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高深的经济学道理我可能不懂。

就题而论：

拍卖额度的确定，为了最大化拍卖收入，首先国家林业局会商定一个各种野生动物最佳种群数量，然后以现有数量扣除最适数量和年增长量，得出拍卖额度。

具体执行过程中，捕猎量却难以控制，在现有政治环境下，地方监管部门必然存在监守自盗现象，他们必然会私下受贿默许捕猎者（有钱人）超额的捕猎行为，因此实际捕猎量总是会超过拍卖额度，保守估计也会在１０％以上。

出于惯性，下一年度的拍卖额度不会低于本年度（采取抽样调查重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很累人的，而且水分多多），因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会不断呈现负增长，而不是零增长。

当然，也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培育投入资金，不过由地方政府部门来花钱实施，不是逐级克扣一些，就是时时挪用一些，其效率可想而知。

最终的结果就是，在几年后野生动物狩猎失控后，因种群数量减少引起部分科学家抗议，在实际数量上与国家林业局产生争执，就象邱先生与北大争执一样，然后就会有中央领导出面叫停（事后诸葛亮，中央领导英明就英明在总是在事情很明显时再出面摆平）。

就事论事而言，楼上说的这些事情我也相信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不拍卖，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么？钱不过是更加直接而隐蔽地进入基层管事者的口袋而已。

从这个意义讲，拍卖好歹还是一定程度上把事情放到桌面上了。

领教了：）

拍卖狩猎权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实现这一效率的前提似乎是2楼所说得这样一个前提“政府将保护区所有权划分给当地居民”，该前提意味着政府将不再出现在“大象”的利益所得之中，“大象”的利益所得和分割将发生在产权所有者和产权非所有者这些平等主体之间。换言之，不出现7楼所说之结果，问题大致是：狩猎权被拍卖之后，政府是什么角色，会是什么角色，应该是什么角色。如果产权界定之中，政府始终可以借助超经济权限参与利益分割，公开拍卖不过是将一场隐蔽的利益分割变得更为隐蔽而已。

至于说公开拍卖本身是否是一种公平交易。资源天然稀缺，如何界定和分配才能被定义为公平？说实话，我对公平和效率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也许，正是因为资源天然稀缺，对其的界定和分配本身就受限于“效率”这一事实，换言之，任何界定与分配的过程都是依附和取决于某种优势禀赋，该禀赋或者是权力、或是财力、或是智力、或是弱势群体的集合之力、或者天然的自然条件等等。存在不依附或取决某种优势禀赋的资源界定和分配吗？

狩猎的对象应当是“无须”保护的那部分品种和数量。真的不知道现在我国的动物数量、品种有多少符合这个范围。自然繁殖、人工饲养是否足够维持“狩猎”的供给。产权有一定激励作用，但前提是技术条件、知识准备都具备。否则那个数量的“度”一定会突破。那样收益与成本比较将是得不偿失的。

将“无须”保护的供给量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将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式作为函数，可能当供给量小于等于0时，方式只能是保护、人工繁殖；当供给量大于某个数值，可以放开旅游捕猎，可促进一个产业；在两者之间，拍卖较合适。

当然，那个供给量又是另外一些因素的结果了。

“为了更有利于社会与舆论监督”不知道这个论点是怎么样论证的？至少在拍卖前，舆论监督还是合法的，还存在道德上的优势，但拍卖后，一没有激励使人去监督，二是捕杀行为是合法的舆论也不好再监督。

如果不考虑个人非法捕杀收入与有关部门通过拍卖获取收入使用效率问题，则改成拍卖是一种效率改进，因为，这样可以节省防非法捕杀的成本。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个人用钱往往是国家小心，所以拍卖到底有没有效率，要看成本节约与收入使用效率损失之间的比较。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拍卖的是国际狩猎权，并非面对所有捕猎者。因此，拍卖狩猎权是否可能保护野生动物，有必要从公开市场（原来的行政审批，现在的公开拍卖）与私下捕杀两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来考虑。假设公开市场主要由国际狩猎者构成，其保留价格高，需求弹性小；私下猎杀市场主要由国内及当地居民构成，保留价格低，需求弹性大。（可以把地方政府对私下猎杀的打击力度看作私下猎杀者的狩猎成本）

先考虑两个市场的供给方面。与行政审批相比，公开拍卖可以使野生动物为政府带来更高的边际收入。因此，公开拍卖会激励政府限制私下捕杀，带来私下捕杀减少。当然，由于承担保护野生动物的是地方政府，公开拍卖能够激励政府限制私人捕杀的前提，就在于地方政府必须从拍卖中获得一定收入，而不是由中央获得所有收入。此收入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即大于地方政府利用打击私人捕杀的权力在私人捕杀市场上的寻租收入（私人捕杀市场主体对猎物的保留价格）。由于假设私人捕杀市场主体的保留价格低于国际狩猎者，此一要求存在实现的可能。同时，由于边际收入提高，会促使正式狩猎权供给的增加，这也是大众舆论普遍担忧拍卖狩猎权可能影响动物数量的原因。

再考虑需求方面。由于拍卖方式使野生动物价格升高，会减少国际狩猎团体对正式捕杀的需求量。另外，公开市场价格升高带来的替代效应，也会激励狩猎团体转向私下捕杀市场。能够抑制这一不利倾向，关键在于猎物数目核对、出入境检查等限制措施是否完善。

因此，公开拍卖能够起到保护野生动物的作用，除了动物数量摸底、生态效应衡量等技术知识外，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公开狩猎市场与私下捕杀市场的交易数量比较。如果公开狩猎相对于私下捕杀是很小的数量，那么拍卖狩猎权增加公开狩猎的效应就相对远远小于减少私下捕杀的效应。

2。地方政府是否能从拍卖收益权中获得足够收益，以限制私下猎杀市场。

3。确定拍卖额度的政府机关的牟利动机能够得到有效限制。（如果不考虑权力之间的互相串通，这一要求可以通过拍卖额度确定权与收益权的分开来实现。当然，也需要考虑到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互相串通）。

4。能够限制国际狩猎群体转入私下猎杀市场的套利行为。

PS：读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新闻报道，感觉以下两篇比较有价值，大家可以读读。

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引轩然大波 国家林业局回应

截止去年中国接待猎人1101人次 收入3639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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