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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8


斯蒂格利茨:在增长与通胀间寻找平衡

  斯蒂格利茨,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名字与许多荣誉联系在一起:1979年的克拉克奖得主,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又以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者著称。在经济学领域,斯蒂格利茨都很有建树,特别是对信息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称其学术成果“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关注对全球化的管理,被认为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他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者。

  众问:中国领导人最近公开表示,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为7%,你认为这可能吗?

  斯蒂格利茨:应该会更高一些。中国领导人是在试图传递一个信号,希望抑制当前的经济。但是,没有一个**能够以这种方式来运行经济。这就好比期待奥巴马做演讲就能令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奥巴马已经演讲过很多次了,不过效果绝对为零。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可能会大一些,但是要完全达到目的也很难。

  矫枉过正的风险太大了。如果中国今年的增长率目标是7%,但是,由于收紧货币政策,最后增长率是5%,那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同意中国领导人的观点,经济的增速肯定会慢下来,但是,具体数字会是多少难以确定。

  最好还是这样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意思:“如果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的话,这并不是失败。”

  众问:现在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稳定。中国在放慢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应当如何取舍?哪一种危害更大?

  斯蒂格利茨: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工资、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尤其是食品和能源在消费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美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就像骑自行车,只有保证一定的速度才能维持平衡。如果速度慢下来,就会出问题。中国**想把经济增速控制在7%左右,但是,如果矫枉过正,导致增速过低的话,也会出现大问题。

  众问: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胀的影响大吗?

  斯蒂格利茨:很多美国人认为汇率升值对于抑制通胀影响很大,但我觉得他们错了。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因为通胀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石油和食品价格,假如汇率变化5%,会让通胀降低5%,可是如果食品价格上涨50%,那么,即使汇率变化之后,食品通胀也只是从50%降到45%。这对于抑制通胀有些许帮助,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

  众问:那提高利率效果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如果实际利率低于通胀率,提高利率是有必要的。何况中国的实际利率为负。但是,提高利率会让某些经济问题更加糟糕,因为这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中国,以谋求高额回报。所以,应当采取不提高利率而又能抑制经济的方法,诸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土耳其就降低了利率,同时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最重要的工具。

社会公平与经济稳定

  众问: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确令人担忧呀。最近一些地方**出台了“限购令”,例如北京,就是把买房权和户籍挂钩,想据此压住需方,压住房价。

  斯蒂格利茨:户口可不是好办法。解决这事应当靠征税,不能靠户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

  众问:征税该怎么征?你有何主张?

  斯蒂格利茨:和世界上大多数缺少储蓄的国家不同,中国并不缺少储蓄。欧洲和美国由于担心储蓄不足,希望对资本收益征税较低。而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储蓄太多。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一个累进的、渐进的税制,同时要进一步改革财产税。对于资本收益和房地产征税,不仅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也能够提升经济稳定性。

  就税收政策而言,**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制定了一项根本无法推行的税收政策。对房地产征税相对容易,因为**在房地产业可以监控任何一笔交易,虽然人们也可以有办法作假,但是,终归比其他行业难得多。我的一个建议是征收小额金融交易税。由于税额不大,民众不会反对,不会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却可以增加**收入。

  众问:刚才谈到,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社会公平非常重要。在实践中,重点该放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因为在这类问题上,单纯的市场化会造成很大的社会成本,最终对效率构成负面影响。中国的教育领域明显出现了这种机会的不公平,例如,农民工的子弟被排除在城市的正规教育体系之外,这应该是**着力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应当关注就业问题。最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就是提供完全就业。长期的失业状态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需要**起作用。我担心,如果中国**过于关注通胀问题,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过高的失业率。

  还有,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市场对保险的供给往往是“失灵”的,诸如失业险、企业年金险、事故险,等等。而且,由市场提供保险还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就像其他任何大国一样,中国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特殊利益集团,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困难。美国现在近乎瘫痪的政治局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政紧缩、推迟债务重组的“金融魔术师”的说法,我认为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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