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政 府不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民有民营，而不是国有国营。而所谓的民有民营也不是说将国有企业卖给少数人，而是要将国有企业股份化，并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全民（而不是卖给全民）。然后再由全民持股选举出管理委员会，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聘用总经理进行经营。

这样企业还是公有企业，政治上没有问题，而政 府也可以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困境中摆脱出来，从而得以对民有民营的公有企业与私有私营的企业实行公正的管理。如果民有民营的公有企业有垄断的问题，政 府将对其进行限制和约束。

我们不可以说只有国有企业才是公有企业。民有民营的公有企业才是公有企业的正途。而且从社会发展方向来看，也不是什么都是国有国营，而是一切都尽量向社会所有的方向发展，向大社会，小政 府的方向发展。

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这是不对的，这意味着公有资产的流失和公有制度的失去，但继续维持国有国营，认为只有国有国营才是公有制，这也是不对的。只有民有民营的公有企业才是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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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的去留问题

吴晓波
    通过对改革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三个结论：

    ——国有企业从来是企业改革的对象，而且是惟一之对象；

    ——国有企业的脱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产业垄断来实现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要任务，舍此，无他途。

    而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变革目标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现有的、形成了强大盈利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课题。

    就在上周，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这份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在天则的这份报告中，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权重最大的两块。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根据测算，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如果天则报告的数据是真实的，结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国资委研究机构对天则报告的反对意见。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秦晓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出,“从长远看，政 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他不是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