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农民·共产党 社会博弈论分析.
【作　者】何高潮
【丛书名】社会与思想丛书
【形态项】 294页 ; 21cm
【读秀号】000002058707
【出版项】 牛津大学出版社 , 1997
【ISBN号】 0-19-586586-3 / D663
【原书定价】 CNY52.54
【主题词】阶层(学科: 分析 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社会结构(学科: 分析 地点: 中国 年代: 现代)
【参考文献格式】何高潮. 地主·农民·共产党 社会博弈论分析.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只能找到这么多内容了，
页2。任何一种政策定义，都创造了一种新的限制和机会，引导出某些不尽人意的行为，使政策的修订成为必要。共产党、农民和地主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关系就是最典型的事例。给定这三种行为主体的力量是不平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共产党强调斗争时，农民运动就容易过火，使得共产党有必要去修订政策，改为强调妥协；但当共产党强调妥协时，地主又容易利用其传统的力量优势去整治农民，使共产党有必要去重新强调斗争。所以，从策略互动的观点看来，革命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如何通过政策定义去避免左右摇摆，而是如何有意识的把这种摇摆变化纳入到策略的整体规划中，去引导人们的特定行为，以达到既能动员农民，又能弱化地主的反抗这样一种境界。（在共产党不断动员的过程中，地主和农民之前的关系或一如既往，或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共产党试图找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间隙鸿沟并试图将其控制在可利用的范围内作为政策浮动的标竿。）
　　
　　地主信息的不可知表现之一是博弈规则除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之外几乎完全由共产党给定。而双减初期的共产党普遍政策持续不算长久。
　　
　　页11。减租减息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对中共在农村运动中的作用作更加细致的分析。因为任何简单化的说法，诸如“群众利益代表”或“暴力强迫”等等，都只是强调了历史过程的或主或从的某一方面。而其内在关系，却往往被忽略了。难处在于中共的行为选择是在一定的政治承诺下，在与农民和地主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制定的。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忽略对策略互动的分析以及缺少分析策略互动的必要理论工具，大多数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在扮演历史裁判员、历史评论员和历史故事员的角色。他们往往不能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提供构造性、开放性的分析和解释。
　　
　　页101。借助博弈论模型的帮助，我们在本章着重分析了中共、农民、地主之间的策略互动关系。在根据地内，农民在政治上依赖于中共。我们把这种依赖关系具体化为这样一种情形：农民只有在看到中共诚心诚意的站在他们一边、全力以赴的支持他们从地主手中争取更多实际利益时（也就是中共对地主提“激进要求”时），他们才会被真正动员起来。否则，农民就会继续那种理性的无奈，因为担心斗不过地主而保持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但是，一旦农民被发动起来，他们就有一种冲破一切政策界限、与地主发生冲突的倾向。如果中共进一步对地主的抵制加以惩罚，那就会对农民运动的激进化势头推波助澜，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白热化；如果中共有意识的调整政策，对农民运动加以引导，对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加以调和，农民的这种激进化势头就会被控制住。但中共在强调调和的时候，一不小心又很容易引发出地主对农民的反扑，导致农民运动的低沉！上述关于农民政治依赖性的分析，使我们讨论中共和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在此过程中，地主的主动性不低于共产党，如果考虑非地主中对共产党亦不热心的农民，那么问题就会复杂的多，土改时的困难即在于此。
　　贯串全书的是一个理性假设，无法解释动员中的情感激励，虽然分析结果上并不造成多大变动，但分析忽视了这一点。
　　地主。农民、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的三方，博弈结构的分析有可能导向片面化的倾向，虽然作者努力调和，如设置温和型和激进型两类共产党，或将共产党不同发展时期、政策成熟与否作为阶段博弈的结点，也似乎给出了一个可行的更复杂博弈的基础。但由于传统和情感的充斥，大量简化的假设只在分析时有所借鉴，并不能给出实质性的预先指导，尤其是各项信息在时人看来都不确定的情况下，分析者的信息已知假设其实是一种事后的现实事实假设）
　　
　　页226。实际上，微观行为分析并不等同于心理人格分析，虽然心理人格分析所发现的一些有见识的洞识可以帮助建立好的微观行为分析。微观行为分析最终要的特点是要强调对具体行为机制的分析。也就是说，从关于行为者对可能出现的几种行为结果的“偏好”的假设出发，在他与别人的互动关系中，解释他为什么要在几种可能的行为中选定其中一种。这种“偏好”的假设性、行为的互动性、选择的多样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是微观行为分析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