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共同点尽管分属不同的学派，但弗里德曼与哈耶克还是都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旗手人物，他们的经济思想也还有很多共识：
1）都主张将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作为社会公正的正当前提，认为私有产权是交易、社会正义和进步的基础，因而要保卫所有个人的权利，即保卫所有个人拥有的通过公正手段获得的财产、使用这些财产和交换自己这些财产的权利。
2）都主张坚决保卫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坚信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定律，认为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来自对个人的激励行为，而自由与秩序最终会达到和谐状态。
3) 都赞成开放资本市场、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
4) 都支持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全球化。例如1973年智利发生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之后弗里德曼主张的“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
5) 都反对在汇率、价格、租金和工资等方面的控制（反对最低工资法）。
6) 都主张有限**，把**职能限定于保卫国家、私人财产和有选择的公共事务方面。
7) 都赞成私有化、非国有化和放松管制，如哈耶克提出的“货币非国家化”，还有认为应实行私人银行以代替国有银行。
8) 都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
9) 都反对企业的福利主义和特权，但并不参与对富人的攻击。
10) 都相信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贫困是可以被消除的，但自然的不平等是无法避免的。
11) 都反对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干预思想。
12) 都主张通过市场和产权的办法解决污染和其他环境问题，通常还认为环保主义者夸大了环境危机问题。
13) 都反对赤字财政、累进税收制度和国家福利政策，主张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市场化取向。

第4章哈耶克与新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4.1 哈耶克的个人主义4.1.1阐述个人主义的意义原则有自己的表现方式：一是没有明确地被人们所认识而是暗含在具体的决定之中；二是稍有显露但却表现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模糊思想。哈耶克认为，社会正从自由主义向完全集体主义迅速迈进，遮盖这一进程的幌子是“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哈耶克阐述了原则的表现方式和社会的运动进程，是为了想说明社会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对一般原理的厌恶和对从特定事件到特定事件的程序的偏爱，也即这一渐变过程，使得社会秩序从建立在普遍承认确定原则的基础，变成了直接命令来创造原则的基础。
哈耶克认为，对原则的轻视所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我们企图忽视的事件的逻辑控制了我们。那么现在是否还有那么一套能够被遵循并可以广泛应用的原则，为我们提供道德上的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哈耶克同时还认为，对这种原则——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秩序原则的需要不会因为宗教以及教会对哲学思想的阐述而降低，因为宗教自身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提供正确的指导。同时，我们还应寻找一种政治哲学，它应超越宗教或伦理而给我们提供基本的和普遍的指导。
哈耶克认为，在西方哲学或基督教徒的政治传统中，可能隐含着这样一种表现为一套原则的哲学。问题在于这种哲学无法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术语进行明确的阐述，因此要确定这些原则能否提供实践指导，就必须先对这种哲学作全面的阐述。
但是进行这项阐述面临的困难有二：一是政治术语晦涩难懂，且同一术语对于不同领域的人们来说常常表示不同的甚至几乎表示相反的意义；二是有人经常试图用一个词语把实际在信仰上对应和不能调和的人们捏合在一起。毫无疑问，第二个困难要大于第一个，前者是客观上产生并存在的误解与分歧，而后者是主观上的试图糅合甚至是掩盖分歧，转而用一个模糊难以界定的术语去下不规范的定义。
哈耶克指出这项困难的目的在于：“个人主义”这样的一个术语，是被歪曲得最厉害的。这也为他后面重新定义个人主义进而阐述他主要思想之一的“个人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与动机。

