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改造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 约瑟夫, 委员会

编者按： 　　3月18日，2010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在京揭晓。该奖项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发起，为了推动中国学界在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而设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从过去的封闭体系转变为开放体系，新的形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浦山奖是中国世界经济学领域的最高奖项。 　　目前，浦山奖评奖委员会荣誉主席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教授，评奖委员会由7位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组成，他们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教授、英国杜伦大学张志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杜厚文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 　　2010年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的获奖者和获奖论文为，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王泽填、姚洋：《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在此次颁奖论坛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蒂格利茨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第一财经日报》为此次论坛战略支持媒体。 　　“看不见的手”经常“看不见” 　　250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向世界阐释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理论，它描述了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里，个体出于自私目的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该理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改变了欧洲，甚至是全世界。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斯密是非常严谨的，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有效市场的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旦我们不考虑这些条件，那么这座建立在“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大厦就将倾覆。不幸的是，许多来学习该理论的后来者并没有理解斯密的思想。我们将这些可能发生的现象称为“市场失灵”。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它们有局限性，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性。 　　比如竞争。微软就是一个垄断的例子，还有其他一些例子，需要全世界的反垄断机构采取措施保证它们不会导致不正常行为，比如提价、妨碍发展和效率等问题。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是信息不完备的问题以及不完全风险市场问题，这种情况总是发生。我和我的同事共同解释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常是“看不见的”，是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市场是无效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忽视了或者说忘记了这些重要的教训。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模型假设信息是充分的，根据这些假设，市场总是有效运行的。 　　所以，现代宏观经济学对2008年至今这一场全球大危机预测的失败，至少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而这本是最近75年里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对科学来说，包括经济科学，最终考验它们的就是预测能力。面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每个人都希望它能提前预测出来，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它根本就没有预测此次危机的能力。 　　比它没有预测出危机更严重的问题是，根据它的理论，根本就不应该有危机发生，因为市场是有效的，既然市场有效运行，就不会有泡沫产生，如果没有泡沫，就谈不上泡沫破裂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所有这些导致此次危机的逻辑环节在这些宏观经济学理论那里都不会发生。 　　我们已经发现，这些作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模型有重大缺陷。比无法预测危机更糟糕的是，即使危机已经发生了，泡沫已经破灭了，一些固守于那些理论模型的人，包括美联储主席，还在说：别担心，问题已经控制住了；次贷是有些问题，但还不至于影响经济全局。但他又错了。他的论断是建立在他熟悉的模型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模型根本就是错的——无论是经济假设还是数学结构上都是错的。如果你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一些错误的模型，那么政策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改造经济学研究 　　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有些共识是错误的。比如经济危机前，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认为，把通胀保持在比较低的稳定的水平上会促进经济稳定和繁荣。但这是错误的。 　　美国的通胀就是稳定地处于低水平上，格林斯潘就曾以将美国的通胀稳定维持在低水平上引以为豪。但其实并不是美国把它的通胀维持在低水平，而是中国帮助它这么做的。中国汇率稳定，出口产品价格低廉，使得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格林斯潘把美国的低通胀归功于自己，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功劳。而且，尽管美国有很低的通胀，但还是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余波至今未退。 　　有人说不要考虑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不会有效，货币政策才是我们应该倚仗的工具。但是很显然，货币政策是没有效果的。这是凯恩斯说的。他说：像这种严重的危机导致的深度衰退，货币政策是不会起作用的。确实也没起什么作用。 　　另一个错误的共识是所谓的市场自我监管。在金融市场崩溃后，格林斯潘面对国会作证时说，他对此很吃惊。和格林斯潘一样，世界上许多央行行长们倡导自我监管，即市场参与各方可以监管它们自己。在一次演讲中，格林斯潘说，市场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对于市场的崩溃，他感到很吃惊。 　　我很吃惊他居然感到吃惊！我学的经济学教给我激励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我们看看金融行业的激励机制，我们就会明白它们的激励机制是鼓励短视的过度冒险行为。要是它们自我监管可以表现良好的话，我们就要重写我们的教科书了。 　　这引出了关于激励的另外一个问题，企业治理。而企业治理的内容根本就不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模型去掉了银行、银行家、企业治理——它们去除了所有重要的因素，包括风险市场和信息。金融市场的功能涉及的就是风险、信息、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现在的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它创造了风险，错配了资本。这是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 　　这些因素被排除在当今世界大部分经济体制定政策所依据的模型之外。在这些模型中，市场总是有效率的，但我们现在知道并不是这样。不光是这些模型导致了产生危机的错误政策，而且当危机发生时，这些模型也没有起多大的帮助作用来抑制危机的影响，它们无法给**决策者们理论框架帮助他们对危机做出反应。这些模型没有把一些重要的因素，如银行和信贷，包括进去。这次危机是一场银行业的危机，但因为这些模型没有包括诸如银行和信贷等因素，它们对解决问题无能为力。现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银行的问题，如何重组银行业，如何注资，如何让它们回归它们的原始功能，就是给中小企业贷款。而在泡沫2007年破灭至今，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仍然不足，美国失业率仍然很高。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宏观经济模型无法给出任何有益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要恢复经济的活力，同时要改造我们的经济学研究。 　　需要重新定义经济学原则 　　以上我尽量解释了在过去20年风光无限的传统宏观经济学存在的重大缺陷。好消息是，尽管有这些不足，我们未来提高宏观经济学的科学性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已经具备了。我们对宏观经济学、银行、金融等领域涉猎已久，但我们必须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这一重大任务未来数年可望有所进展，有一批国际经济学家正在做这样的事情，像索罗斯先生在英国引领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它得到了各方面的资金支持，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Paul Volcker）也帮助它筹款。我在同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局长特纳（Adair Turner）会谈时，他也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同意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它们将全球经济金融带入了深渊，因此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 　　我们其实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监管就是其中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之一。正如我此前所说的，监管很重要，但监管问题还没有解决。去年夏天美国通过了Dodd-Frank法案，这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当然法案也有很多缺陷，假设过多。 　　对全球金融稳定来说，更根本的问题是，银行太大以至无法正常倒闭以及相互关联度太深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意味着，银行可以追求风险，如果成功了，风险带来的好处都是银行的，银行把收益都放到了它们的口袋里；但万一你失败了，有纳税人给你埋单。我把它称为“备用资本主义”（Ersatz Capitalism），也就是说，把收益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市场经济体中，在任何我们能设计出的经济体中都会发生。这也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故事。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激励机制仍然存在。这样的经济体是不稳定的。银行规模太大不正常倒闭，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但在政治上是非常复杂的。 　　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时代，因为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实际上，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对这些领域一无所知。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掌握的许多知识，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实际上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个质疑的时代，是鼓励研究的时代，我们确实需要重新认识许多原则，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原则，经济增长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并且增长的成果应该由更广泛的人群分享。 　　（演讲原题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失败》，现题系编者所加。翻译：辛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