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里，一帮做水产生意的z省人与卖蔬菜的H省人发生了纠纷，后来双方动了粗，见了一点血。这时你千万不要紧张兮兮地去拨“110”，看看市场管理气员气定神闲地叼着烟叉着手，就意识到一会儿便会疾驰来两辆车（分别挂着Z省、H省车牌照），下来的两拨人紧绷着脸径直走进办公室。等到门再次打开，已经变得轻松甚至有一些愉悦的这些人，来到了各自的老乡们中间。顷刻，剑拔弩张的气氛消散了，该干嘛的还干嘛，市场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不要以为是我在写类似于香港的黑帮片，其实这种“道德”践踏法律的现象，不仅在二三线城市屡见不鲜，就是在大都市，也是或明或暗存在着的。并且从社会底层到上流的一些圈子都是通吃的。这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结构性因素，也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面对农耕宗法社会不服输的挑战时，最深层次的问题。当下官场腐败的裙带风、现代企业中的家族管理模式、社会活动中的人情观念等等，甚至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实验，也因为“大姓”豪强的胜利而名存实亡。


读《乡土中国》，令人惊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前的思想解放。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成的的课本”，而是一边探索一边讲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人就得带个头。”喜欢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是，纵观今天的学术界普遍浮躁，急功近利，能够像费孝通先生当年那样沉下去搞艰苦的“田野调查”的，极少了。“快餐文化”充斥市场。因此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其中的观点，但仍很推荐《乡土中国》这部在多次“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学著。其价值已被历史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否正确或者说农耕宗法社会的意识仍然在改造城市？这是我们百年现代史的纠结。思考中国现代化出路的人，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我们的母体与改革开放潮流之间的根本性张力之所在。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费老在书中“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无讼”等篇文章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几千年“人治”、“礼治”而独独没有法治的土壤，读者就此明白了何以“潜规则”流谬至今。其中包括以调解（不是指法庭调解）代替法律诉讼——这其实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教化过程。它并不主张法律赋予的个人权利，仅是以是否符合规矩（家族的、行业的、圈子的、或者老祖宗传下来的俗定成规）来判断，讲是非而不讲对错。它由所谓居道德制高点的人（实在值得质疑）来实施，而专制体制则是保障调解的过程与结果无论有理无理都必须执行的背景（压力）。“以德治国”讲穿了，就是长幼尊卑有序的等级制统治盖上了一块文明的遮羞布。这样长期的结果，就是使老百姓普遍不打官司，人离法律的保护愈来愈远。


当没有了法律所赋予权利的反对，反抗就铤而走险地爆发了。


“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而实行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忽略了他们所以能这样的条件。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以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他是工业革命的老家。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英国是否能保持这个纪录，还得看他们是否能保持这种配合。”费老接着指出，现代城市社会中主张个人权利，国家保护这些权利不受侵犯，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领导的张军提出，普通老百姓尽量不要打官司，更加不要敢于打官司。主张大家都去听从调解人的传统老路。(据2010年3月2日新华网)。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如果被侵权了、被强迁了，找居委会小组长张大妈李大妈而不去找律师？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学着打官司了，开始敢于走进衙门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努力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个应该批评的现象呢？


打开电视机几十个频道几百个栏目，有一点非常令人失望，怎么就没有一个帮老百姓打官司的节目？CCTV“3.15晚会”充其量只是又一个“搞运动”式的热闹，热闹一下下而已，与真正的法治相去甚远。而“新老娘舅”、“帮女郎”之类调解人节目的增多，对于中国法治建设来说显然是在帮倒忙，是起负面作用的。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