4.1.2个人主义的渊源哈耶克对其个人主义的解释建立在他对个人主义的知识方面的传统的阐明之上，正如上文分析的，“个人主义”一语，已被严重误解与歪曲，因此对于个人主义的渊源，哈耶克认为也应分为“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哈耶克所坚持的“真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始于约翰·洛克，尤其始于曼德维尔和大卫·休谟，而在塔克尔、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以及他们伟大的同代人埃德蒙·伯克的著作中，这种真正的个人主义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给予了最完备描述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中，哈耶克首推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他认为这两人与其他人相比，更成功地发展了苏格兰哲学家伯克和英国辉格党的政治哲学之精华，而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或者说他们之中的功利主义者和哲学激进主义者，却被另一种不同起源的个人主义所影响。这种全然不同的思想尽管也名为个人主义，但理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总是有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敌人——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倾向。
4.1.3真伪个人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比伪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或把其观点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人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但是真正的个人主义的基本观点则与这种假定完全不同。它认为，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
从以上两者的基本观点对比可以看出，这种也被称为“个人主义”的伪个人主义，在两个关键点上和真正的个人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伪个人主义那些把个人视为起点，并且假定个人以正式契约的形成将自己的特定愿望与其他人正式一致，从而来形成社会的哲学家们，坚信自然的社会产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反之，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旨在使自发的社会产物之形成易于理解的理论。二、伪个人主义是一种社会设计的理论，它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即只要社会过程受人类理性的控制，它们就能够为人类目标服务，相反，真个人主义相信如果保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取得的成就会超出个人理性所能设计或预见到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哈耶克所坚持的真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首先，它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其次，它是一套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所指的，是试图使社会现象得到人们理解并主张个人理性有限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强调对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或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质进行阐释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为自由政治秩序提供一种基本的政治原理。

4.2 哈耶克的主观主义作为出身于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的门徒，哈耶克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发展了门格尔的自发秩序的思想，以及全面认识社会理论的问题。他主张逻辑演绎主义,反对基于经验事实的实证法或证伪法,认为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是不附加任何经验成分的纯粹的逻辑推理。哈耶克基于这一理论采取的方法论，也是他关于经济学主题作为天然秩序的经济现象这一观念的直接反映。哈耶克认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和方法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它研究的是人与物或人与人的关系，是为了解释人无意识的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中,主观主义认为,人类行动的经验是历史,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可以帮助建立理论科学的事实,这些事实也不能同实验室中的实验和观察为物理学提供的事实相比。历史事件总是各种因素和一系列因果关系综合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人类行动方面不能进行实验。
历史需要用以前从其它来源所得出的理论洞见进行解释。他们认为,这种人类行动科学的建立既不能借助于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制度主义等的方法,也不能借助于经济史、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等的方法。
哈耶克从这一认识论出发,认为一旦人的主体觉察到一个客体时,他开始从事识别上的分类工作,他必须比较此客体与其它客体之间在性质上的差别,进而以这种性质差别认识这一客体。因此,客体的特殊性质只是个人神经系统创立的知觉关系而己。而个人对事物的这种感知不是建立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这样,这种知觉只是人们主观分析后的抽象结果。

