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哲学
   
    刘苏里：好。谈谈你的哲学进路。以及你认为的最得意的思考成果。
   
    邓晓芒：首先是澄清个体人格和自由问题，然后是充分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养成客观分析问题的习惯，拒斥情绪化和起哄的劣习。我所有的学问简单说来就是做这件事。
    所以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提取了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Nous和Logos，自由和理性，这都是中国文化中极感欠缺的，我要把它们原原本本地阐明清楚。
    其次，我的哲学与我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是与我本人的命运分不开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哲学天赋的人，从小就觉得自己比较笨。我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今天这样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弄哲学就非常清楚，也算是我在哲学上思考的一个“成果”吧。
    所以我在读哲学书的时候，凡是那些能够鼓舞人去造就自己的哲学家，总是能够得到我的共鸣。而凡是叫人服从命运的哲学家总是使我厌恶。这几乎一开始就决定了我的哲学倾向，我差不多从进哲学门起就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主要观点，什么“转向”“转身”之类的事没有发生过。
   
    刘苏里：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在你过去的讲义中，多次提到这一层，能结合我们的时代，具体谈谈么？
   
    邓晓芒：在每周的课堂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一点。这也是支持我奋力向前的动力，觉得值。我的学问是为自己，但正是为了自己才考虑，把思想投到哪个方向才最有价值和成就感，这就与社会、历史和责任关联起来了，与时代和民族命运关联起来了。
    当然我所做的哲学是中国人的哲学，我常讲我是做中国哲学的。而中国人当代所需要的哲学，我认为正是这种能够鼓舞人的生存意志的哲学。因为当代中国人萎靡不振得够可以了，几十年都在随波逐流，投机取巧，没有人格，没有道德原则和底线。怪谁呢？怪我们这个民族不争气，我们每个人不争气。所以青年中现在到处弥漫着一种渴望，希望有一种能够使自己从根柢上振奋起来的哲学，一种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
   
   
    刘苏里：也有人会说，要振奋国民精神，必须重新弘扬国学。光是把西方的东西说得那么好，中国人将失去自信了。
   
    邓晓芒：一个民族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自己先前有多么阔上，而是建立在民族的创造力上；正如一个富家子弟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他家多么有钱上，而是建立在自己具有赚钱的能力上。
   
    刘苏里：一个好的哲学家，一定是紧贴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前行的，你觉得，我们时代，有哪些问题，值得你如此投入心力，去思考，解答，论辩？
   
    邓晓芒：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像我一样感受到命运的中国人到处都是，但我可能想得深一点，我相信我所想到的必定也是其他很多人想到和可能想到的。我和那些孤独的哲学家似乎不太一样，虽然我也很孤独，但我感觉到普遍人性都会站在我一边，与我相共鸣。所以我从不愤世嫉俗。要解答和追问的问题很多。比如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西方几百年的老问题我们就从来没有想透过。再就是比如人权和人格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更吊诡的是中国人差不多都自认为这些问题我们早已吃透了，不用谈了，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消除它们的“负面作用”的问题。这种中国式的智慧真是大愚若智啊！
   
    刘苏里：深有同感。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但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中国人历史上不是最讲“人学”的么？
   
    邓晓芒：中国人的确讲“人学”，但这种“人学”（人伦之学）是指如何毁人之学，如何“做人”之学，或者讲如何学会“做人”。这与西方的人学完全是相反的，西方的人学是研究人，为人设想更加人性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学是琢磨人，为有权者设想出更加能够控制人的手段。中国只有道家的任自然之学才间接为人性留下了一点余地，但也可怜得很。
   
    刘苏里：普遍的人性，是近代以来大多数哲学家思考的起点，近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改造，也是一点点靠近这一原则。但我们总感到，国朝的立国基础，与此关系不大，甚至相与违背。由此造成多少人间灾难。如何才能从这一境况中走出来？我相信，这也是你思考的问题之一吧。
   
    邓晓芒：当然。但这些问题只有放到一个参照系之下才能谈清楚。所以接下来是文化问题，中西文化比较问题，这方面总是能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狂热，这种狂热在今天只会把我们民族拖向更加野蛮、更加落后和更加被世人耻笑的境地。
   
    刘苏里：说穿了吧，都是伪民族主义，伪爱国主义。那种无原由的“热情”，正在消耗我们仅存的智慧和体力。它们完全不知道国族的根本利益在哪儿，到处喊打杀。非要说民族主义，我更愿意把它们定义为大汉族主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
   
