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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回声: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述评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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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对中国史家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而在经济学说史上,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一年也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出生的年份,门格尔后来成了奥地利王储的老师。他的声望是在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争论中建立起来的。在《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如此写道:德国历史学派对于历史法学派一无所知,“历史发展是非意图的后果”。为了论证“非意图后果”这一并非设计而是演化的概念,门格尔提出必须将社会当成自然的有机体来看。门格尔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发扬光大,现在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除了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之外,与马克思的思想也有过交锋,当然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学派也有影响。但奥地利学派给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致命一击,将所谓的客观价值论彻底扭转到主观价值论的思路上来,从而动摇了“劳动价值论”这一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石。1871年,英国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分别以不同形式提出了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思想,这三剑客用“边际效用”的概念刺穿了“劳动价值论”的硬壳,史称“边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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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门格尔最有才华的学生庞巴维克扩展了老师的说法,认为价值是由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和欲望的强度所决定的,一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否则按照有用性而言,水比钻石有用,但价格却相去万里。而按照“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估和欲望的强度”,就容易解释消费者实际上是按照“边际效用”在评价物品的,而越是稀缺物品其边际价值就高,这也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钻石比水要贵。
庞巴维克在其三卷本《资本与利息》中引入了“时间偏好”这一重要概念,庞巴维克发现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为同等价值的现货比期货要值钱,若要使得期货与现货相当,则必须加上利息或利润。从这个角度,庞巴维克指出资本货物不仅仅是所谓“凝固的劳动”,也是 “凝固的时间”。只有至关重要的时间因素和时间偏好,才能对利息和利润作出解释。这极大推进了经济学对资本的分析,迥异于李嘉图和马克思,庞巴维克认为资本具有某种结构,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网络,使得生产迂回程度加深,后来杨小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解释了分工迂回程度加深和市场规模扩展之间的关联。按照罗斯巴德的说法,正是庞巴维克的三卷本《资本与利息》标志着奥地利学派已经成熟。
话虽如此,加上门格尔也已经写出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但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普遍认为是米塞斯的功劳。奥地利学派的研讨班继承的是柏拉图学院的口述传统,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在庞巴维克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为了最出色的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米塞斯很快认识到庞巴维克以及门格尔等师者先贤在分析上还留于余地,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依然留有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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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主要是在货币领域。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货币的时候,没有将微观分析方法拓展到对货币的分析,造成了所谓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野。张五常将微观与宏观的差别概括为“宏观多了一个货币”,自此面貌截然不同。一旦当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就即刻陷入了某种虚幻的总量分析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里,诸如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等脱离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概念,甚至误导了欧文·费雪。费雪精心阐释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但对个体行为依然忽视,而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裂的局面,弥补微观与宏观的鸿沟,米塞斯的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就让庞巴维克刮目相看。
米塞斯揭示了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给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紧迫程度(即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此货币单位的“价格”或者说购买力,也是由同样的市场过程决定的。比如说1元人民币可以购买的“商品”是1元钱的“价格”,如果没有背后的购买力作为支撑,那么1元人民币与废纸无异。所以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有任何好处,只能稀释货币的购买力而已。也即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在于并不是每一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的货币,如果是大家都同时得到等量的货币,那意味着个人的境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但多发的货币量首先到了**及相关的利益集团手里,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又行之有效地获取好处,代价是牺牲民众的利益社会的福利,让他们去承受通货膨胀的恶果。在《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一书中,米塞斯详细阐释了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