在他看来,社会的客观性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科学范畴的事物便无客观性可言,客观事实只是物质间的关系,而人际关系都不能与物质间的关系相提并论。对于经济学的解释,他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应按“人类行为是实现其目的的合理活动”的原则以文字的形式来演绎,而非归纳所谓的整体规则。经济“规律”不是用归纳法产生的,需求规律不是靠反复观察价格下跌(或上升) 随之需求上升(或下跌) 的事实而归纳出来的,它是某些人性原则合乎逻辑的产物。这就是他所谓的“消费主权论”、边际效用论。在哈耶克看来,不仅需求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各种消费品效用的主观评价而决定需要那些东西,而且价格被看成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生产成本在奥地利学派也被看成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是指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需求。生产成本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知识,哈耶克认为,他们都是主观知识,也就是只有行为者本身才知道这些信息,所以必须让行为者来独立进行经济决策,让每个人都做决策的经济秩序必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任何一个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货币收入与自己的偏好在市场上通过支付货币来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需要别人并不清楚,也是计划经济下计划者无法知道和满足的。“任何人都没有那种财力去了解为了取得可供利用的资源而竞争的不同的人们无止境的不同需要,并且给每种需要定出一个高下”。哈耶克强调社会科学无客观性,他反对将自然科学的论证方法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他对数理经济学提出批评。他的《知识的虚伪》中说,当时自由世界所陷入的日益加速的膨胀是经济学家未能成功指导政策的结果。他们总是想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经济领域,总是相信在经济变量间存在着像自然科学中变量间存在着的那样简单明确的关系。事实上,经济变量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不确定性要强得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变量的知识是极其狭窄的,那种想在如此狭窄的知识基础上对扩张性宏观效果进行预测的倾向自然是不会成功的。哈耶克的主观主义经济分析,是一种以批判的理性进行对理性的批判。他在对国家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批判中,同时也建构了一个经济自由主义“乌托邦”。他的“有限理性”和“自由秩序”理论、“货币非国家”学说等,都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第5章弗里德曼与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5.1 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并且经济学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因为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否正确，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而暂时地得到“接受”呢，还是遭到“拒绝”。对某假说的合理性的唯一有关的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情况所作比较。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理论则遭到了否定，应该予以修改或抛弃（这和奥地利学派恰恰相反，奥派认为不是所有定理都是可以证实和证伪的）；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它则被认可；如果该假说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现实该假说的正确性。但使用这一实证方法还有一个前提：用来检验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预测”，进行推测的人尚不知晓结果。
弗里德曼认为，某一假说的合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对其他假说进行取舍的标准。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可能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即使某一假说进行经验检验后与可得证据符合，也不能保证它们互为唯一对应。弗里德曼觉得，经济学理论进行的这种实证检验，是“无所控制”的实验，因为用以进行检验的证据不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检验。
弗里德曼还认为，人类扩展经济学作为实证的社会科学这一概括体系，用以增强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信赖，及改进其预测的精确程度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碍：一是所有知识探索的人类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二是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种桎梏。
5.2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按研究内容和分析方法与规范经济学相对应的一个分支，是指描述、解释、预测经济行为的经济理论部分，是经济学的一种重要运用方式。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的，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种一般化的理论体系，用来对有关环境变化对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做出正确的预测。对这种理论的解释力，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对照的精确度、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客观的”科学。实证经济学是客观的科学，可以通过经验的评价，对它的假设做理性的讨论。