    邓晓芒：确切地说，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只有家族主义，只不过是把儒家所立足的宗法制观念扩展到国家民族上去而已。你看那些民族主义分子们的叫嚣，怎么看也就像乡下搞宗族械斗时的那些勇敢分子。这种民族主义需要一个代表他们的大家长，他们也许会抱怨家长没有给他们撑腰、长脸，甚至还会闹事，但骨子里不过是一种“义仆”、“家奴”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民族意识。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之上的，是意识到一个族群作为个人生存所不可脱离的前提具有共同性和神圣性，是超越种族和宗法之上的一种政治概念。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种族概念，比如香港回归时唱的那首使每个中国汉人感到骄傲的歌：“永远不改变黄色的脸”。这首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歌居然把中国的白种少数民族排除在外了，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发现这一点！
   
    刘苏里：这不奇怪。中国人许多东西藏在骨子里，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这种状况，似乎与行世两千多年的儒学有些关系。
   
    邓晓芒：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角色就是为这种种族主义提供历史元典的依据。国学热的乱像不过表明今天中国人虽然经过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观念的现代化这门功课上不及格。有人说儒家“天下”观念是超越种族的，华夷之辨不是种族之辨而是礼教之辨。然而这种礼教恰好是立足于血缘亲情和家族等级之上的，不过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或宗族主义。
   
    刘苏里：西方人也有歧视，种族的，宗教的等等，但启蒙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不断强调人权，公民权利，使得它们的“进化”逐渐有了眉目。
   
    邓晓芒：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早已想过几百年的那些问题其实是最值得我们去想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当然，我们一旦想，也许会比西方人想得更深一点，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大不相同。比如说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西方人想了几百年，自认为想透了，其实也还没有。不过他们至少比中国人想得深一些，在此之上他们建立起了保护每个人自由的法制社会。这正是我们这个没有完善法制的社会所应当重新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刘苏里：我最近读了你与当代儒家论战的作品《儒家伦理新批判》，里面的内容很“刺激”。
   
    邓晓芒：我与儒家的理论论战后面其实有上述意识形态背景，我很清楚。但他们并不清楚，或者装作不清楚。
   
    刘苏里：就你上面的问题而言，我倒觉得，多数人是糊涂，只有少数人别有用心——当然，他们也可能不是什么儒家信徒，比如发明“中国模式”论的几个人，很有些心思，一言一行，像是投谁所好。
   
    邓晓芒：少数人别有用心不要紧，就怕多数人太糊涂。总是有些人想心思，投合国民的劣根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文革不就是这样么？还有义和团。
   
    刘苏里：是啊，多少年来，是多数人糊涂，少数人利用，问题是，多数人糊涂是常态吧，关键还是少数人怀揣坏心思吧。
   
    邓晓芒：其实，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思想观念有大的改变，极少数人的心思便起不了作用了，因为还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观望的或不动脑筋的。
   
   
  
    刘苏里：现实的情境是，在各种思潮纷纷登场的时候，要取得“共识”是多么难的事情。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
   
    刘苏里：或者，要换个思路，重新确立“共鸣”，而非“共识”的基础？
   
    邓晓芒：对。共鸣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去寻求的，是为己；共识则有些为人。
   
    刘苏里：这首先是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是基础，在此之上，是共鸣，而非共识。
   
    邓晓芒：共识主要是政治术语。共鸣则是美学术语，也是人生哲学术语。所以我提出要从单纯的国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简略地说说你的“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经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刘苏里：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们犹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刘苏里：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知道，还有些人是你这样的思路，比如小枫，但你们的目标似乎有很大不同？
   
    邓晓芒：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
   
    刘苏里：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邓晓芒：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

三战士
   
    刘苏里：本质上，你的学术、思考工作，是“战斗”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好思想家，好哲学家的本质。
   
    邓晓芒：正因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没有自由和理性这两方面的基因，所以我的思考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挑战。
   
    刘苏里：有些人从中国古典中，牵强附会地摘章引句，说明我们从来不缺什么，以此想毕其功于一役，但忘了，我们近代以来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你什么都是古已有之，怎么发展不出应对西方挑战的思想与方案呢？
   
    邓晓芒：中国传统经典的土壤是自然经济，在自然经济尚未解体的时代，他们这样说有他们的道理：凡是传统中没有的都是不必要的。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然解体，他们的这种说法就破产了。我们现在缺得太多了。我对他们的挑战的力量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巨变。
   
    在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先驱者们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只凭思想文化上的论争来解决问题，而一接触现实，就只好投降，因为现实还是支持传统文化的。鲁迅笔下的五四先锋吕韦甫，一旦回到乡村，就只好去教《三字经》。但今天不同了，现实是支持普世价值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人权法制，不再只是知识分子口头上的东西，而是打工者维权的利器。
   
