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博弈论的理解并不充足的基础上，我给予博弈论一个粗浅的概括：完全理性的个体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由于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参与博弈的所有人得到次优结果。当时还以为自己概括的不错，但回过头来看，发现这只是对博弈论其中一种均衡（纳什均衡）的粗浅概括。在纳什均衡中，博弈是一次的、静态的，设定参与者是完全理性而信息却是不完整。这些博弈规则的设定，就决定了一种产出的性态：由于每个参与者都力求争取对自己来说是最优的结果，最终造成了整体的次优结果。著名的囚徒困境就是纳什均衡的典型案例。次优结果的产出，需要几种规则来支持：A、一次静态博弈；B、信息不完全；C、完全理性。还有一个规则：D、博弈的结果是非零的，当然了，这一规则对每个人的策略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对其中一个规则进行一种改变，则博弈结果就会有不同的产出：还是完全理性个体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但博弈进程改为长期博弈。这一规则的改变，就引起博弈过程的变革：因为是理性而且是长期的，每个人都能预期到下一次博弈，乃至于下下一次博弈时对手的策略。“一报还一报”的现实结果和预期，为“制度”的实现打下了现实和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理性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通过“学习”学会给予其他参加者以利益空间，也为自己赢取下一步博弈时候的空间。长期博弈，是参与者的学习过程，这种过程中，或者通过潜移默化，或者通过心照不宣，或者通过契约的形式，建立起“制度”。“制度”是长期博弈的一种重要产出，也是一种重要因素。制度之形成，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道德原则的建立，——参与者遵守制度的要求，否则，是对既定约定的破坏。同时，长期博弈，也消解了“信息不完全”这一规则的作用，即使在不完全信息过程中，参与者也能够自信别人会按照既定的约定行事。

从纳什均衡到长期博弈，是博弈的规则的进一步调整。现在再回过头看博弈论的哲学内涵：通过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抽象，试图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模型来对人的行为进行实验——试图把社会行为抽象为实验室中的结果。这种思想方法是借助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把人抽象为“经济人”，认为人在市场中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这毕竟是哲学的抽象，“经济人”、“理性人”这些假定，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想使博弈论同社会更为贴近，需要进一步放宽博弈模型中的规则，这主要指的是“理性”问题。

现实中，人都是“不完全理性”的，人们认识能力有一定主观和客观的限度。关于这一点，西蒙的研究常常被人们所引用。由于人的A、注意力有限；B、感知能力有限；C、信息加工能力有限；D、记忆系统有限。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在原来的博弈模型中，不但要求A、参与人完全理性，而且还要求序贯理性；而且B、“假定参与人在不完全信息下知道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随机抽取状态上的客观概率分布，具有很强的计算、推理能力”；C、要求“完全理性”的每个参与人正确知道其他参与人将会如何选择。以上这些要求，都是“不完全理性”的参与者所能达致的。在此基础上，就有另一种博弈理论“进化博弈理论”，进化博弈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更有现实眼光，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强调社会对个人的选择的影响作用。——至于进化博弈理论，我了解的还不是太深入。

一点思考：杨朱之“拔一毛而不利天下，则天下大治”的观点，被梁启超所阐发，认为这和西方之个人主义相暗合，而西方之自由、民主、宪政等诸政治规则，都来自于自由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如果是真正的个人主义，也就是真正的平等主义，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促成培育出负责任的个人以及负责任的**。博弈论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参与者的自利，这一点在博弈论的规则调整中，都没有发生过根本改变。(转)