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为了庆祝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打击盗版和侵犯知识产权（IPR）的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功，中国**在全国六个城市集中销毁了大量盗版制品和假冒伪劣商品。520万本图书、DVD和其它假冒伪劣商品化为灰烬。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1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此次活动之前的三个月内，全国执法部门收缴了超过600万件此类商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00多人，罚款金额超过51.2万美金。
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给安与恩律师事务所（Anderson & Anderson）的知识产权律师包恒（David Buxbaum）留下深刻印象。这位自1972年起就在广州工作的律师是那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冰访华之旅后第一位被允许在中国执业的美国律师。他“不那么确定”这次从去年11月开始专项行动和类似的**项目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坐在他位于中国制造业和出口业心脏地带广州的办公室，包恒把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状况称为“急速扩散的瘟疫”，只有对行政和法律系统进行重大调整才能根除这一顽疾。
“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包恒说。“每个人都买得起正版光盘和电影，但是你就是找不到正版碟。所有光盘都是盗版的。”虽然在全国95个知识产权法庭中，涉及商标、专利、不公平竞争等案件的数量都在上升——据网上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CIELA.cn统计，自2006年起，共有13000件此类案件——但“考虑到知识产权侵权在中国的严重程度”，这只是个很小的数字，他表示。“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杜绝盗版，以中国**强大的执行能力，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律师都像包恒这样持怀疑态度，但是的确有很多人对一些问题表示了担忧，从计算机黑客到盗版商品，甚至高端的工业间谍。这些问题在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盗版商品为例，根据欧盟的数据，2009年在27个欧盟国家所查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中，有64％来自中国，比2008年上升了10％。在缴获的1亿1800万件物品中，服装的比例最高，但是也有其它各类商品，包括药品、家用电器、香烟、还有CD和DVD。
但是形势会变得更糟吗？在某些领域内，外国企业要想赢得中国**的批准在国内投资，他们必须同意向中国的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这让他们感到恼怒。中国最近提出的要在2050年前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本土创新计划也充满争议。它鼓励一些行业的中国企业研究和仿制进口的技术，这样他们就能在产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在费城举办的沃顿中国商业大会中发言的德勤（Deloitte）公司合伙人钟静娴（Lilly Chung）指出，这一计划旨在提高包括新能源和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七个高科技行业的“产品附加值”，让这些行业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提高到2015年的8％，2020年要提高至15％。“这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是巨大的。我认为**的领导层明白，技术将会推动中国的下一轮发展。”
但是，“在很多国际性科技企业看来，这是一个技术盗窃计划，而且规模之大，未曾有之，” 安可公司（APCO Worldwide）的高级顾问，中国问题专家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去年由美国商会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一张产业政策的网络”。
让很多知识产权专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跨国公司对这些威胁的反应。尽管对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有很多讨论，但专家认为很多企业层面的预防措施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最大的障碍是很多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做不了什么，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罗思知识产权事务所（Rouse Partners）在广州的律师贝仲明（Chris Bailey）说。他回忆起一次让他惊诧的经历。当时他前往拜访一个知名的跨国大型软饮料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室，发现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但落伍，而且经费不足，“我们只有非常基础、低成本的行政人员在处理相关事务，根本无法向法院提出刑事甚至行政诉讼。这家公司的母公司也许在本国市场的知识产权管理方面非常活跃，也许在重要的市场也是如此，但是它没有把这部分的经验带来中国。”
逐利而行
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在中国非常猖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于是很多跨国企业认为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役。“你永远也不可能赢，你只能做好管理，”耐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唐纳德·布莱尔（Donald Blair）在沃顿中国商业大会做主题发言时指出。“很不幸的是，我只能半开玩笑地说，因为你的品牌足够火，你才会有假冒商品的问题。”
在中国，耐克的品牌的确够火。这位首席财务官表示，耐克是中国市场的领头羊，在5月31日结束的财年内，它在大中华区的年销售额超过17亿美元，并且有望实现其于2015年前销售业绩翻倍的目标。
实现这一增长的关键是其在国内将近两百家代工工厂。“和我们工厂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能帮助我们管理假货问题，”他说。“很不幸的是，生产一个看起来像耐克的产品并不难。但是要生产一个能起到耐克作用的产品却很难。如果你把真货和假货做比较，你就能看出差别来。冒牌货很重，它也许在外形上很相似，但和真货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中国市场对于耐克来说并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它也是创新的来源。“在过去几年内，不少产品的研发，甚至创新是在中国完成的，”布莱尔说。“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发明了一些新的想法和产品，比如一种制造非常耐用运动鞋的技术，它非常适合在中国很普遍的室外硬地上打篮球。这一创新后来也用于全球其它市场，推动新的创新。”
高昂的成本
这对很多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来说是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在风险咨询公司Kroll在香港的副执行董事尼古拉斯·布兰克(Nicholas Blank)看来，知识产权侵犯和假冒产品还是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不是在说什么欺诈问题，而是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几千万美元损失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它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士气，并且这些事情需要对监管部门进行披露。
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耐克的布莱尔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损失是当今商业运营中不可避免的成本。“人们想把研发部门锁在一个小屋子里，但是那其实并不可行，”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在你经营的过程中，总是有一部分知识产权不可避免地会走出门去。关键是找到那些大的漏洞并且进行弥补。”
一个简单明了的做法是对应聘者进行背景调查，虽然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在中国受到局限。“在中国，企业档案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动辄就几百页。但是要对一个人进行犯罪记录调查却无法做到，”布兰克说。“很多调查需要走出去，和人进行交流，”来帮助公司避免雇佣那些被布兰克称为“寄生虫”的人，即每两到三年就因为犯下欺诈行为而跳槽的高层经理人。
“对于企业来说，一旦你失去了一个商业机密，你就输掉了整场战役，”他说。“一位调查员可以了解事情经过，你也可以看到它所造成的损失。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中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