实证经济学撇开或回避一切价值判断（即判断某一经济事物是好是坏，对社会有无价值），在作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定前提后，研究现实经济事物运行的规律，并分析和预测这些规律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它力求说明“是什么”的问题，或回答如果作出某种选择，将会带来什么后果的问题，而不回答是否应该做出某种选择的问题。研究的内容具有客观实在性。
规范经济学是指那些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某些分析和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并以此树立起经济理论的前提，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因而在对其多种用途上就必然面临选择问题，选择就存在一个选择标准，选择标准就是经济活动的规范。可以看出，规范经济学要解决的是 “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二者之间的区别应趋从于西方哲学关于对感性认识论和理性认识论的争辩。
1.可以说从西方哲学的构建之初就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重看法：
1）感性认识论者认为只有历史归纳法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有效路径，他们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理性认识论者的关于科学理性可以解决人类发展中的一切难题的批判之上；
2）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人类的认识经验中寻找答案，所谓的事实后面的本质问题是不存的，或者即使存在，凭借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也不能为人类所了解和利用，人类只能认识经验以内的东西，至于超出经验的东西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而应该交给哲学家去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感性认识论者只相信经验的东西，强烈反对用逻辑和思辨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
3）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崇备至，认为人类可以凭借自己高超的思辨和逻辑推理能力来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可以发现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不断强调人类要剥去感性认识虚假的外衣，用理性来审视一切，用理性来重估一切价值判断，这一认识方法甚至在西方哲学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在实验室里面模仿现实世界，进而建立模型来进行仿真，而只有凭借科学家的理性思维通过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个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把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可以直观的认识的问题，或采用局部均衡或采用整体均衡的方法进行求解。理性主义者只相信经过人类的理性加工过的东西，不相信感性的东西，从而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
2.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正是基于哲学上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学派，前者反对后者把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几个简单的不合现实的基本假设之上，认识他们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批判方法正抓住了规范经济学的理论硬核，给与了致命一击，他们还反对逻辑推演的方法，强调历史归纳法的绝对地位。 而后者反对前者只注重经验的东西，不能深入到事物内部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他们说归纳的东西只能说明过去的事实，而不能对未来做出预测和帮助。不能从纷繁丛杂的事物中抓住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他们强调人类理性认识的绝对地位。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可以归纳为三点：
1）是否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这里的“价值判断”，通俗地讲就是对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的认定。如果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则为规范经济学；反之，如果不涉及好坏，仅仅是就事论事，那么就是实证经济学。“实证”，就是实例证明。
2）解决问题不同。如果解决的是“是什么”问题，则是实证经济学，反之，如果解决的是“应该是什么”，则为规范经济学。
3）是否具有客观性。规范经济学中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于对不同行为的成本收益的价值判断的差异上。正因为如此，其分析结果带有较浓的主观色彩；而实证经济学是就事论事，所以分析结果是客观的。
对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并不是芝加哥学派独有的，新奥地利学派也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20世纪主要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冯·米斯（尽管他拒绝功利主义的方法论）在道德和政治价值上是一个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和非认识论者——我们对有关对和错、正义和非正义等之类的评价，就像我们在市场上对商品和服务表达的主观偏好一样，建立在牢固的智力基础之上。但他对政治知识几乎没什么贡献。他的政治评价来自他的经济宇宙观，缺乏任何独立的智力身份。相比之下，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海耶克则提供了较多的对政治的实质性说明。但有意义的是，在他对一种更全面的社会哲学的追求中，他除了从经济学，还从其他的智力资源中吸取养料。