    刘苏里：可现实需要，与当政者的认识之间，有着巨大无比的鸿沟，这里哲学家有什么可做功的地方？
   
    邓晓芒：不光是哲学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今天就是要为即将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
   
    刘苏里：现实的情境是，在各种思潮纷纷登场的时候，要取得“共识”是多么难的事情。
   
    邓晓芒：从长远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但我们很多人已经厌烦了这种工作。他们自己就停留在国民劣根性中。
   
    刘苏里：你时常提到这一点，非常深刻，也非常尖锐。
   
    邓晓芒：所以我对中国近期改革的预期比较悲观，但必须要有韧性的战斗。不过我与鲁迅的韧性战斗也有所不同，他过于看重启蒙的现实功效，我则是当作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哲学反思的生活方式。
   
    刘苏里：或者，要换个思路，重新确立“共鸣”，而非“共识”的基础？
   
    邓晓芒：对。共鸣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必须去寻求的，是为己；共识则有些为人。
   
    刘苏里：这首先是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是基础，在此之上，是共鸣，而非共识。
   
    邓晓芒：共识主要是政治术语。共鸣则是美学术语，也是人生哲学术语。所以我提出要从单纯的国民性批判提升到人性批判。
   
    刘苏里：我很希望你在这里，简略地说说你的“国民性批判”和“人性批判”。
   
    邓晓芒：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还是过于纠缠在政治实用主义上，过于峻急了。我讲的人性批判其实是接着鲁迅讲，要深入到每个人内心的那种人性缺陷，使这种批判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性中的一个层面，一种素质，不是用来救国，而是拯救自己的灵魂。其实西方人看待国民性批判已经有这种眼光，据说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读到落泪，他就是当作人性批判来读的。只有提升到人性批判，才有可能带来对人性的宽容和个人的忏悔。
   
    刘苏里：这就是你经常谈到的“新批判”么？
   
    邓晓芒：我的新批判就是要指出今天一些人的误区，打破他们自我陶醉的美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面对严峻的现实。
   
    我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至于具体的那些理论问题的清理，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三千年的奥吉亚斯牛圈不是一两天或几个人可以打扫完毕的。
   
    刘苏里：大概只有少数人认为我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多数人要么同陈冠中小说《盛世》里说的，嗨赖赖，要么有些事让他疼了，转过身就去感叹、歌颂盛世，甚至很有些自豪感呢。
   
    邓晓芒：这种自豪感正是中国人劣根性的一大表现，在鲁迅的《理水》和许多作品中都有描述，洪水来了，你看那些没有被淹死的老百姓那个乐啊！当年鲁迅很有些犹豫，是唤醒他们让他们痛苦而死，还是让他们安乐死更合乎人道呢？
   
    刘苏里：思想和方法上的清理工作，是最重要的，它们犹如利器，掌握了，就有力量了。问题是，国人，甚至包括自诩为精英的人物，似乎认为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高处，可以指点江山。
   
    邓晓芒：我从来不看好那些高调的精英，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历史将证明他们轻如鸿毛。
   
    刘苏里：多数精英或许是糊涂。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代，每人陷在挣扎的漩涡中，能看明白事理，很难。我想，你多年的耐心工作对象，除年轻的学子外，恐怕也包括糊涂的精英吧。我常有冲动：都来读读邓晓芒吧。
   
    回到你批判工作话题上来。你觉得，这么多年，尤其在年轻学子这里，你的工作有明显的成效么，以测试你用力的方向是否正确？
   
    邓晓芒：我更寄希望于年轻人，如班上听课的学生，他们即将走向社会，被逼迫对这个社会进行思考。我努力对他们进行敲打，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效果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工作总是要做的。多年来我的这些研究生大部分没有去投身于政界或商界，而是当教师，这是我感觉最有希望的。至少他们知道在中国，还有人不像一般糊涂的中国人那样思考问题。这种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而且我相信将越来越大。
   
    刘苏里：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知道，还有些人是你这样的思路，比如小枫，但你们的目标似乎有很大不同？
   
    邓晓芒：刘小枫最近一些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不过就我来说，本来就没有对他抱太大的希望。我很早就说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儒家士大夫。那时他还在道风山。
   
    刘苏里：有意思！你们应该非常熟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呢，但一见面就吵，他经常“狡辩”，以为别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邓晓芒：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与逍遥》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观念，只是因为他文笔太好，所以掩盖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纳粹主义去了。但这也是必然的。

四目标
   
    刘苏里：好，让我们再回到你的基础工作上来：哲学的讲授。前天，我向一位朋友推荐你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他说，这是能打死人的东西，他很看重这样的工作。因为，现时代，许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试图走捷径，所以能打死人的东西少之又少。而你是在两线“作战”，一面生产弹药，一面亲自“战斗”，非常“骇人”！
   
