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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09

《数字经济时代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转型》

蔡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要想健康前行,必然要有一些充分的考虑。我想从宏观一点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数字经济主要含义还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来推动一个新的产业形态发展,同时也把这种技术应用到几乎所有产业中。从定义上就已注定它是一个融合的产业发展方向,而非一个完全新生的产业。事实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向来看,一二三产业都有数字化需求。基于此,数字经济是无所不覆盖的。

数字经济是应用新技术的一个主要领域。从工业革命开始,人们谈技术进步对产业的影响,就有一个说法——新技术在破坏旧岗位的同时,也创造更多新岗位。这话到今天还在说,但多数人不太信服。为什么?不是说它破坏了旧产业不创造新岗位,而是有这么几条原因:

第一 ,新技术毁掉的岗位与创造的岗位所需的工人不是同一批人。

用新技术意味着用资本替代了劳动,新技术的应用会有新的人才需求,所以破坏掉一些岗位自然也会创造一些新岗位。但是取代、毁掉的这些岗位和新技术创造的岗位,所要求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和技能的人群。所以尽管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岗位,但丢掉岗位的人未必能进入新岗位。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失业或者就业不足的问题。

第二,破坏的岗位数量上少于新创岗位。新创造的岗位质量可能更高,但在数量上不一定多于被破坏的岗位。

第三,转岗后工作比以前质量低待遇差。通常人们在转岗以后,往往发现他们的待遇和就业质量降低了。也有人会得到提高,但多数情况下是比以前要差。

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实际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就业难点,这也是为什么要讨论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让新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以及能够让那些被替代掉的工人重新找到更好的岗位。

01

先看数字经济和就业岗位是什么关系。我主要提供一些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也有一点理论思考。

首先,数字经济和所有新技术带来的产业变革具有一个共同点,首先要破坏掉一些旧岗位才能创造出一些新岗位,这个叫创造性破坏,破坏掉了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数字经济、数字产业也如此,它用自身替代一些传统产业、旧岗位。同时,当把产业数字化,也就是把数字经济的一些主要理念、技术和组织方式,应用到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时,数字化技术就作为一个人力资本含量更高、物质资本含量更高的生产方式,替代原来的普通的非熟练的劳动,因此替代岗位是必然的。

假设我们人力资本是涌流般的充足,这时候创造更多的对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的就业岗位,大家会从旧岗位中退出再进入新岗位。但事实上目前城市农民工比重已经占到40%左右。这群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受教育程度明显得到了提高。但按照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来看,初中毕业的还占55%,是绝大部分,还有极少数甚至达不到初中。真正到高中、大专的只有20%多。

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新的岗位必须兼顾到这些人的人力资本如何和新的岗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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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 16:27:34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理论问题,最近经济学界比较热衷于讨论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或者是“索洛悖论”,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只有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个时代处处可以看到电脑,唯独在生产率的统计中看不到”。经济学家发现,在技术大幅进步的同时,生产率并没有得到提高,为什么?

我们先理解一个道理——生产率是工资增长的基础,没有生产率进步,意味着收入不能增长。任何收入的上涨如果不能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就不可持续。那么在应用技术时,第一是不是提高了生产率,第二生产率是不是通过收入上涨得到了分享,这最终决定了科技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是不是健康。

假设经济是由两个部门组成的,这是一个高度假设:一个高生产率部门,叫做数字经济,也许原来还没完全数字化,但它是生产率原来就比较高的,比如制造业;还有一个低生产率部门,比如服务业,特别是传统的服务业。

假设最初情况下,它们各有一百个劳动力。但是高生产率的部门产值是10000元,低生产率部门是1000元,用产值除于劳动力数量可以得出,高生产率部门是低生产率部门的10倍(生产率)。平均化以后,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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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 16:27:50
假设应用了数字经济,新的数字技术去改造高生产率部门,使它的生产率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索洛悖论”。假设产值不变,高生产率部门减少了80%的劳动力。此时它的生产率提高了4倍,变成了500。