第6章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方法论联系与区别6.1 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方法论联系“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这一相同点反映在他们对道德基础的态度中。他们当中几乎所有的人看来都是主观主义者和非认识论者，即他们认为道德声明并不传递有关世界的信息，而只不过表达了声明宣读者的个人偏好。这样，对价值本身就不能再加以争论，不管是根据米斯式的证实性推论，还是根据芝加哥学派式的事实。当来自实证派阵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人们之间有关经济和社会的争论只是围绕着事实而展开，“而非来自一些价值上的根本差异、一种人们最终会为之而战的差异”时，他大胆地树立了一个主观主义的实例。
虽然这两个学派在其方法论基础上大相径庭，但它们都行使一种自由主义的形式。这是两个学派之间很重要的联系之二。
联系之三是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一个把他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未经理性发酵的事实，另一个则把他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未经事实发酵的理性，但两者都未对社会科学的这一形式——它既非完全是一种来自观察到的事实的概括，也非一种先验推理的结论——表现太多的尊敬。
20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个相同点，即就道德和价值而言，两者都是实证主义的。此外，两者对自由的意义或自由主义要求的最终证实都故意避开形而上的猜测。冯·米斯的评论贴切地表明了两种观点惊人的一致性：尽管自由的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学说，但不存在这样的事——“绝对的价值独立于犯错误的人的主观偏好”。同样的观察几乎可以在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学者有关政治经济的任何一本书中找到。这意味着两个思想学派都极大地利用了这一概念——大多数共同体对目的有种共识，自由主义只告诉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
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对有关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以及政治哲学的解释大致都是功利主义和结果至上的，这是第五个联系。
此外，作为新自由主义阵营中最具影响力的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他们之间还有相互借鉴的地方。
对新奥地利学派来说，首先，奥派经济学家必须“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要作有目的性的努力，在顶尖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比如，要向《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季刊》提交论文，而不是仅仅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季刊》或《奥地利经济学评论》提交论文，他们需要致力于对经济科学作出贡献，而不能仅仅重视政策问题或方法论问题。
其次，奥派需要提出并发展他们的微观经济模型和宏观经济模型。在这两个方面，经济学学术界已经向奥派经济学家敞开了大门，很多人盼望着出现新的微观和宏观经济模型，在满足这种需要时，奥派经济学家拥有很好的处境和地位。不同流派、分支的经济学家已经对大多数教科书中的总供求模型（AS/AD）表示出不满意，它作为宏观模型缺失微观基础，不能把宏观与微观联结起来。马克·布劳格被视为著名的经济学史专家，批评人们把现代经济学归功于瓦尔拉斯创立的“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模型”或短期一般均衡的“巨大影响力”，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充斥着一般均衡分析，因为它具有数学的精确性，芝加哥学派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布劳格加入了奥地利学派，把完全竞争看成一个“完全误导的概念”，它忽略了企业家的作用。他敦促经济学家“重写教科书”，用奥地利学派动态竞争机制观取代现行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奥派经济学家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对此，奥派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有用的、具有活力的宏观和微观模型去取代教科书中讲授的模型。跨期资本消耗模型，即人所共知的“哈耶克三角”，提出了对整体经济动态机制图示分析的有效方式。在《时间与货币》（2001）中，罗格·格里森创造性地把“哈耶克三角”、可贷资金市场和生产可能性曲线结合起来，阐释经济动态变化的各种机制。而且，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假说为分析储蓄——投资趋势、利率变化和货币政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图示工具。同样地，在《生产结构论》中，马克·史库森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即总供给向量（ASV）和总需求向量（ADV），作为一种理论路径去描述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具有奥地利学派风格的经济周期。
第三，奥派需要用更多的检验研究来支持他们的经济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需要对奥地利学派模型的内涵进行检验，通过经验研究工作去检验“放松银根”的政策导致不同经济部门不平衡的程度，确定具有高额资本要求的部门或远离最终消费的产业容易产生较大波动的程度。
以上是新奥地利学派可以借鉴芝加哥学派的地方，但奥派也有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唯一致力于微观经济学原理探索的学派，因而，它能够解决经济学家们长期寻求的微观、宏观之间“迷失的链条”问题，它把真实的储蓄视为一种美德和增进生产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它是唯一致力于生产的时间结构研究的学派，它认为生产过程是从资源阶段到零售阶段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经济绩效的焦点。
第三，它是唯一鼓吹“萨伊定律”的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消费支出的增长是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繁荣的原因。
第四，它又是唯一在货币领域运用普通法则即“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学派。**不可能通过印制钞票来创造真正的长期繁荣。货币政策会导致危害，其结果恰恰相反，繁荣——危机周期对经济产生着持续的恶劣的影响。
最后，奥派还是第一个认识到**与企业之间的命令与控制体制内在脆弱性的经济学派。
这些新奥地利学派的长处也是芝加哥学派可以有选择借鉴的。

