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本人拙著《中亚市场：民族经济与地缘政治（17-20世纪）》，转载请注明出处。本人第一次在贵论坛发表文章，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给予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作者：王策

附录：

对中亚地区教界特权的外部性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上）

      前文曾经提到在中亚流行佛教的地区里，主要是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拥有无上特权的神权阶层为获得收益而投入的边际成本在理论上会逐渐地线性化。这个现象源自宗教社会中人民与国家之间特殊的布施-福田关系，它的特点是：第一，布施具有相当大的不固定性——税收有明确和稳定的税率标准，而顶礼上师和诸佛菩萨的供养却是多多益善；第二，福田具有无法计量的虚拟性。我们十分情愿地相信格鲁巴神秘主义哲学确实具有合理性，但至少现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那一系列华丽的法事活动与经济增长、就业充分、货币秩序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存在着线性正相关。我不认为上述四个“宏观调控目标”是对数百年前的宗教**的超前要求，因为这是**能够存在于世的根基——对社会和人类没有任何益处的**，不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简而言之，宗教国家里的人民是在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国民收入来换取虚无缥缈的**服务，这很容易使头脑清醒的人怀疑：那些声称致力于将人类从轮回之苦解放出来的人们，其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劳务服务所附含的全部价值能否体现信众节衣缩食省下的供养的全部价值（我们先假设劳动价值理论符合教职人员领地内的实际情况）？纵观历史，这个特权阶层里层出不穷的腐败与渎职似乎给了质疑者以否定的答案。

      成本论和效用论可以证明前文总结的结论：在由整个**所垄断、且为这个**提供绝大部分财政收入的“宗教行业”（我们暂先这样定义）里，厂商普遍的短期成本线在经历前期短时间内的增长之后，斜率便开始逐渐减小并趋近一个常数值，即不会出现后来的继续增大的状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教界在承担初期的总可变成本、机会成本和隐成本之后，即使以后不再追加成本，或者更客观地说，支付一种用常人的感官无法计量的成本（就像我们南赡部州的凡人感知不到一个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的“香巴拉之国”那样。这也许正是格鲁巴神秘主义的力量之源），也可以凭借畸巨的消费者剩余的影响来获得稳定而丰厚的收益。

      对全社会智慧与财富的集中者而言，让供养人增加消费者剩余简直是太容易了，因为这种“宗教行业”本身即具有特殊的供需特征。具体而言，它的供给曲线较为平缓，而信众的需求曲线较为陡峭，也就是说需求函数对价格（以货币计价的供养价格）的变动缺乏弹性，而供给函数则对供应量的变动缺乏弹性——面对解决生死问题的钥匙，除了哲学家之外，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身外之物”呢？

对中亚地区教界特权的外部性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下）

      上述的理论其实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推导，因为我们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行业”本身的成本变化特征——不能说“这个行业有如此的暴利可图”，这对一向标榜“宗教改革”的格鲁巴而言有失尊敬，但加入这个“行业”的人确实是趋之若鹜的：十八世纪时整个藏区的喇嘛/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即有26%的男性为喇嘛；而在康巴的德格一地，喇嘛占当地人口比重甚至高达33.25%。蒙古的情况甚至尤甚于此。
      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供给是越来越旺盛的。与此同时，对“宗教品”的需求的增长似乎很难赶上供给的增长。我们不能不考虑一国社会中如此之多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神职工作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这个“行业”的供需问题，也关系到它的等成本线的斜率问题——越来越多的女性承担了本应是男性负担的高强度劳动，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主要是第一产业的）毋庸置疑地会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女性也无法以更多的精力去生育和抚养后代；尤其不应忽略的是，藏人社会中的游牧族群用占据了个人储蓄与消费相当比例的食物（例如珍贵的酥油）充当供养的普遍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几乎陷于停滞。这一系列现象造成的恶果就是——第一，“生产者”供给的过剩和“消费者”需求的疲软。进一步地来说，这时除非有一个拥有绝对权威并且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以行政手段人为地调控这个失衡的供需状况，否则“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就会逐渐降低，而坚持垄断定价的宗教界就要蒙受损失。第二，收入的降低，以及从事神职工作的人员的剧增，导致宗教界为扩大规模收益需要支付更多的可变成本，同时越来越难以承担高昂的固定成本。我相信最上怙主们的精神控制力完全可以让供养人的消费者剩余膨胀到最大值，但这却会在整个民族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透支全体国家的前程。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个曾经胜兵百万、称霸整个亚洲大陆的吐蕃帝国，在举国皈依怙主之后其国力却反而迅速滑落至低谷，并陷入了列强虎视眈眈的包围圈里。这完全是神职人员对最起码的**管理科学的无知所造成的恶果。虽然我不得不佩服藏民族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迸发出惊人的外交才能，例如它曾两次将蒙古人对藏人的入侵转化成藏人对蒙古人的精神征服，然而正所谓“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轮到英国入侵者进藏时，吉祥天母这次抛弃了拉萨的神权**。天才的国务活动家、孜列拉空（相当于甘丹颇章王朝的财政部）公认的领军者龙夏·多吉次杰为挽救时局，奋然发动了旨在改变神权政治体制的吉却吞贡（求幸福者同盟）资产阶级新政，但可惜这位改革者不是商君的转世灵童，他最终在夏钦角监狱里被政敌活活挤出了双眼。伴随着龙夏的哀号，甘丹颇章王朝的历史黯然地走向了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