    邓晓芒：《句读》里面有一种精神，就是要将号称最难读懂的西方经典用一个中国人的头脑加以把握，打破西方经典不可读懂的神话。这难道不是建立中国人自信心的具体工作吗？在今天，我们民族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时代的巨变，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逃到故纸堆里自我陶醉。但恰好就有人认为这样认真对待西方经典丧失了中国人的自信了，你看这不是颠倒了？
   
    刘苏里：这些人的“自信”，更像是要白手起家。这很像毛的遗产。毛大概是马列都不信的，只信自己。但你的基础工作，仍波及面不够广泛，是否应做进一步检讨？因为你的写作毕竟不是为了藏之深山，传诸后世的啊。
   
    邓晓芒：此书一刷三千套已几乎脱销，正在重印。这个波及面，应当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买下来，连我都要咬咬牙啊！
   
    刘苏里：真的啊，这让我这老书人吃惊！3000套，脱销！
   
    邓晓芒：我相信陈康先生的话，中国人的自信是要能够在西方人面前讲西方哲学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我自信这本书就是拿到西方也是站得住的，他们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搞懂。
   
    刘苏里：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绝大多数作品，在万圣，都卖得不错，特别有几种，比如《中西文化比较十一讲》、《文学与文化三论》等等。
    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在我最近的一篇评书小文中也说到了——这样的讲法，恐怕在西方也少见呢。
   
    邓晓芒：我相信我的一些书如果有人翻译成外文，都会让西方人吃惊的。有好几次国际会议我用德文写的论文都在德国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我现在没有时间专门来做这种事，我还有大量更重要的事情，这一辈子的任务够我忙的了。
   
    刘苏里：你认为，除了经典解读，你有了自己对哲学的独到体会与见解了么？我相信你说的，结合中国本土问题的思考，一定会有真正的创见。
   
    邓晓芒：当然有，我一直想写一本直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书，也可以说一直在做一种准备。其实很多思想已经在解读中透露出来了，只是没有加以整理而已。
   
    刘苏里：我常常读到有见地和创见的段落或句子。能否在此简略叙述你的创见，以飨小报读者？我先替他们谢你！
   
    邓晓芒：一个是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另一个是结合全球化的视野，站在普遍人性的高度来锻造自己的思想。什么是中国特色？这才是中国特色！
    海德格尔说，一切哲学都只讨论同一个问题。我的哲学也不例外，你不必指望我说出什么与所有人都不同的怪论来。但我自信可以把同一个问题推进一点，搞得更深一点。
    我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自否定哲学”，也可以说是自由的哲学，创造哲学，主体性哲学，等等，这些都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我有自己的阐发。
    这种哲学在当代西方遭到后现代主义的痛批，但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从前的这类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都还没有到位，所以不能抵御反对意见。只有把它与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加以深化，才有希望使主体性哲学焕发青春。
   
    刘苏里：后现代主义，至少在中国，是有些可笑。有人把它神神秘秘地说成是什么知识转型。
   
    邓晓芒：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诠释基本上都是误解，因为这些诠释者都没有古典哲学的根基，所以要攻破他们是很容易的，只要指出他们对哲学史的无知就行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必然延伸。
    但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走投无路了，最近十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大师，这是西方思想的没落。他们有见识的学者纷纷转向西方经典的重读。
    我预计西方将有一个古典复兴，那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大师。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机会。
   
    刘苏里：可有些后现代“大师”，还在那里精致地引用、“发明”各种修辞，忙着为当权者涂脂抹粉。
   
    邓晓芒：我几乎已经没有兴趣与他们较劲了，这些人的政客嘴脸太明显了。
   
    刘苏里：你对他们的定位多准啊！生的不是政客的胚子，却想玩政客的把戏，脚踩两只船，不用别人，到头来是自己把自己打翻在地。
   
    邓晓芒：他们在理论上其实根本用不着去驳，政治形势一变，他们自己就会迅速转向，或者就失去任何影响力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借助于某种非学术的力量赶风潮，风向一转，他们就得马上转。我预计，中国的前途决不在他们这些人手中。
   
    刘苏里：谢谢晓芒兄，今天耽搁你那么多时间。
   
    邓晓芒：好，今天聊得很愉快，再见！
   
    刘苏里：再次感谢，再见！
   
    原载《soho小报》2010年第九期《回到常识》

一个把自己导师的成果都据为己有的人还谈什么人性，道德，批判，……哲学家的角色绝不是用自己独断的观点来影响别人，充当救世主，其实只是狗屎纳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