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经济学体系框架和整体国力模型两部分。前者是基础,后者为前者的统领。本经济学体系框架以使用价值为基础进行建立,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并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与对接,同时给出了与其他学科的接口。针对GDP参量存在的问题和加权平均法之评价弊端,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从物质、精神、国土资源、生态、政治、社会、国家安全等方面着手,并进一步将指标细化至可以实现量化,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再按照乘法原理构建整体国力评价模型。
本书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使用价值构建经济学体系框架,第二部分构建整体国力评价模型。经济学体系框架为构建整体国力评价模型提供理论基础,整体国力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的目标。
(一)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价值与财富在概念上的统一。在微观经济学中,价值是基本概念,在宏观经济学中财富是基本概念,只有价值与财富在概念上统一,才能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
每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都建立在价值论基础之上。当前,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和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体系。这两种体系都未能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价值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财富统一。通常,财富是指拥有事物的总量。而这些事物的特点是有用,即具有使用价值,一般可用对应的货币总量表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是劳动量。据此,财富应该是劳动量的总和,而马克思经济学中财富依然是指使用价值的总量,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与财富不是统一的。在效用价值论中,价值是人对事物的主观评价,是一种主观感觉。效用价值与财富不统一,总不能说财富是主观感受的总量吧?正是微观经济学中的价值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财富不统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裂。问题出在哪里?既然宏观经济学中财富的概念在不同的体系种没有争议,那么应该去微观经济学中寻找原因,是不是价值的概念存在问题。既然财富与使用价值一致,可否尝试以使用价值替代劳动价值(或者效用价值)建立一种经济学体系?而且使用价值的概念与哲学中价值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劳动价值与哲学中的价值不相干。效用价值是在哲学价值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将价值演化成了人的主观感觉。
本书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出发,视价值为关系属性,通过乘法原理将价值数学表述为:价值=使用价值=事物属性/人类需求,提出价格=使用价值×稀缺性,通过价格将使用价值与财富进行统一,即财富=事物数量×价格,从而通过价格架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桥梁。以此为主线,进行推演,将科学技术、社会科学通过价值数学表达式与经济学衔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要素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与使用价值论统一,解决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通过“价格=使用价值×稀缺性”中的稀缺性,将均衡价格理论与本体系进行统一;引入货币和行政权力,使经济体系得以运行,形成生产力循环和生产-消费循环;区分财富与准财富,使财富通过准财富与整体国力发生关系;最终形成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学体系静态框架;以逻辑斯蒂模型和整体国力模型给出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学体系呈现动态性;最后给出体系特点。以使用价值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具有超时空性。在分析新体系的特点基础上,与其他学派的基本理论对接,从而形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尤其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使得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能完整融合。西方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统一问题上一直采用修正基本假设的方法,而本体系在基本概念层面和体系结构上进行解决统一问题,从而使体系的结构上能够更紧密。
反映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是统一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问题。具体地说,第二个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个能反映经济结构的宏观参量。经济体系的结构性,体现在经济被划分为多个行业。因为结构性的存在,导致参量的合成难题。本专著用整体国力反映经济体系结构性。不同行业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通过乘法得到整体国力。使用价值体现微观,整体国力体现宏观。使用价值既能通向整体国力,又能与财富(GDP)发生联系,从而使整体国力与GDP发生联系。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这是在行业内部的问题。在近平衡态时,在行业内部,经济体系遵循线性关系,此时用加法合成参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远离平衡态时,经济体系中个体之间相互影响。此时再用加法对参量进行合成,就会出现偏差,导致中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能统一。这个问题就需要复杂性科学来解决。
(二)整体国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1965年,原联邦德国柏林技术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亚琛技术大学第一物理学院院长威廉·富克斯发表《国力方程》,开启了对“综合国力”进行定量评估的先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的R•S•克莱因陆续发表了《世界权力的评估》、《1977年世界权力的评估》以及《80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外交政策》等著作,这些著作迅速在台湾被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这些译作被引进大陆,“综合国力”研究在国内渐成显学。
“综合国力”综合些什么?《科学时报》首席评论员王中宇在他的《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一文通过分析33项研究将“综合国力”的研究划分了两类。一类是西方的,它源于国家霸权。另一类是中国学者的,它偏向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综合国力”没有明确的定义造成了不同的派别,引入的因素也就不同。生存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生存是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时静态的,生存是静态的,而发展是动态的,因此将两个不同状态的问题并列在同一模型来研究是不合适的。军事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它是静态的,因此西方的研究是合适的。本书提出的国力模型综合了生存与军事,即兼顾了西方和东方,又排除了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布局,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依此,本书提出整体国力评价体系,以人为本把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地加以考虑,为评判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绩提供基础。
因素如何综合?“综合”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很难给出它的定义。而且,它可用各种方法综合,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保证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所以必须明确一种指标的合成方法。《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一文对加权法提出了无法回避的准则:如果使两个物理量能够相加,其前提是二者必须是相同的量纲,这意味着二者同质。在克莱因的国力方程中,繁多的因素通过加权法煮成了一锅粥,号曰“综合国力”。本模型用整体国力代替了“综合国力”。用乘法将每个因素合成为整体国力。这是因为国家为一个系统,系统的功能、属性是子系统不具备的,它不是子系统功能之加和,而是子系统功能之乘积(见第11章:分工合作及系统论)。乘法不要求每个因素必须是同质的,而且乘法形成新质。将各子系统的功能乘在一起形成新的功能,从而体现出系统的整体性,体现因素间相互依赖关系。
除了提出整体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外,本专著还给出了指标的标准值,给出了物质文明发展速度的最佳值是1.08,提出了划分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划分方法和提高幸福指数的途径。本专著提出的评价模型具备以下特点。①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形成整体。②指标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③分配不均的表述通过收入的相对标准偏差解决。④评价模型体现了共生思想。⑤指标反映财富的积累情况。⑥各项指标都具有绝对性。⑦每个指标国民都能亲身感受到,所以指标具体性鲜明,易于国民理解接受,也便于国民监督政府。⑧本评价体系的指标选取遵循了18项原则以确保指标的唯一性。⑨,对本模型的指标进行不同组合,可得到各种评价模型。
除了给出整体国力评价模型与社会发展评价模型外,在整体国力评价的基础上,本书稿提出了国家竞争力及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价方法,其中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价方法由胡柏提出。评价模型可为评判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绩提供基础。但愿本书建立的模型能走出“综合国力”的迷雾。
赵本东,男,1967年生,1990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同年在技术监督系统参加工作,一直负责标准化和计量工作,任工程师,主持制定河北省地方标准两项、参与制定河北省地方标准一项;是《经济要参》(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央一级内部刊物)供稿人,全球共生学会(加拿大)会员,致力于社会科学数学化研究,在国家级期刊发表各类文章共30多篇,代表性成果有在美国学术出版公司出版的专著《乘法》、论文《基于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多毒素食品质量安全风险水平评价模型的理论框架》和《整体国力及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专利《大型衡器检定仪》。
联系方式:e-mail 286184489@qq.com,电话17330555981,微信:zbd19671210
胡柏:产城融合一体化运营专家,北京产城融合技术研究院 院长,中国特色小镇智库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聘导师,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产城融合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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