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学教师待遇差不差  刘崇顺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关于高校教师的待遇“太差了”的言论，引发了媒体网上的一番争议。我的一篇短文《大学教师的待遇“差”还是“不差”》发表后，有网友质问我：大学教师的待遇到底“差”还是“不差”？意思是我的文章观点不够鲜明，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

    其实，我的观点很明确，我赞成李培根校长的意见。有人质疑李培根校长的说法，根据是，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在各种职业中算是不错的了。要说待遇差，那还轮不到大学教师。例如，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大学教师的待遇要“好得多”。

   然而，这样比较，显然会把问题搅得更加混乱。如果拿大学教师与下岗职工比，大学教师的待遇愈加“好得多”。相信不会有人把国家领导人或一个省长与中小学教师或下岗职工相比，为什么大学教师就可以这样比？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待遇或工资收入上即令有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体现了职责要求、就业成本等方面的差异。何况，近年来，基础教育即小学初中教师的待遇有所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与大学教师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相比之下，高中以上教师的待遇并无实质性的改善举措，因而显得更加突出。在改善基础教育教师待遇的基础上，全面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实际上代表了广大教师的共同呼声。

    无疑，收入低，待遇差，并不能成为教师丢弃职业操守的理由。但这是就教师而言的。这和国家政策以及政策导向是两回事，不应混为一谈。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不久前在洛杉矶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他发现许多中国同事要为家务、住房、子女操心，不像美国的科学家可以无牵挂地搞研究。他认为，如果中国一流大学教授的薪水能增加10倍，他们将会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那时中国出现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的几率就相当大。

有人说不能跟发达国家比，如果硬要比，不妨纵向比比，自己跟自己比，总可以吧。比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可以比比建国初期，也就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看那时的教授与现在的教授，待遇究竟如何。

    20年代胡适在北大任教，当时的胡适是教授头衔，每月400块大洋，而社会的平均收入只有8块大洋。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万元。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左右，约合2000年4.5万元，也就是年收入超过2000年的50万元。当时的物价波动不大，1角7分可买1斤上等黄酒；1元钱可买8斤猪肉；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梁红”肥大螃蟹，且伺候十分周到；可吃一汤三菜的西餐（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2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年租8元可得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如果又说那是旧中国，那就比比新中国。文革前，一级教授的工资300多元，超过省长，可以达到或接近国家领导人的水平。

    说到底，这里说的还是一个合理分配问题。收入低，待遇差，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不只是大学教师，其他职业，例如医生、科研人员，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相比于教师拥有的“捞外快”途径，其他一些职业在遭遇低工资逼迫时，所可能寻找到的出路和办法，或许更加逼仄。

比较，总会有可比性的局限，但消费、物价、通货膨胀可资作为共同的参照系，各行各业都可以其作为参照系加以比较，看看工资待遇究竟如何。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虽不高，但消费也低，物价水平低；时下百姓收入虽然有增长，但远远跟不上消费和物价水平的节节攀升。就连曾经令人尊敬和羡慕的大学教师，其收入水平看似还算体面，实际上是靠工资以外“捞外快”加以弥补的。他们同样面临着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就此而言，不合理收入分配现状下的低工资，损害玷污的实际上不仅是某一个行业的“崇高和神圣”，更是几乎所有社会正当行业及其从业者的“崇高和神圣”。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指出的，“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只不过，被学生亲切称为“根叔”的李培根教授，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角色所系，职责所在，他只能就大学教师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