低生产率部门没有应用新技术,但发生了一个新现象,它生产相同产值却必须接受更多劳动力。因为假设这个社会只有上述两个部门,从第一个部门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必然要进入第二个部门。此时,它的劳动力增加了80%,这个时候再算生产率,第一个部门是500,第二个降到了5.6。平均下来全社会生产率还是55,没有提高。

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当制造业部门被新技术应用提高了生产率,劳动力会流到生产率更低的部门,使得原来的比如服务业生产率更低。因此,劳动生产率整体没有提高,但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更大了。部门之间相应的工资差异也就更大了。我们把这个叫做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

03
两极化相应带来了:第一收入差距拉大;第二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这种现象在我国还没有明显出现,但在美国已经得到充分验证。

我们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叫做“高收入国家俱乐部”。这些国家通常有一个特点,收入差距并不大,因为国家进行了再分配。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是收入差距最大的,这也造成了美国现在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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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 16:28:11
原因是什么?美国是生产率进步最快的,以科技进步为引擎。但在提高一些部门劳动力生产率的同时,劳动力被排挤掉了。现代社会里,人力资本技能如何发展都赶不上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

因此,被替代了以后,他们的岗位没有了,只好退到生产率更低的服务业中。在麦当劳工作,工资不可能提多高,也不需要劳动生产率得到多大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永远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的确创造了更高更好的岗位,但这些人只是少数。

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增大,美国的中产阶级从70%缩减到50%,20个百分点就丢掉了。当经济上处于两极,人们的价值观就变得对立,社会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造成了美国今天的状况。它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在国内只好实行民粹主义政策,在国际上就反映为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促进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这就是以美国为例,看一些教训。

做个小结,技术进步不会自然而然创造就业。技术进步如同全球化经济增长一样,可以创造更好的岗位、做大蛋糕。但是,分好蛋糕和技术进步无关,必须专门做如何分好蛋糕的工作。

04
再看中国目前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些年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非常快,就业总体形势也很好,但隐含着一些潜在危机。

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从那以后就是负增长,意味着劳动力开始短缺,工资上涨。工资上涨本来是好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工资上涨过快也会带来比较优势的丧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逐渐弱化。

我们做了一个指数,叫做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出口货物中占比和全世界的同业占比相比,如果我们比它们强,就说明我们在制造业上有比较优势。如果小于1,比世界的同业比重还要低的话,就没有优势。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制造业比较优势就明显的高于美国(下图左),2012年达到最高峰,从那以后开始下降。

尽管我们目前显然还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这和我们的人口红利消失是直接相关的。工资成本提高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自然比较优势就会弱化。相应的我们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也就下降了(下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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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 16:28:30
实际上,我们制造业占GDP比重在2006年到达36.3%,目前已经降到27%,接近10个百分点的降幅,也就是说制造业在弱化。

制造业弱化会产生一个很大问题,当企业遇到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情况,在招不到工人、工人工资太高时,企业家最主要的做法之一就是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多投入一些资本购买一些设备,减少劳动力的供应。

过去这些年,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还是继续提高的,虽然速度慢(如下图);固定资产投资(假设就是资本深化)也是上涨的;同期就业(单位就业,不算灵活就业人员)有明显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现在我们用更多的资本和机器,用更少的人。

它可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阻止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没有真正提高竞争力,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在此情况下,我们最关心的是造成了就业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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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9 16:28:47
制造业资本深化:在比较优势弱化情况下,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减少就业倾向;图中可明显看到就业增长与投资、增加值的增长不同步;制造业转岗者和新成长劳动力向何处去?

05
就业减少,人总要有一些去处,去哪儿了?

我们看三次产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长期下降,这是一个必然规律,任何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都是逐年下降的。同时,我们的第二产业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增速就已经没那么快了,在过去的10来年里,它是绝对下降的。减少的这些人,他们去哪儿了呢?

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回到农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报酬也太低,因此大部分到了第三产业。当然不是去金融机构当业务员或者首席经济学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去了服务业,生活服务业,也就是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服务业中。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量是急剧增长的,农业是下降的,制造业也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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