6.2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区别在信仰自由经济的问题上，奥地利学派跟芝加哥学派是同道中人，都是斯密《国富论》的忠实维护者，谁也不怀疑对方。两派的学者都活跃在“朝圣山学社”，彼此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对**的不信任、反对福利国家、厌恶通货膨胀。可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能妥协的分歧：要不要中央银行？什么原因导致大萧条？等等等等…
两派的差异通过三次争论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第一场是主观主义的边际学派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用边际效用和边际贡献率反对李嘉图传统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由此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成分，继续在自由市场的信念上前进。
　　第二场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潮。奥地利学派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高度上坚守斯密“自私即公益”的命题，认为价值是主观的，福利水准只有当事人本人才能作出判断。计划制订者不可能掌握经济系统的一切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无从谈起。不仅如此，由于计划制订者拥有自由裁量权，道德风险便不可忽略，腐败难以提防。最优的决策只能是分散决策，即市场当事人根据各自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对自己最优的选择。
　　第三场则直接成就了芝加哥学派的名声。这场争论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当时凯恩斯的理论因它的猛药处方如日中天，奇怪的是，哈耶克和熊彼特这两位自由卫士居然对此十分轻视。特别是哈耶克，他认为凯恩斯的影响只能是短暂的，因而忽略了对他的批判。这使得奥地利学派失去了成为主流学派的机会。这个机遇被芝加哥学派抓住了。扛大旗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的着眼点是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认为，正是由于当局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才导致了大危机，控制货币数量，才是抑制通货膨胀唯一有效的办法。如今，这一理论被各国央行所接受。美联储唯一的工作便是讨论利率，通过加息减息控制货币数量。弗里德曼反对一切积极的货币政策，“任何一种给予少数人极大权力和加大自由的自由裁量权的制度都会产生错误。”他把经济学从政治工具中拉回到自由市场。
但是奥地利学派却不赞成弗里德曼。他们不信任弗氏的货币法则，因为在操作层面，这个办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容易导致经济的扭曲。有意思的是，正是奥地利学派的努力，经济学中才得以大量引入数学分析工具。但反对经济学数理化最卖力的竟然也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经济学大量采用物理学分析方法十分反感。这跟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有关。他们认为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趋势是可以预测的，但人的行为不行，因为人有认知和价值判断。因此均衡分析不切实际。
除了三场争论，两派的研究脉络也是有区别的，新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主线明晰，在门格尔进行了开创之后，他之后的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都是对他的理论进行修补和拓展，而芝加哥学派则是百花齐放，研究方向大不相同。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是边际革命三先锋之一（另两位分别是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门格尔的学生庞巴维克接过了学派领袖的位置，在《资本实证论》中提出了迂回生产的概念，它成了关于资本的经典分析。庞巴维克的大舅子维塞尔也很了不起，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边际效用”、“机会成本”这两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接下来就是米塞斯了，他把奥地利学派带进20世纪，被看成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之父。他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以批判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著称。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作为经济学家的知识储备，试图从人的行为特征上去研究经济系统的特征。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忠实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将研究追究到了政治、法律领域。
与奥地利学派研究方向一贯性相比，芝加哥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弗里德曼研究货币经济学，斯蒂格勒则是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福格尔是计量历史学的创始人，贝克尔则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科斯则是研究交易费用的大师。无怪乎，学界给芝加哥学派安上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帽子。
　　但芝加哥学派也有它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是由他们的鼻祖弗兰克·奈特传承下来的精神。斯蒂格勒这样评论他们的信条：“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拥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条：人们行为的效率在于自身的利益……信条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一般的经济行为者深知自己的行为所处的环境以及行为可能的后果，无论多么聪明的外部人都不可能做到的。我把这个信条看成芝加哥信条，仅仅因为我是在那里领悟到这个信条的。”

结  论
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的芝加哥学派与新奥地利学派，尽管在经济思想和方法论上有着如此多的不同，但秉承休谟结果至上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它们，挽救了古典主义和自由主义，前者推崇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强调禁忌理论的预测功能，为经济学各种理论模型的构造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后者坚持定性的演绎推论，反对数量方法，依托古典自由市场理念的、自然发展的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与观点，强调人们知识和信息的“有限理性”，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两派互相映衬，衬托出各自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史库森 杨培雷译《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与货币主义》 北京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3] 王志伟编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方法论差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高歌著：《从经济思想视角解读哈耶克》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晏智杰著:《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军:《哈耶克》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7] 诺尔曼.P.巴利 著 竺乾威 译《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8] 哈耶克著：《致命的自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9] 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弗里德曼著：《弗里德曼文萃》，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 陈华森著：《哈耶克经济哲学方法论述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邓正来著:《规则秩序 无知 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1版

希望大家可以发短信给我，方便保存与温习。谢谢！

只能膜拜。。。。。

膜拜什么？膜拜“写这么烂还敢拿出来的‘勇气’啊”？呵呵 16# lt97767

顶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