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著名学者朱学勤在《南方都市报》就“汶川大地震”发表感言，抛出所谓的“天谴论”，一时成为“国骂”的轰炸对象；无独有偶，在今天的日本地震中，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国殇时刻，也抛出所谓的“天谴论”，也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仔细体味朱学勤的“感言”，我发现，朱学勤要表达的观点不过是“既像天谴又不像天谴”，把锋利矛头直接指向权力制度，如果排除翻译失误，我发现，石原慎太郎跟朱学勤不太一样，他没有玩语言游戏，直接说是天谴，并且把矛头指向个体私欲，几乎是所有的日本人。

可以说，朱学勤和石原慎太郎只不过是想利用“天谴论”来表达一种敬畏之心，问题是，有的集团或个人，他们正处于强势或迷失之中，他们对很多东西往往丧失敬畏之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学勤和石原慎太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了自己对权力或私欲的另一种理解，这是值得尊重的地方。

“天谴”一词出自于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圣主贤君尚乐受忠臣之谏，而况受天谴也。”后来《新唐书·韩思彦传》也有言：“后太白昼见，劝帝修德答天谴。”可见，天谴一开始就具有“上天谴责”之意，连九五至尊的“天子”也不敢怠慢，需修德答之。也可见，人间的最高权力者尚有某种敬畏之心。

而后，清代的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谈献二·王公家书》说：“既逆隆旨，干天谴，士之处此，当以忠智相兼。”此处的“天谴”就明显篡改了上天，变成了“天子谴责”，语义进一步缩小，成为了专制美容的高级护理。所以，威武堂皇的“天谴论”首先是作用于皇帝（制度），然后才作用于平民(个体)，之后就慢慢成为了一种道德劝诫，俨然封建道德体系的最佳主角。在唯物主义尚未深入民心的社会里，我没有理由不为这个虚拟的道德主角报以热烈的掌声。

随着唯物主义在中国深入人心，唯物彻底战胜了唯心，大部分中国人也不再有丝毫敬畏之心，“天谴论”也因此几乎丧失掉一切道德市场，人们开始变得异常自信，“人定胜天”和“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信念主宰着一个又一个时代。更可悲的是，“天谴论”如今不但没有了道德市场，反而成为了封建迷信、愚昧顽固的代名词。试做一个社会调查，你相信天谴吗？你相信某人做了坏事会遭天谴吗？你得到的答案可能大多数就是：开玩笑，我是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自有无神论的自由，但有神论者也应该自有有神论的自由，这才叫真正的文化自由，若以此自由诋毁彼自由，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有神论者不相信“神秘的力量”，从而不相信“天谴”自然情有可原，但有神论者相信“神秘的力量”而相信“天谴”也无可菲薄。

问题是，许多遇难者本来都是无辜的，你偏要说他们是“天谴”，好像他们之前就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现在就是报应，所以有伤感情。持这一逻辑的反天谴论者自有其情理，但如果天谴论者认为人人生而有罪，不能赎罪者必遭天谴呢？显然，天谴论也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认为，请不要将天谴与伤天害理看作必然的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表达这样一种告诫：人类要有敬畏之心，要敢于正视自己的人性弱点，不要狂妄到只有权力，也不要无知到只有私欲。我想，这也许就是朱学勤和石原慎太郎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思。

因此，我认为，需要对他们的“天谴论”保留适当的尊重，他们说出了触犯众怒的话语，成为了众矢之的，犹如过街老鼠，但是我又想，我是否应该理性一点，冷静思考人性的弱点所在，他们是否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世界的真相？没有敬畏之心，人类将是一场灾难。

此文无意为“地震天谴论”辩解，但有意质疑某些人的无知和狂妄：在权力泛滥或私欲膨胀面前，你还有敬畏之心吗？你还会想起举头三尺有神明吗？你还相信天谴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