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进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工业化开始后，随着公有制经济统治地位的确立和五年计划的推行，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和决定。如1926年的改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决定，1927年的《国营工业托拉斯条例》，1929年的《关于整顿生产管理和建立一长制的措施》和《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议》，1934年的《关于苏维埃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组织措施》决议，1938年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条例》等。这些决议、决定和条例，虽然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管理问题而制定的，但加强国家集中的计划管理是它们共同的核心思想，从而逐渐形成和加强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苏联的上述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从客观条件来说，苏联长期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面临时刻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危险。这种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苏联不能不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每个时期最紧迫的任务，不能不以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虑加速发展具有军事意义的重工业，不能不加强中央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和管理；从主观原因来说，对苏联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苏联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上认识不清，犯有急性病，不顾生产力状况强制性地改变生产关系，过早地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企图超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阶段，径直地跨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不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而且认为商品经济也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把消灭商品经济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途径。这种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和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观念是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源。
应该肯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推动苏联国有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实现、对抵制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实现自力更生,特别是卫国战争的胜利，都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带来的经济生活的高度国家化，资产的高度国有化，管理权限的集中化，管理方法的行政化，资源配置的调拨化，产品分配的无偿化，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必然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失衡，扼制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形成一种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人民群众的择业自由、劳动积极性和物质文化生活都受到了严重限制和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