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国投资者设置新的障碍，包括加大了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审查力度，并拟针对外资进入银行、零售以及制造业等一系列领域推出限制性规定。

北京并非是在一股排外浪潮的推动下采取上述行动的，这不是美国1999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事态的重演。中国政府此举的背后动机是要帮助中国企业拓展生存空间，以及防止贫富分化等国内问题出现恶化。

中国领导人坚持说，作为多年来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并未对外来投资关上大门。不过，由于这些新的限制性规定是伴随着中国一系列更为广泛的政策变革而推出，并非仅仅是为了惩罚某些外资企业的权宜之计，因此对外国公司来说，这有可能是一个更值得担忧的事态发展。

日益精明的中国本土企业正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采取行动来增强自身与海外对手竞争的实力。它们中的一些在进行海外扩张方面曾遭遇过挫折。

以长期被外商在华合资企业主导的中国汽车制造业为例，政府今年3月份时表示，除非这些合资企业能在创建本土品牌、支持国内研发等方面达到一些要求，否则政府将不再批准它们扩大产能。而究竟是哪些要求政府却一直语嫣不详。

这一政策对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Shanghai Automotive Industry Corp.)等企业应是利好消息，这家公司早就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 AG)建有合资企业，但它现在表示，希望生产自有品牌轿车，并能与国际知名品牌争夺国内轿车市场。

律师事务所DLA Piper Rudnick Gray Cary驻上海的律师Henry Wang说：“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它们在动用一切手段维护自身地位方面也变得越发老练。它们正同时求助于媒体和政府的力量。”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拟针对外国大型连锁商业机构的在华扩张推出限制性规定，据知情人士说，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零售商们大力游说的结果。这一规定如获通过，有可能使沃尔玛(Wal-Mart Stores Inc.)和家乐福(Carrefour SA)等外资企业处于不利境地。而政府今年7月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则有可能加大外资公司在华经营互联网企业的难度。从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8月份散发的规定草案看，外资银行在华增加零售业务分支机构可能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外资企业目前在中国市场享有的经营自由度是很少有哪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比拟的。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已经有系统地废除了许多阻碍外资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障碍。中国目前大约有2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从递送包裹、制造汽车到出售牙刷，这些企业在中国几乎无所不为。不过，虽然中国新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数目可观，目前每年达600多亿美元，但过去两年中外商投资的流入势头已经见顶，除非出现新的重大商机，否则外商直接投资额不大可能再有进一步的增长。

在当前这个微妙时刻，中国政府近几个月来表现出来的内向倾向不禁使人对中国的开放政策产生了质疑。人们日益担心，一旦中国在今年年底履行完了它对WTO的大多数承诺，中国政府推进市场开放改革的步伐有可能显着放慢，甚至会完全停止。

美国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雷文凯(Frank Lavin)说，中国最近要求限制外资的呼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他本月在北京对美国商界人士发表讲话时说，中国领导人可能没有进一步改革以惠及外国企业的兴趣。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本周也表示，她正在观察是否存在中国正显着转向经济国家主义的迹象。

这种情绪也对有兴趣收购中国企业的外国公司造成了新的障碍。中国轴承工业协会(China Bea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就公开反对德国舍弗勒集团(Schaeffler Group)与洛阳轴承集团(Luoyang Bearing Group)初步达成的收购协议。成为被收购对象的洛阳轴承集团是中国轴承行业的一家主要企业。今年8月，中国水泥协会(China Cement Association)要求政府对交易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外资收购国内水泥企业事件进行审查。甚至大豆加工商也迎来了艳阳天，业内游说人士今年7月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外资企业在中国这一行业的扩张。

虽然上述努力尚未取得成效，但中国的行业团体正在更加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中国政府今年6月发布文件称机械和资本设备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需要得到特别扶持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Federation)就与政府官员一同起草了具体的扶持政策。这一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条款是：要确保对这一行业内由外资主导的任何收购进行特别的审查。这一新政策已经导致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 Group)收购建筑设备生产商徐工机械(Xugong Group)的交易出现了变数，对这一交易的审批已经搁置了好几个月。

咨询企业甘维珍公司(Kamsky Associates)的董事总经理高倩倩(Elizabeth Knup)说：“人们确实感到投资机会在收缩，现在的困难比以前要大了。”甘维珍公司为外国企业投资中国提供帮助。

针对外资企业的这些监管动作相互协调得并不特别好，这表明中国政府采取的是就事论事的态度，并没有一个限制外资企业在华活动的总纲领。而且近来一直有迹象显示政府正试图遏制某些排外言论，比如说增加了那些支持经济开放政策人士的媒体曝光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的主任王志乐说：“外国公司不必担心中国会走回头路。”他说，那些要求对外国投资进行限制的呼声不代表政府的主流意见。

不过，监管政策的连续调整以及批评外资企业之声的加大恰巧发生在中国的优先发展目标正在经历一次较大转变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自2003年以来一直强调，他们希望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更具可持续性，更加依靠国内市场，并能减少对资源的消耗，与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前一届政府相比，这是一种政策转变。政府最近公布了其最新制定的五年计划，计划要求各方共同努力以确保中国企业能够真正具备21世纪的水平，如拥有自有专利和商标以及知名品牌等。

从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规定来看，他们对外商投资的要求越来越高。7月底，中国证监会发布新的上市公司收购制度，规定对上市公司的并购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本月，中国商务部颁布条例称，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并取得实际控制权，涉及重点行业、存在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因素或者导致拥有驰名商标或中华老字号的境内企业实际控制权转移的，当事人应就此向商务部进行申报。部分律师指出，该条例赋予了政府干涉交易的更多权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也在本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应该吸收国外经验，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评估外国公司收购国有企业的影响。报告指出，美国由外商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for Foreign Investment)评估外资并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可据此建议总统否决某项交易，中国也应该仿效这种做法。

分析师和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已经让本地企业开始担心它们在外商竞争下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向海外扩张的初期行动也受到了政治阻碍，并因自身的国际经验不足而受到束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低成本出口提出指责，声称这导致了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就业的大量流失，中国在很多人眼中似乎越来越难以给外资企业带来好处。

不过Thunderbird商学院驻北京的亚洲副院长琳敦(Nandani Lynton)表示，“现在完全可以对外商投资者严格一点儿。吸引外商投资已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Andrew Batson / Mei F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