面讲的那个经济圈和那个超稳定的结构。这个“圈”和这个“结构”，既是政治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它们是套在主流经济学家头上的紧筘咒，是一个陷阱，是一座坟墓，是一种幻想。多年来在普通人的眼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企业、政府的喉舌。所以，他们“远离大众”、“跌入低谷”，“成为众矢之的”和“无以挽回”，由来已久，绝非今日始。

现在是跳出这个泥坑，恢复学者自由之风的最好机会。这里有三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我把他们称之为三支曦光。这第一支曦光就是郎咸平教授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第二支曦光就是邹恒甫教授9月22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迎接经济科学教育与科研的春天》；第三支曦光就是“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先生在该报12月24日头版头条“贞洁旗帜孤独飘”一文。

两次演讲都在上海，演讲者又都是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郎是十大之三，邹是十大之末。他们的演讲，其穿透力、感染力令人癫狂，令人陶醉。郎咸平的演讲，如一石击起千层浪，这个浪又变成一股巨大的旋风——郎旋风。它在企业界、学术界以及网络上引起强烈共鸣和争议。它唤醒沉睡的人们，开动脑筋，拿起手中的笔，把他们胸中多年的郁闷统统写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让那些习惯于用所谓的主流派的“话语霸权”来压制和排挤别人的人收起他们的“霸主权利”，过平常人的生活。

邹恒甫的演讲，据报道9月22日晚，上财大行政楼偌大的报告厅座无虚席，连走廊、前排地上、讲台上都坐满了人。邹恒甫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位经济学博士。恒甫先生以他在中国10多年办教育遇到的诸多人和事，和大陆经济学界种种怪状，大骂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之徒，沽名钓誉之徒。他们在“国外很老实，一回国就癫，就装大”。并多次点名“骂”三纲五常（樊纲、易纲、胡鞍纲、张五常），骂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著名经济学家之诸多怪行。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当晚差不多被一网打尽，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恒甫先生说，国外只有第三流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问题。中国倒好，一群自 为一流的经济学家，成天以“我刚同某省省长谈过”，“我刚被总理骂过”为口头禅，为荣。到处招摇撞骗，“趋炎附势”！整个一群“经济新闻工作者”，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政革哪里是他们指挥得了的，笑话！总之一路骂下来，上财大师生哪里见过如此演讲，简直是骂讲。掌声雷动，大呼过瘾！

我想上财大师生和我一样，感到新鲜好奇，并非对邹恒甫每一个观点都表赞同，而是对他想骂就骂想说就说的那种轻松愉快、无拘无束，与国内经济学家多年来既看人眼色、小心翼翼，又傲气十足、不理不采的双重身份相比，让人怦然心动，兴奋不已！

高小勇先生的文章让我特别关注，又让我刮目相看。报刊是政府的喉舌，报人只能听政府的，难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可高先生不是这样，既作报人就要有报人的标准，宁可惹人也要发表不同观点者的文章。他说言论自由不是相同意见者的自由，是不同意见者的自由。要把不同意别人观点和发表别人观点区别开来。这个态度使我特别欣慰，因为排斥不同观点，只发一家之言是我们几十年的固疾，也是主流经济学派的传统。逆传统而动是要有勇气的，不是随便吹吹。另外一点更让我钦佩，这就是他把十几年前吴敬琏说他姓蒋还是姓汪的话合盘托出，并至今表示出反感。这我作不到（我一向表白自己最坦诚，多年来说话写文章，真实为先，对错其次。就是“说话写文章”必为自己当时的真实思想，不能有半点虚假），因为该文为吴立传，必当说好，不可说坏。再说把这件事拿出来怕人家说我小气，又是友人的传话，说出来会伤和气。但小勇先生无此顾虑，他想的是“我是作媒体的，对言论自由很敏感，因此对吴的话很反感”。作为报人首先想的是媒体，认为吴对他的怀疑就是对报纸的怀疑，他争的是报纸的形象。反之对吴作为一位在经济学界有影响的人，尽管是十几年前说的话，但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学术自由光报人开明不行，广大学者都坚守才行。故这件往事重提有益无害。

高小勇、郎咸平、邹恒甫，如此超脱自由，因为他们没有“怕上面不信任”，没有要对别人别的组织负责，只对自已负责；没有要代表别人别的组织，只代表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经济学界，有了高小勇这样无私无畏的报人，有了邹恒甫的骂讲，又有了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直言，中国经济学界的学风大变有望！启蒙运动始祖伏尔泰的格言——我不赞同你的话，但我要用生命保证你讲出它的权利。不是口头上是实实在在成为我们做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有望！

200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